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第2页

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参见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年版）。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只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这样，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向。
　　社会和谐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不仅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在全面总结、提升古代的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化解冲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心灵和谐的战略构想。
　　总之，新型现代性标志着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提高社会的和谐度；而旧式现代性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这是两种现代性的本质差别。社会和谐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是对新型现代性的积极回应
　　应当看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对以往的历史和知识问题的简单回复，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对现代性过程的实践和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
　　现代性过程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在西方古典现代性阶段上，前现代社会的余韵启发了西方社会思想家的一个质朴的信念，即社会有如一种生命体，通过自然的生长和进化，可以向理想社会稳步推进。但是，旧式现代性的实际过程，使个人、社会和自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大战、奴隶制、贫困、集中营、核武器、种族灭绝、文明冲突、世界的东西隔离、南北分野等等，颠覆了这种历史进步信念的脆弱基础。西方社会学也一再对这些畸形的社会事实进行审视、反思和批判。然而，迄今为止，这类思考还不足以对和谐社会的问题给出睿智的回答。这也说明，如果我们仍然依循旧式现代性的路向，以“人”和“社会”的满足为目的继续掠夺自然，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是无法弥合的。
　　马克思当年立足于西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揭露了异化社会的实质，指出“本真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变的结果，使资本具有了生命，人却丧失了尊严，并形成了恢复劳动的本真性和向人的自我状态回归的宏伟构想，阐述了人类解放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在这种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理论指向下，涌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波澜。苏联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发达的行政官僚体系的经济基础。集权、强制和压制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社会行动主体多元并立的利益格局，摧毁了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也在事实上虚化和消解了人的解放。这一模式重演了西方旧式现代性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谐。苏联的解体使我们必须弄明白和谐社会的理念究竟是什么。
　　和谐社会，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运行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说，和谐社会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现在，实践已经表明，我国经济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变迁，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我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种种问题对我们现行的政策、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构成了挑战。因此，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社会更加和谐”，也就成了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必经之途。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包含了对西方旧式现代性弊端的深刻检视，表现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势的现实预感，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伟大实践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把理论的可欲性与现实的可行性融为一体，将和谐社会纳入了可行化过程。“可行化”意味着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和谐社会的构想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应当看到，社会的风险化会形成更多的非预期性后果。这需要我们对现实中的多重事实做出权衡，提高社会结构的自我耦合、调节和矫正的能力。
　　其一，奠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依靠科学技术，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要进一步深化对旧式现代性的反省。如果任凭人的欲望的驱使，继续将自然当作手段和工具，就无法摆脱来自绿色的诅咒，也无法避免遭受来自绿色的惩罚。应当认识到，社会是人文系统和自然系统的整合体，必须以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程的一个基点。
　　其二，形成和谐社会的学习特征。今天，重构传统已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纽带不再取决于承袭。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在社会学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意味着学习型主体的普遍化，是社会行动主体（个人以及集体、社会和国家）的自我更新。这种更新将体现在主体行动意义和生活实践方面，最终将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之中。所以，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推进人的对话和沟通、共识和信任，从而使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创新资源得到扩展。学习将促成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胶着、互生，也必将构成向和谐社会趋近的实践。
　　其三，把握和谐社会的工程指向。现代性是人类型塑历史的工程。新型现代性意味着与旧式现代性不同的工程指向，要求我们对社会工程采取积极反思和能动创造的姿态，进行新的规划、设计和运作，以及社会生活的重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法律秩序的法治化、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公共化，等等。这些重建应广泛地涉及市场、婚姻、家庭、社会群体和组织，旨在修复和巩固社会团结，为和谐社会铸就坚实根基。
　　其四，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现代性是人的自我更新、自我造就、自我解放的时代，人的主体化意识和行动是现代社会工程的基本保证，也是和谐社会和新型现代性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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