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

文章标题：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层的时代内容和深刻的理论蕴意。从社会学的视角予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实现社会和谐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符合社会生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和谐社会”概念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它不同于传统社会中那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它的提出符合社会生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自然习俗秩序不断向人为理性规范转变，原始性人类集群被人工性社会组织所取代，多种选择的可能使生活方式变得异质多样，传统信条的粘合力也日渐离散消解，多元价值观之间既相互排斥也彼此包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社会、自然共同经历着空前巨变。
　　其一，个人从循环往复的因果命定锁链中获得解脱，在主体化进程中普遍成为行动主体和权益主体，个人化推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疏、类别划分、行动方式的殊异不同，个人丛化促成了新的集体合作形式，并使人对社会的积极建构成为可能，个人层化标示出社会不平等，个人间性表征着人在越出传统互识性狭小空间时，也遭遇了交往的区隔和理解的困境。其二，社会成为日益分化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体系，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社会开放和流动趋势的不断增强，使得对主体行动的反应、调节、制导也愈加必要，这构成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一系列技术化、符码化、计量化、标准化程式，个人被教化和社会化，成为角色人、组织人、法人、公民、国民，纳入到社会的秩序体系之中。这也是社会组织模式和秩序规范体系的现代性转型过程。其三，自然的自在平衡被打破。在旧式现代性的指向下，自然不再是人的家园，而是攫取和聚敛财富的物质来源。这导致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谐，也加剧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恶化。直至今天，我们仍在为这种盘剥自然的行动付出代价。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对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内容和性质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不复存在。社会挣脱了自然生长、徐缓进化的缰绳，在跌绊震荡中向未来疾驰。现代社会面对着种种悖谬：困境与希望同在、风险与机遇共生、毁灭与创造相互轮回。显然，对于现代社会，和谐的意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域。其次，现代性不断再生出个人的原子化、碎化与社会的一体化和整合的巨大矛盾。个人自由因而成为社会秩序的理由，社会秩序也提供了个人自由的根据。现代社会生活因这双向轨道而分离裂变、顾此失彼。正因如此，和谐社会成为一个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焦点论题。无论是古典现代性阶段的财富分配，还是现时现代性阶段的风险配置，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中心论题。它牵引着对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对立和论争，也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智慧、能力、信心和韧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能够标示出历史、实践和经验的进程。再次，现代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理路的聚汇点。孔德和马克思对社会和谐的思考，给后继者开辟了不同的探索空间。在当代，坚持正统立场的现代主义者的忧思，具有前卫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想象，以及“第二次启蒙”（U·贝克）的设想，“第三条道路”（吉登斯）的尝试，对人类“解放旨趣”（哈贝马斯）的再度疾呼，还有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在经验与理论、日常与专业、公共与学术领域的垦拓，对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理论的构建和阐扬等等，都一再说明了这一论题是社会学理路的聚汇点。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也展示了理论、逻辑和知识的轨迹。
　　可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表达，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把握了现代性至今难以化解的矛盾，也显示出社会学中的一条基本思想脉络。
　　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发展趋势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