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第2页
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前些年报道的数起学生起诉高校的案件中所批露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考博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而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3、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因此各个高校有权自主制定学术管理的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一些高校制定的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往往从实体上或程序上却是不合法、不合理、荒谬及不近人情的。
例如，国内有高校规定，对于毕业论文不能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者，学校只颁发结业证书，不发毕业证及学位证。但事实上，该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于是现在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这一类规定了。其中有的学校规定，在读的博士发表文章必须以本校的名义发表，以其所工作的单位名义发表的论文不在此列。甚至有的高校所作出的规定与"始作俑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一些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针？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对每学年班级成绩排名中处于末位的学生实行淘汰，而且与之相应的还规定了任课老师所出的试卷必须符合学校规定的标准，即必须有不及格的学生。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考及格就是老师的失职，将受到纪律处分。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容易发生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情况。
4、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钩。而且，职称、工资、住房、福利这些东西一旦"先占"了就会永远地占有，如果错过了往往很多机会会与错过者失之交臂。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而质量的标准就是文章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但职称评定往往有"指针"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为了争夺有限的指标，于是便出现了同评委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有人为了早一点被评上，不惜花重金去"搞定"评委。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它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方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及户籍关系死死扣住。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二、问题出现的原因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体制与思维尚未改变，高校自主管理权很难得到落实。例如高校进人有人事指针限制，进一个人很困难。而且，人进了高校，因高校控制着户口和档案，服务合同到期后想出去也极为困难。另外，高校想主动清退不合格人员因体制的限制也很困难。高校内机构的设置与动作基本等同于行政机构，"官本位"意识浓厚，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不知这位负责人以上言论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遗风。
2、一些在计划经济年代产生和实行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没有主动地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加以改革。例如当初制定北京地区高考考生低分录取的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从当时首都经济无法解决那么多青年就业的问题考虑的。如果将那么多无法安排就业的青年人放到社会上不利于首都的治安，为了首都治安的稳定，干脆让他们去读书。当然，不管是在该政策实行之初还是在今天，该政策的实行产生的结果都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当初出台该政策时人们对公平问题尚未予以重视，而且当时人人向往首都，无限地羡慕幸福地生活在首都的人们，所以让首都的人们沾点优惠全国人民都能容忍甚至能理解。而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宪法所确认的公平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开始思索该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国家对其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其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那么再出现那种各省的考生只有精英才能上北大、清华，而北京稍优秀甚至普通的考生就可以上北大、清华的情况，是非常不公平的，人们对此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因为北大、清华是全中国人的北大、清华，而非北京人所独有。前些年报刊曾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讨论的唯一结果就是北京地区高考改成单独命题了。此外，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前制定该政策的原因已基本不存在至少已被大大地弱化了，比方说现在北京市的学生很容易出国读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放弃在国内读大学的机会而直接出国留学。因此，适时地调整这一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再拿保送生制度来讲，当初制定该制度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而且在起初的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问题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保送制度已被严重扭曲，保送名额往往成了有权或有钱的人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争取上个好大学的机会所纷纷追逐的目标。
3、由于受当前社会浮躁的风气的冲击，近年来高校纷纷忙于合并、扩招、升本、以及高校排名，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其混乱的局面并由此带来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治乱世当用重典"，于是各高校纷纷出台了以学术及教学管理为主的各种严厉的规定。因此，上文所述的诸如"末位淘汰制"等种种荒谬的规定遂应运而生。但问题是，作为社会理性与良知的摇篮的高校出台的规定理所当然也应该是理性的。如果在人们心目中一向被当成是神圣的知识殿堂的高校所出台的规定却是荒谬的、不理性的，那么高等教育不但产生不了理性和良知，反而只能对整个社会的荒谬与不理性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的作用。
事实上，高校的所谓学术管理往往只是针对学生的，靠剥削学生的劳动来为学校争国内高校论文排名。但对于评上职称的副教授、教授以及评上硕导、博导的副教授、教授们，却缺少行之有效的考核的办法。现实情况就是：只要某人被评上后，他就永远可以霸在这个位置上，享受教授或硕导、博导们按学校的规定应该享受的待遇。至今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导师资格的情况。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上课所讲的内容还是十几年前的过时的纸上谈兵的理论，以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而且，对很多教授们来说，成名后往往各种社会职务和头衔接踵而来，成天周旋于各类行政的及社会的事务性工作之间，根本无力或无心再去搞学术。而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相当一部分的教授成名后往往为名所累，遂使得成名即意味着宣告了学术生命的终结。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往往有些成名的教授十年没有有份量的学术成果，发表文章只能靠剥削自己的硕士、博士的劳动，但他还是博导，有才的青年学者就是上不去。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和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的现状，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4、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高校管理行为，尤其是高校对老师和学生进行处分行为的法律定性的问题上。目前，法学理论上一般将其定性为行政处分，对于处分行为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能通过申诉等其它途径来解决。但是，对于严重到可以将老师、学生除名或开除的，极有可能侵犯到我国公民的享有的，且为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劳动权及受教育权的"处分"，受处分者不服却不能诉诸法院，实在有违情理。虽然法律规定了受处分的老师如果不服，可以向当地人事部门提起仲裁，但对于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应该如何救济，尤其对有关当事人是否可以提起诉讼的问题，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另外，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对此亦无明文规定。对此，各地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实践中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5、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滞后与粗糙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尤其是缺乏受处分学生对处分不服如何救济的法律程序。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据报道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中，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刘燕文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粗糙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另外，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人们的观念已经能够容忍避孕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再如，就学位评定程序来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因该《条例》及《暂行实施办法》并未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是实质审查还是程序性审查，由于该立法存在的这一缺陷，遂使得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那种外行审查甚至否决内行论文的不合理现象。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1、必须加强高等教育自身的及有关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的研究，加快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及时清理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的步伐，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无法可依和法律、法规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现状。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据报道，日前《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已出台，并即将交付审议，我国高等民办教育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历史在不久的将来即有望结束。另外，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2、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对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从性质上来看或为实践所证明已严重不公平的或在实践中产生大量腐败问题的，如对北京地区考生高考低分录取及保送等种种政策，应大胆地改革或直接予以废除。此外，对高校的现行管理体制也应锐意改革，革除目前高校中存在的官僚的陈腐的积习，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专家、教授以及学生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使高校真正地实现自治。另外，对学术管理问题，应健全专家的以及民间的评估机制，学术问题应由高校的自律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来决定。
3、高校管理中，必须贯彻依法治校，尤其是依法律程序或合理程序治校的原则。高校管理中，特别是学术管理中如果出现了良心问题，一般情况下法律是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有关高校管理的规定本身或高校管理行为及管理过程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或管理行为而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另外，高校在贯彻依法治校原则的同时，在管理中还应怀着远大的目光和宽阔的胸襟。例如在对待人才流动问题上，对高校来说，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学术停滞的后果。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4、最后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只有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只有不断地努力地去革除高等教育中的积弊与陈习，才能使高校避开社会浮躁风气的冲击，真正地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文秘114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