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政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反映出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目标扩展为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完整目标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自身工作议程的重要位置上来，学术界对和谐社会的探讨也在逐步展开。深入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建设途径，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拟从反腐倡廉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角度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不同社会组织或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助合作、和睦协调的社会状态。与和谐社会相对的是碎裂的、分化的、对立的和冲突的社会。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差别、价值观差别是一种常态，和谐社会能够实现具有不同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而非和谐社会则因人们利益和思想观念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而陷入碎裂、分化乃至失序状态。马克思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或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的表述，无疑是指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高级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标，它是一种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助合作、和睦协调为特征的新型社会。
　　廉洁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谐社会首先有赖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融洽而非尖锐对立。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融洽取决于国家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公共权力职掌者能够运用这种公共权力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廉洁政治就其本意来说是指，执掌公共权力的阶层或集团运用公共权力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维护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腐败政治则是公共权力的一种异化，执掌公共权力的阶层或集团攫取和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公共权力由天下“公器”变成了当权者集团的私有财产，可以私相授受，可以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政治腐败的盛行，可能导致三种情况的出现。一种是世界银行专家丹尼尔·考夫曼等人所称的国家捕获（StateCapture），即各级政权组织为私人大财团所俘获专门为后者服务而置其他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于不顾，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这种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领导傍大款”现象，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国家捕获”，这些傍大款的领导只知亲商爱富而忘记亲民济贫助弱，成为大款的俘虏。国家捕获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同时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对立。政治腐败的盛行还可能导致一些学者概括的“掠夺型国家”（PredatoryState）的出现，它是指公共权力执掌者靠苛捐杂税收费罚款等手段强行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而增进自身福利的行为。掠夺型国家是社会力量极度弱小而无力制约国家的产物，这种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同时靠掠夺社会财富而寄生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最后，政治腐败的盛行还可能导致“自我服务型国家”的出现，后者指公共权力执掌者直接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增进自身利益服务，诸如不顾社会公众的反应而自我加薪，自行提高公共服务价格，部门利益和行政性垄断法制化等。在腐败政治盛行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利益无人照顾，社会公共道德和法律无人愿意遵守，执政党和政府因失去了公信力而无法维持必要的秩序，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化，社会陷入碎裂、分化、冲突和失序状态，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廉洁政治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有无自由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灵敏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动态开放的社会稳定机制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党和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而腐败政治会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五项机制难以建立，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
　　腐败政治会扭曲社会流动机制，使得能力优先、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流动机制难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因为职业和收入的差异而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层级上并归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差异和社会分层具有客观合理性。随着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观念的逐步传播和普及，人们日益能够接受由于知识和能力的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