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政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2页

归属的差异，并且积极追求通过知识和能力的改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类属，社会流动机制的通畅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而腐败的猖獗则会造成社会分层结构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扭曲变形。社会分层结构劣变表现为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通过贪污腐败进入到新富阶层的行列之中，同时新富阶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这样会刺激社会产生仇富心理。更重要的是，腐败的猖獗会严重扭曲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如果权力、金钱和关系成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最重要的杠杆，那么知识和能力就会退居后位。官场、商场和学界将因此出现由既得利益集团确定而新进入者不得不遵守的游戏“潜规则”，人才竞争中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劣变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制受到严重扭曲，人们的不满情绪将逐步积聚，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疏通社会流动机制的重要条件。
　　腐败政治会扭曲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利益整合功能，使得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市场经济强调利益驱动，因此其运转过程中会出现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同时利益的差异会导致社会摩擦和冲突的加剧。这样就需要对多样化的利益加以整合和调节，避免社会因为利益的冲突和争斗而归于毁灭。执政党是利益“整合的工具”（李普塞特语），国家是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正是依靠执政党和国家居于社会之上整合和调节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社会才不至于因为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而陷于无尽的分裂和冲突之中。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履行利益整合和调节的功能，要求党政官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保持公平和效率、亲商和亲民的恰当平衡，鼓励创造活力，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对于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者给予适度补偿，对于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给予重点照顾，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原则，那么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或者说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应当以公平为原则，使社会贫富差别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而在腐败盛行的条件下，由国家进行的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将不但无法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反而会起到削弱乃至破坏社会公正的作用。腐败的党政官员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中为了索贿受贿将会有意识地向新富阶层倾斜，同时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支配权为个人或小集团发财致富服务敛财自肥，而那些无力行贿和缺乏政治影响力的阶层、集团和群体则会在这种再分配中受到冷落，尽管它们贫困无助，更加需要得到国家的照顾，其结果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对立状态。因此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必由之路。
　　腐败政治会扭曲公共财政的支出取向，使得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难以建立。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通病。市场失灵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放任自由市场竞争可能导致老弱病残和失业人口陷入生存困境，因此需要政府出面运用公共财政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并逐步提高其生活水平，同时鼓励社会各界从事慈善事业，开展扶贫济困的互助活动。只有建立起覆盖城乡、全面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使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享受到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实惠，和谐社会才会具有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腐败政治会扭曲公共财政的支出取向，导致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职能方面的失灵。腐败政治的盛行将会扭曲财政经费拨付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跑步（部）前（钱）进”、“进京送宝”的公贿大竞争会自行产生财政经费拨付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潜规则”，公贿竞争中出价最高者往往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那些公贿能力不强的老少边贫地区在跑项目、跑资金的公贿竞争中则将处于不利地位，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腐败政治的盛行也会扭曲地方财政经费的使用方向。为了追求政绩和升官，许多地方官员既要动用公款“跑官”、“买官”，又要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财政经费往往投向城市，投向经济项目，公平导向的社会事业开支、涵盖农村和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往往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由此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呼唤建设廉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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