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第2页
译出版社，20xx）。自律的结果是自己的灵魂永远处在磨难之中。而“学者”、“专家”乃至大到“科学主义”以及“实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内在精神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路径。即要看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效果，要求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并且是合乎数理逻辑的。“通才”、“绅士”、“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被“学衡派”中人带到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我们可以视此为人文主义的教育。但事实上在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现象和实际的势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北京大学的两任校长蒋梦麟、胡适（又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凌冰、邓翠英（邓还出任过厦门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详细统计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是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实际影响，远比主张人文主义（保守的“东方主义”）的泰戈尔影响大。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出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仅当时的东南大学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是“专家”、“学者”的立身之本。而这一点在德国的大学教育中则被神圣化。1794年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写到：“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进程。”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影响了一代人。马克斯·韦伯强化并发展了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观点。区分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自身投入和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追求价值无涉。因为学术研究是一项纯粹的、独立的和理性的活动，是孤独状态下，痛苦和欢娱并存的心智活动。是沉思的生命同行动的生命的理性交接。唐纳德·肯尼迪说在美国，近年来，“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
中文系培养什么人？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中外语言文学互通（朱光潜《文学院》，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给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关于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教师、作家、学者。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国文系应“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走向教育界的中文教师，用来传授中文知识。作家重在文学的创造。学者重在学术研究。胡适特别强调中文系的教学中不可忽视大学生中的喜欢文学创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在此之前，胡适作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大胆地聘请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已写过大量小说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文学创作。沈从文认为这是胡适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是他的白话新诗《尝试集》）。胡适和沈从文此举都成功了。从此沈从文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坛，一直站稳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讲坛，在西南联大，他还培养了小说家汪曾祺。
从1917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统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地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作为作家的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冯至、冯沅君、凌叔华、许地山、老舍、林语堂、钱钟书等在大学任教。而他们之中，自然不少人是北京大学（如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是“新潮社”的成员，胡适、周作人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如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钱钟书也出身清华，但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冯沅君、凌叔华出身该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再在大学培养新的作家。如废名（周作人的学生）、“汉园三兄弟”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出身北京大学）、臧克家（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曾祺以及“西南联大诗人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作家辈出，相当多的人是出身大学中文系。
中文系的学术路径是什么？
在大学，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包括教学生如何去获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实现。而自由的实现是要依靠相应的文化过程。因此，费希特说：“国家是一个艺术机构，其目的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人可以真正成为人，最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并且，正是这种实现才是完美的自由。”郭斌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在中文系课程草案中将清人姚姬传关于学问之途：义理、辞章、考据引入他自己的办学理念中。实际上，义理、辞章、考据的分野对应的是哲、文、史的格局。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不必分得过细。郭斌认为义理、辞章、考据的并重，是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是见识、才情与学问的交融。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在做学问时一定要充分把握这三者的内在理路。
如果仅从中文系的实际情况看，或者说在狭义的文学领域里，文学批评（评论）乃义理之学，要的是学理和见识。创作是辞章之学，靠的是才情。专门的文学史研究是考据之学，依靠的是知识的积累，即相应的扎实的学问基础。在中文系，这三者互重，无所谓谁长谁短。当然，若三者兼而有之，那自然是件好事，是大家、大师的风范。（文秘114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