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透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第2页

人道科技观，试图改变科学技术继续“异化”人的状况。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理性已经变成工具理性，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无法摆脱它的控制的。可以看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反应了那些把马克思看作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的人们和那些马克思超出这个传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也是那些认为青年马克思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和那些认为青年马克思还是陷在意识形态泥潭的人们之间的差别”[2](p220)。这种“差别”意味着，批判马克思主义承认，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而科学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差别，承认老年马克思已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飞跃。

再次，从认识论角度上讲，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仅仅注意社会容易变形的历史主义，一种要求对事件进行前后关联的解释的有机论；相反，科学马克思主义寻求反复发生的、离开前后联系的、能辨认的稳固的社会结构[2](p221)。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稳固的“社会结构”、确定而不模糊的认识方式、明晰的认识界限，相应地，他们反对“模棱两可”的价值。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经济基础和包括意识形态与国家的上层建筑，坚持前者控制后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喜欢使用“总体”概念，拒绝对社会做两分法，认为那样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他们有一种强烈追求统一的、共同的欲望，声称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理解太狭隘了。由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两种结果：进化论和灾变论。

最后，从主体和客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人这个主体在历史发展之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观是不连续的、突变的、灾变的；相反，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以客体为中心，把变化看作是一系列自然形式，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观是逐渐的、进化的和连续的，认为社会发展是“结构”自然变化的产物。可以看出，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把自然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认可科学技术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自然和人道主义文化相联系，特别是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极力批判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卢卡奇指出：“当‘科学’认为这些‘实事’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3](p55)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从“实事”出发，用纯粹数量、数和数的关系表现事物的本质，他们对事物缺乏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

二、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别，导致他们持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强调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极力倡导一种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内心精神或革命的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人们的革命意志。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同技术和武器相比，人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不必等待其他力量的成熟就应该积极采取行动。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勇敢和政治觉悟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可以不依靠对象化的历史、社会结构，而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和觉悟就能够克服自然界、历史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未来依靠的是清醒的觉悟和坚强的信仰，是能够由勇敢者铭刻在历史上的意识，批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使命在于保护革命目的和革命热情。这样，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为了实现革命目标“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而很少提及和重视任何先锋队的政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阶级应该承担何种历史使命，忽略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先具备某些客观的历史条件，最终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冒险主义或革命救世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放在与意志论的斗争上，极力贬低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革命意志，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科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养成政治上的耐心，训练和培养干部以待时机成熟，精确地估价真实历史条件，不把现实同愿望混淆起来。尤其是，他们想方设法保护他们未来在客观条件许可有更大成功机会时进行活动的能力。他们把最大的信赖放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机会和矛盾上”[2](p225)。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在于保护组织工具及其未来选择。他们为了保护手段、组织工具、先锋党，宁可放弃社会主义和革命所寻求的解放目的。这导致的政治后果便是“仪式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这就是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样，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信赖社会进化，这种进化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结构发展使然，因此，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结构解决历史问题，认为政治是一种副现象，会自动适合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说，只要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会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不需要人为的努力和牺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观念所导致的后果是：削弱了人民的革命意志，产生了一种渐进的、议会式的社会主义[2](p227)。

三、两种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蕴含着“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批判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宗旨，宣称“青年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声称这时期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理论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在他们看来，“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4](p152)，因为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5](p61)“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成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5](p67)。因此，“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5](p63)。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概要表述为理论依据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6](p412～413)科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结构出发，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把“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认为“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发展进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歪曲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客观地、公正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挖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试图克服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在抬高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同时，相应地贬低了马克思后期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科学马克思主义虽认同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但由于他们对恩格斯关于维护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错误认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上只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而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形成一种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认为这条路线脱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其实，这种认识在我国学界也存在着广阔的市场，有学者就此提出“异质性差距论”，有学者利用“差异分析”方法，从学理上试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合法化。事实上，这些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的体现，这也与西方“马克思学”在我国学界的兴起紧密相连。

“马克思学”是法国学者吕贝尔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其手法是制造“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以便达到反马克思主义和解构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极端化、夸张化，力求以此来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马克思学”似乎重新理解马克思，寻求解救西方社会发展危机之路。他们解读马克思、阐述马克思的同时深深地打上资产阶级价值或精神的烙印。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生规模庞大的学生和工人运动，西方“马克思学”得到很大发展，这一时期著述颇多，比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阿隆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费彻尔的《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等。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结，因为“冷战时代，他们紧迫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战争’的背景下官方的一种学术牵引力所致，冷战后，包括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都开始下降，势必冷落了西方‘马克思学’。如今时代已经告诉我们，西方‘马克思学’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依旧充满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时代已经到来了”[7]。国内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他们返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力图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一致，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化出来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一定的歪曲和偏离。而西方“马克思学”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极力地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大力鼓吹“两个马克思”，其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马克思主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毫无价值的，它们至少给我们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是躲到象牙塔里，进行文本解读或文献考证与解释，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时候，歪曲和偏离甚至肢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他们主要是由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不再把如何“改造世界”作为他们自身的使命，而是注重如何解释世界，他们基本上丧失了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关怀。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欧各国革命失败，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识到，要纠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缺乏和简单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的错误。为克服教条主义和消极无为的旧唯物主义的弊端，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走上了歪曲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西方“马克思学”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受官方所支持，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解构马克思主义，他们极力肢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很明确，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最终赢得胜利。但不管怎样，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后，对中国学界摆脱苏联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提出了一些研究主题，比如，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研究、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律的研究、马克思思想渊源的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与唯物史观的研究、马克思与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等[8](p45～127)，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深化与拓展了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领域，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是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他们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不再以“改造世界”为宗旨，因此，他们的理论或者是表现为改良的政治路线，或者就是为资产阶级统治进行合理性论证。当我们在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时，必须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坚定的政治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多样化；既创造理论的丰富性，又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既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又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