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大学理念

　　从晚清的学堂到民国初现代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而现代大学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了他们思想的发散场地。现代大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互动和互为依赖关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初也是最为高峰的展示。当留学归来的胡适借助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取得文化－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运就与北京大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1921年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4位校长依次为严复、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东南大学的校长是郭秉文，校办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刘伯明。随后新起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无一不是在留学生手中创制而兴。可以说，现代大学的体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多也是受过西学教育的。

　　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而这三者也都是有相对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结果。而思想的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就明确指出，“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阎风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xx）。乃至于在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非积极地社会政治介入的、自我内守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学者。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xx年第3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归国留学生执掌大学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实际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与专家”、“绅士与学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1922－1923年间，在东南大学曾就办学的目的和理想展开过讨论，并形成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尖锐对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若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视为这一范畴。“学衡派”与胡适“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郑晓沧认为“Gentlemen”（绅士）相当于中国的“君子”，“Scholar”（学者）相对于中国的“士”。而张其昀在《白璧德——当代一人师》中，说“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人文主义为君子精神之表现”。

　　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在白璧德的视野里，人文主义者指的是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是同情与选择，是理智战胜感情的中庸与合度，是在规训与纪律的持平中，寻求与道德、传统和人事的和谐。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决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赖信念，依赖一种内在的皈依状态。“道德的艰辛成为道德的标志；一种行为过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争的结果便不是好的过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