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建设
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建设今年的“两会”，除了医疗、教育、住房等耳熟能详的词汇属于会议的核心议题，农村问题也依然是会上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更是一亮点。应该说，“新农村建设”是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延续，因为归根到底，“三农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实际上，林毅夫教授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一政策建文秘114版权所有议必须到今天才能在更多的层面真正得到实现。可见，重提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一个“新”字的落实上。
此篇文章*网-帮您，12小时内解决您的文章需求“新农村建设”的“新”究竟新在何处呢？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新在城乡统筹良性互动上。若非由于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使农村进入一片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一建设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是要用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来体现出一种城乡之间的和谐。正如中国人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在“cctv中国经济讲堂”所说，农村问题并不仅仅是农村自己的问题。中国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建设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过去处在与此具有同等发展程度阶段的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比较普遍而非孤立没有事实根据的问题。我们现在农村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发展上无法与全面小康、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符合。所以必须进行“新农村建设”，通过两个反哺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社会走向和谐。
这样一来，问题和争议就出现了。有学者对“反哺”提出质疑，认为现阶段中国要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发展到同发达国家同时期一样的程度，公共资源还处于严重不足。形象地说就是中国仍处于一个制造蛋糕的过程，所以无法进行“分蛋糕”这一步。再加上中国广农村存在普遍的制度缺失现象，因此对“反哺”所得根本无法落实。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笔者认为是其误读了“反哺”之真正含义。农村与城市在中国27年改革中作了这样一番重复的对话：你背着我走一段，我再背着你走一段，客观上城市却在这一过程中远远地走在了前面。然而，20xx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客观地确立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辩证关系——农村与城市亟待共同成长，不能再由谁背着谁来前进。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作出了非常的贡献，正因如此，“反哺”在此应当是一种城市对农村的回报，而绝非施舍的关系。这就是“反哺”的题中义：没有重谁或轻谁，两者共同发展，互相支持，而且城市在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应当给予农村相应的回报以促进其赶上城市发展的脚步。
另外，针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及制度缺失，笔者认为这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数据说明一些实际情况。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当它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候有一个特殊条件，即税收占gdp的比重，或说国家财政占gdp比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反哺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在90年代时，国家的财政占gdp的比重只有不到10％，在这种比较低的财政比例情况下，由财政承担农村公共品投入等显然不现实。但到了20xx年，国家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加总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九点几接近20％，若把预算外财政打进来的话，整个财政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约30％。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占30％的时候，就开始有条件由国家财政主导来提供农村的公共品的开支。由此可见，我们不是没有反哺的能力的。
其次，公共资源的稀缺实际上影响的是资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配置的问题。只要能做到配置合理，这一稀缺性是不会阻碍城市反哺农村的。“资本下乡”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解决长期以来资本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本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由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有限的“资本下乡”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使用这一问题的确凸显出来。然而这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分布相当分散，因此要保证资金的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可通过着重搞好新村镇建设规划，有序引导人口集中居住；对人口过少、生存发展条件较差的自然村，一般不搞“村村通路”等投入较的工程，应以搬迁集中为主等途径来节约资本，另一方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发展农村各方面公共事业，以增加农民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涉及“分蛋糕”的行为。这个“分”的行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农村在得到应得的东西的基础上去分薄城市的这块“蛋糕”，而是分得本来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