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大学第2页
福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对未来30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变革提出咨询意见。它不但提出了一些未能实现的技术，而且没有预测到核能、激光、计算机、复印机、喷气式飞机、雷达、声波定位仪、抗生素、基因密码等许多技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20xx年的大学与1900年的大学加以比较，我们今天显而易见大学发展的延续性；但是1900年的教师无疑会对体现当代大学特征的学科事务、新兴学科、教学方法、学生社会背景、组织结构感到惊诧和不解。这样，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似乎益处不大。另一方面，显然，我们此刻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大学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功能都在发生实质性转变。此外，很明显，我们在大学中进行的学术工作的本质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于是，我今天的发言特别关注我们现在处在哪里及其对可预测（尽管是短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背景：全球化
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中。既然关于全球化讨论的有益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共同知识，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对之做过多的阐述了。请允许我讨论以下两个主题：首先，全球化塑造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其次，大学界目前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一些方式。
我们的确处于一种加速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的效果或近或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公司生产产品，募集资金、安排总部，贸易变得越来越弹性化和全球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知识成为繁荣的关键乃至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重新定义他们的繁荣。实际上，我们当前正在（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这样）重构世界经济图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重构：我们见证了一个挑战既有精英（乃至当代精英）和重估其他群体的历史过程。如女性地位的变化，有价值技能的正在发生改变的本质。
诚然，新技能是新经济的灵魂。所谓的“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强调了从相对简单到最复杂的新型知识技能的根本性意义。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以一种先进的方式生产知识，以及了解和使用知识是未来的关键。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熟悉的陈述（事实上就是），但是电子革命已经改变了知识组成方式及知识的探索、传播和运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要求知识不是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获得，并且不是仅仅被少数人当作社会权力的象征和工具而紧紧掌握。反之，新经济要求知识广泛传播并迅速作为共同繁荣的一种途径。新经济要求人们广泛拥有获取、组织、理解和运用各种层次知识的技能。进一步说，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类型多样、使用方式多样，社会需要一种不断使有活力的成员周期性地更新技能的机制。
这一切都对大学的工具性功能具有重要影响。20或25年以前，我们都知道一所大学是什么样子。除去少有的例外，它们趋于雷同，为了给社会提供做基本类似事情的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向年龄基本相同的人群传授差不多相同的东西，产出相同的东西。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高等教育部门迅速多样化的世界之中。我们看到：高等教育不同的使命正清晰地显露出来，不同类型的招生方式和培养形式，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学位课程结构不断丰富，间断学习、回归学习、终身学习、远程教育等等出现了。总之，数量日益增长的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
许多诸如此类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业已发生的日益增进的全球化。显然，既然需要组织新知识，需要传播已有知识，需要培养促成创造性行为的推理和分析之类的复杂技能，“知识经济”就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样，我们在重新确认一个古老的命题：教育是个人和集体成功的基本途径。
二、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
知识及新知识创造（即创新）对经济成功的重要性必然导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体审视大学的职责。事实上直到最近，我还是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模糊的。在认识到了大学在创建知识经济中的必要性的同时，公共政策在它自身如何实现、它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方面都不明确。在世界不同地区侧重点并不相同。在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地区，高等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publicgood）还是私人产品（privategood）之间存在特殊的（并且尚未得到解决的）张力。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大学最普遍的关心是每一个地方关于大学如何获取资金的争论：政府应该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吗？如果提供资金，该达到一种什么水平？政府提供资金是为了换取什么？在新经济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最有效地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谁来为高等教育付费的问题（或者说，为了哪一种原因支付多少费用？）是一些国家争论的焦点，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尽管形式不同，这一问题开始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说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开发全球经济中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有人可能会说，高等教育是社会自身一种必要的产品（good）。从另一方面看，显然大学部门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力度——或者至少已经高出纳税人愿意提供的力度。而且，就日益增长的收入潜力来说，对上大学者来说当然存在个人利益（个人收益）。相应地。上大学者得分担他们的学习成本。进一步说，虽然经费渠道多样化减少了大学对单一付费者的依赖，但是目前还是在就此争论，这一争论有其意义。美国州立大学近年的经验显示了，在州政府和立法部门的政策发生突变时它们是多么的脆弱（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有人进一步争辩说，付费学生的要求会促使大学变得更加弹性化和负责任（但是，我看不到在美国有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持大学毕业生将作为高收入者纳很高的税的反方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由学生担负多数费用的实际不利方面是导致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人们对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疑义，为高额学费而承担债务这一可能性使低收入家庭子女望大学之门而兴叹。于是，学生付费可能阻碍了高禀赋者的入学。更具体地说，它还会限制扩展上大学规模（至少在适龄人群）的政策的效能。当然，美国提供了一种规划财政补贴体制以调节不利因素的模式。但是，只有最富裕的私立院校才能为政府补助提供充足的配套资金。负债是美国学生生活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对对创造知识经济特别重要的研究生来说），巨额债务往往延续到工作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并不是说个人收益率（privaterateofreturn）不存在，也不是说我们不必寻求让学生为大学贡献经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算出一个合理的比例——根据学生能够承担什么及学费对大学做出的实际贡献来判断。英国目前每年要求学生家长直接偿付1100英镑的学费。但是，以我所在大学为例，这一付费水平只占学校收入的2。我了解到中国学生支付学费，并且介入到政府津贴的贷款机制中。这或许来源于背景的不同——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对教育贷款的不同文化应对。虽然如此，在入学人数正在翻一番的状况下（并且假设在将来还会超过这一数字），还是存在问题，像其他地方一样，学生及其家庭不愿意贷款—负债，贷款者也不愿意增加贷款额和风险。实际上，随着不可回收资金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学生学费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维持和发展大学这一公共政策的一大难题。
这些问题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当代形式：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大学教师强烈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中大学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随着大学教师对外部压力增长和变革压力增大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越来越表达出这一信条。然而，这误读了历史。
事实当然是大学总是与其所处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服务关系。它们总是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并且为了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要而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对自身进行调整。稍稍回顾一下西方大学史有助于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要、政府的要求及不断演进的经济做出应对，大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在19世纪，随着一个更加开放社会的到来，少数教派人群的权利缺失现象消退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大学出现了新兴的科技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工程等，这些学科在20世纪不断扩展和分化。19世纪的英国大学开始训练帝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美国大学已经将自身转变为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者，这类证书是成长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所亟需的。这时，在美国大学与经济、工业发展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此外，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部门的人数日益递增，在20世纪女性以更大的数目进入高等教育部门，她们在大学中已经不可或缺。最后，20世纪大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直至工商管理的出现，说明了大学在成为思考社会问题和提供解决途径的工具方面程度之深。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该世纪初，大多数大学实际上主要是教学机构，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基本是教授的个人事务。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战争，通过把大学富有活力地实际卷入为紧迫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的过程中而改变了这一情况。根据我的理解，特别是在冷战头20年间改变了大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被视为两类意识形态斗争及试图表明某一种意识形态在提供成功社会方面更优越的重要参与者。
尽管在冷战头20年间应用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大学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至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类幸福问题。在美国特别明显，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的是，苏联卫星上天导致了向大学注入大批研究经费。当约翰·F·肯尼迪宣称太空是“最后的疆域”时，他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展示美国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幸福的现实道路，科学及其应用能够实现自由美国民众的成就。
在那一时期，不仅是科学，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从经费资助中受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和苏联是这样）的政府似乎都把大学看作是冷战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学及其科研能生产必要的知识，这不但能加强多种军事实力，而且能帮助社会更有效地运行及个人生活得更成功。因此，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上大学的青年人数急剧增长。
这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其模式似乎要成为一种典范，或者说至少已经成为大学热望的一种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左右大学的特征。
我想从这一历史回顾中推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大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上显然都是很容易变化的。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在我们自身所工作的大学世界发生变革。大学立足于世界之中，知识有待投入运用。我们应当期望知识金字塔不断受到挑战，我们应当期望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引发我们大学的组织变化。然而，我还是要加上慎重一词。我并不认为在历史上大学领导或驱动过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一般来说，它们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或对此做出反应，迄今以前大学的变革显得缓慢。但是，在我们当代世界中，我们周围的社会、经济中的现时变化正在加速，这一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进行着。于是，这就有一个实际问题，大学如何热最有效地应对它们所需要的转变和责任。对我们这些大学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不止是向我们提出了实际问题。随之而来的这些需求和重构压力使得许多大学同行对自身、他们的未来及与他们所做相符的价值观忧心忡忡。这样，他们就变得更习惯于既有方式，并且更倾向于拒斥变革的不确定性。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我得出的第二个主要结论如下。我所回顾的历史也揭示了大学是如何形成社会对它的看法的。今天人们对大学的很高期望并不新颖，但是它为期也不长。重申一下，新观点的历史根源于冷战。至少在西方，冷战巩固了这一观点，即大学应当对提高社会福利做出直接的行动，它们应当有意识地投身于共同关心的公众认可的任务。当然，这一基本任务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了，但其思想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样过去40年间保持了一种坚定的共同信念，在政府中尤其如此。首先，应当为大学设定特殊的任务，其次，大学具有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事业成败的潜力。对当前知识经济而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大学的表现影响到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成败。全球化为大学提供了服务于社会这一项新任务，世界各国都发现了这一点。
我并不是说全球化与冷战是一回事。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各国政府经常以附和着陈旧话语的方式来谈论全球化。未来被说成是处在简单的两极之间：富有或贫困，实力或无能，国家成功或失败。这样，大学对产生健康、繁荣社会举足轻重的观念以一种新的面貌延续下来。此时此刻，大学处于人们对未来期待的中心。我会在下文中指出这很不现实，并且潜在地使大学陷入危险境地。
但是，我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欧洲，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等——都在明确地指出大学的功能是为了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这样，人们呼吁大学去适应——首先，生产有用知识（当代意义的有用）并通过使其直接整合到经济中而体现出有用性，其次，为大量人口在不同时间、场所、年龄提供学习机会，为他们特别是那些边工作边学习的人提供合适的条件。大学在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如前所述，大学的类型和使命越来越多样化。当然，由于大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不同以至它们不再相联，高等教育面临着丧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危险。但是，要点在于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新经济的联系已经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政府的观点；这也是工商界的兴趣所在，他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愿意为其公司工作的雇员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在职培训。
我想通过引证大约两年前澳大利亚出现的两项文件来简要地阐明这一状况，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政府和机构都在陈述的观点。首先，一个名为《变革的机会》（TheChancetoChange）的文件中，一位首席科学家提到：
……大学具有充当推进创新过程的发电机的核心角色，以及创造财富的巨型引擎的潜力……
其次，澳大利亚科研协会（AustraliaResearchCouncil）在其文件《投资于未来》（InvestinginourFuture）中写道：
基础研究是社会实现国家目标的一项战略投资。人们现在更恰当地把科研看作带来商业、社会和文化收益的行为连续统一体。科研给全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
这种话语流行于当今世界。其可取之处是，这些陈述说明了大学中的创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适应了国家的社会需要。创新的功能主要在经济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目标。目前，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都与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三、科学、研究与知识经济
当然，上一段落上引述的文献指以科研为基础的创新。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教学和科研——创造新知识和把已有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这两个非常传统的标题下讨论21世纪初大学的新范式。在许多方面，大学学术界对创造新知识的兴趣更大，因为他们自身就是20世纪下半叶研究型大学文化增长的产物。但是，迄今大多数政府是因为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以科研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的产物而实际上更关心科研。这是一种虽然带有偏见但很明显的观点。请让我从这里开始说起，因为我来自一所研究型大学，对科研创新问题极为关切。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我所要跟他们说的正是中国大学校长已经跟我说起过很多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花很多时间来开药方；我更愿意讨论一些我认为在我们面前需要识别、分析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请允许我陈述一下：我认为大学应该生机勃勃地卷入社会活动之中，它们应该对经济活动做出反应。但是有必要很清楚地省察这些问题。
知识经济与其说关心科学本身还不如说更关心科学的技术运用。从根本上说，在政府看来。大学科学的有效性在于它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的能力：作为解决方案、促进者或产品以某种方式进入市场。这样，公共政策在这一领域的首要关心就是技术转化（technologytrafer）。然而，这是一个尽管明显还是需要陈述的基本观点。虽然科学的产出中包括经济价值，但是没有科学这一源泉就根本不存在产出的可能性。这样就推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大学在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如前所述）方面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科学方面获得大量资助，而不只是获得技术转化方面的激励。在我看来，事实需要得到确认。当然，在英国，科学研究获得了规范的、大量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通过科研委员会（ResearchCouncils）根据科学自身的质量标准来决定的。我认为在许多地方都是这样。显然，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实质性的科研投入。然而，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在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中存在一种关注短期效应的倾向，他们将其称为“可交付物”（deliverables），但是许多科学研究并不遵循这一时间规则。大学领导者只得不断呼吁科研并呼吁可持续的研究经费。例如，在存在明确的科学活动投资政策的英国，大学部门每年投入不足的研究经费达到1400万英镑。我们不但要使得科研及相关的大学科研获得充足的经费，还要从长远上保证这种资金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和设备（仅从这方面举例）的更新率正在加速。由于我讨论过的原因，如果在科学投资方面做出了一项战略决定，不从长远考虑就会是浪费资金。
这一点很简单。但是现实要复杂得多。大学科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现象——首先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获得公共关注的竞争，与此同时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解决复杂问题而相互合作。然而，我们在走向一个重大科学的费用是如此高昂以至合作和竞争的意义都在变化的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小型的科技创新与重大基础性、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差距巨大，费用与付出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新的竞争观念出现了，国家科学思想失去了许多政治家至今仍信奉的简练性。请让我简要地列举这些要点。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证明是20世纪末最大的科学突破）是一项国际合作努力，即便是这些小组间实际上存在竞争。该计划不可能由一国完成，也不可能由这些小组仅在一国背景下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一些主要科学显然需要大量投资，这些设备显然是一国某一地点所不能承担的。这样，这种竞争就成为设备场所的竞争，不同机构的研究小组为以某种形式使用这些设备必须进行合作。显然，在某些领域，在某一大洲内或全世界只有一个研究场所。
投资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的实施战略在开始阶段必须很好地设计，因为要了解设备会是什么样子是非常困难的。以欧洲的粒子物理为例。1996年耗资40亿瑞士法郎在日内瓦建立了强子对撞器。目前的问题在于应该投入多少资金，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规划大约未来10年间组建正电子对撞机。全球很可能只需要一件这样的装置。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决定组建一套这样的设备。谁来投资，以什么作为基础，安置在哪里？通过合作或竞争，这些决策如何达成？同时，这之后还有第三代对撞机，它已经开始主导科学战略家的视野。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非常昂贵的基础科学的拨款战略如何规划、经费怎样实现。把这一个问题留给要提供这类投资的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国家竞争的不确定过程吗？以我所列举的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重大科学来说，我们在期待一场科学竞赛（作为军备竞赛的回应）吗？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家做出了一项重大的科学投资决策，只是精疲力竭地发现一项新的大规模资金需求只是把以前的投资转变为昨日的技术吗？这似乎是一项既不明智也无效果的方式。
粒子物理学也许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对科学的多数领域并不适用。但是，即使是一个中期规划，重大生命科学（例如）的费用也难以维持，特别是在单一机构背景下，特别是因为该门科学的本质在迅速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举陆登庭（N.Rudetine）校长提到的哈佛大学癌症项目为例。这是一项跨学科计划，涉及大学内的众多系科和很多与哈佛有关但又独立于哈佛之外的独立机构。在哈佛以外，这类项目（还有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项目）必然需要不同大学内研究小组之间的合作。目前在这一基础上已经有了国家政府之间的一些项目合作。这在欧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近建立欧洲太空研究计划（EuropeanResearchace）就是又一个理性的跨政府计划并且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模式。
与此同时，大学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护并资助校内的小型科学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宏观层次的问题，战略选择问题最终就很困难了。优秀的科学成果是由优秀的科学家做出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是单个的科研领导者而不是大学管理者发展了新的、令人振奋的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是这样）。但是一个人把科学方向留在一所大学内并任其自发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问题费用高昂。当然，应该有一种良好的科研拨款机制，如果某人的不做此研究工作的同行能够赢得这些拨款，就会是浪费资金。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管理和领导问题。请允许我讨论与此相关的三个论点。
我的第一个论你们都明白，因而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说，当启动一项新的科研发展计划和项目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事先明确各项费用是必要的——这些费用包括设施费、补助、启动费、折旧和更新费等。教授们通常不关心这一点，并相信这是一个简单问题。新项目要求商业计划；只有资金充裕的大学才能付得起各种临时开支。如果不能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出现结构性赤字。但是，不论科学如何诱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取得好的成绩），如果没有很好的预算在你的大学内就很难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很显然直接为同行开出任务清单是与生产率背道而驰的。创新和学术创造力的灵魂在于好奇心与卓越个人能力的运用、优秀的直觉、毅力的结合。这在一种指令性氛围中是不可能繁荣的。但是，大学领导者必须在启动研究项目前深思熟虑。我们的工作不止是思考当前问题；首要的是我们展望未来，以一种在未来10年间知识创造中什么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眼光来为大学科研行动建立共同的方向。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开展的众多学术行动从整体上远离我们的个人研究经验。为了与此协调，有必要在大学的众多部门中组织规划小组并且每一个小组都意识到他们的实质性未来。但是，许多建议都具有说服力，说服力往往来源于陈述艺术和指令语言而不只是某种内在有效。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没有第一手知识，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测度方法。我相信，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位大学校长的最重要能力是具有这样一种良好的意识，在一些尚未得到确认的领域凭自己的直觉相信并信任他人，即便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这样，有必要有一种未来战略，有一种指引大学的方向。这通常是一个抉择过程，有充分的信息来完成抉择。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够拥有或需要相同的战略。这需要在熟知大学特定的长处和不足、理解其特定文化如何支撑不同类型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学战略是大学领导者明晰未来的可能性与对这些可能性最有效地适应大学或发展大学的理解之间联姻。规划大学的未来，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进一步说，规划不应该是僵硬的。它们需要弹性和足够的宽度，以便能够在不改变设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而加以修订。最后，大学必须为此聘任教授，建立研究小组和部门，围绕这一方向来设计课程。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如何管理教员、特别是那些科研动力（或者说教学，但是教学质量难以测评）下降的教员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你们当中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我想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进行有价值讨论的主题。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授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机。好的教授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自身有好奇心和抱负来投入工作以解决好奇心驱动下的复杂问题。这种抱负通常与工作质量得到其他人认可的更为简单的抱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有一种渴望。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本人非常关心教授任命。自然地，在任命一位男性或女性教授时，必须不但要看其良好的资格条件和推荐信，还要看其得到认可的出色工作履历。然而，除此之外，还需要审视我所提到的个人品质。在不同的大学系统中，任命教授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提倡大学校长的直接介入，因为大学校长寻求教授们的这些品质而同行专家看重的是另外一些条件。
自然地，如果在院校中没有一种努力向上的文化，教员的内在动机就得不到激励。简而言之，多数人的显在动机和成就会使表现差的少数人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说“同行压力”。更直接地说，应该要求每一位教授在接受聘任时就大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自我陈述。此外，每一位教授（实际上还应包括其他教员）每年都应当接受系主任的鉴定。教授们开始往往拒绝鉴定，这要看鉴定是如何做出的。它不应该是责备过程。反之，在完成了一项关于每一位教授的来年个人目标和一个关于是否在上一年度决定了什么的评价之后，鉴定应该是以一种友好的氛围进行的。这是一个发现困难，给出科研、出版杂志类型、教学技能方面的建议和方向的机会。如果鉴定做得好，就意味着能表彰富有活力者，激励疲惫者，指引迷惑者。它还是一种检测某些科研成绩的标准指标的方式，这正是大学管理者所关注的（出版率、论文所登载刊物的质量、以引证指标测算的论文影响等）。在一些国家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测算方式。例如，在英国有每五年一次的科研评估（ResearchAementExercise），它给每一个大学学系的科研表现评分，在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力。最后，还有许多可以采用的小的激励机制。例如，它们也许包括给青年教员的小量科研拨款、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或许还包括资助一个优秀研究生参加会议）、在大学报纸上公布、参观实验室或校长办公室等。最后，在这一领域一种有效运作的晋升机制是一种重要工具。
但是，这是我犹豫了一阵的一个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在一所大学里系主任是一个关键的教员管理角色。他们是离教员最近的领导者。系主任理应认识全部教授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长处和不足所在。他应该与研究生保持联系，至少应该熟悉每一年级本科生的数量。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该带领学系持续发展，激励他的同事，确保教学有效运行，青年教员受到良好的对待。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当理解他的同事们各自的工作方式；他应该知道谁在从事研究工作，谁需要激励或解聘。在一位优秀的系主任的领导下士气高涨。反之，一位懒散的或漠不关心的或横蛮的系主任对大学极为不利。大学校长应关心系主任的选任。校长们应该确信系主任适合他们的工作任务。校长们需要与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以支持。
在以上段落中，我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但是，就这一点而言，有些离题，因为本演讲的主题是研究型大学里科学的未来。现在让我回到这一主题。在某种重要意义上，21世纪大学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独立身份，以及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研合作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科学将停止竞争或者说这些合作者将不会相互合作。无疑，那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假定了未来的一种重要的国际化。这包括了与相互交换的重大可能性相关的电子交流的全球化；我前面所提到的日渐增长的合作模式揭示了这一点；它是通过人员流动带来的迅猛发展的交流的产物——今天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便利地相聚北京，而这在30年前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全世界缺少真正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相互竞争。全球化自身的可能性促进了这一竞争。于是，就有了科学家和学者大规模（且日益发展的）流动。流动有这样一些好处：由于静态的、长期的教师队伍，大学容易变得死气沉沉，在此以前这一问题一直被规模扩展（这增加了费用）掩盖了。流动也有不利方面：研究小组和大学的计划会由于关键人物流向其他院校而遭到重创。但是，科研领袖的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影响了报酬。丰厚的报酬能吸引最优秀者。在我稍前一点所描述的未来趋势中，毋庸质疑，由于国际流动是向着能够提供这类报酬的国家，就存在重大的危机（这业已成为当前的一种趋势）无疑，在一些优秀人物的分布方面，是正在变得两极化。实际上，我们还看到最优秀的研究生的国际化，这类学生的流动逐年增长。这也强调了各个层次科学家的国际流动现象。
但是，校长很有必要理解到，钱并不是学者们寻求的唯一报酬。他们还向往（并往往这样）良好的工作条件、出色的同事和优秀学生。还不断有个人原因——经常是家庭原因——使得他们不能稳定下来和渴望流动。那些到国外工作的人也回国待一段时间，当他们回到祖国时，他们又可能发现祖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学校长应认识到，在招聘教授时丰厚的报酬并不是唯一必要的。当然，有必要预先了解一位特定的对象为什么愿意来，因为没有必要在那些显然没有必要特殊原因流动的教授身上浪费时间。然而，校长是聘任中的关键人物，正是校长领导着大学所需要的杰出教授的招聘过程。如果一所大学要成功地实现其战略，就必须有一些关键的教授。校长本人必须加入招聘教授的过程之中。
当然，大学还面临另一项挑战。我坚信大学应该不断多样化，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使命。显然，作为全球化目标的一部分，追寻教学使命和人口的技能更新有助于实现这一效果。同样地，我们会看到少数大学把科研卓越摆在关注焦点。虽然这一小群体的组成会发生变化，但它们为数不多。然而，科研议程的逻辑完全有可能发展并最终导致高等院校中科研与教学的分离。这需要大量费用来驱动，这样就需要以一种最经济的方式来投资。它可能由在唯一一个地方建立昂贵设施的效益而推动起来：例如，牛津大学就大大地受益于在该校附近建立一座同步加速器和其他高能物理设备的决策。在当前，我们看到研究型大学与独立设置的研究机构的并存。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会比另外一些国家更为明显。人们会联想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或大规模运作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在它们的当前形式中，这类结构是稳定的，但是存在一种发生极化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科研机构依靠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未来的研究人员这样一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研究型大学放弃本科教学。
我必须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一种风险。我绝对相信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的价值。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把创造新知识与向下一代传授已有知识中隔绝起来。我也不相信才智很高的学生能够被最有效地激发起来学习，除非他们是由那些自身参加了高质量研究的人们来教授。我认为，研究生只有在研究背景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
四、技术转化
请让我转向我所说的各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科研创新如何转化到经济中。世界上没有一位校长会认为大学科研的巨大潜力与经济无关。同样实际的一点是，也许就在10年以前，在美国以外及零零星星的一些例子中，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缺乏活力。尽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这在大学行为中已经很普遍。这一行为在日益发展：例如，英国大学在过去一年中组建了200家技术创新公司，此前五年每年才70家。我自己的大学大约每六个星期创办一家公司。
虽然具体上存在差异，我还是认为目前战略和实践的各个要素是明显的。为了取得成功，需要有三类参与者——政府、大学、工商界。首先，政府投资是必要的。以英国为例，政府提供了持续的目标资金：支持大学里技术转化机制的资金、企业化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投资、从校外聘任杰出教授所需要的资金。其次，大学自身必须积极投身于技术转化之中。它们应当以一种有实效的方式帮助教员投入技术转化之中。大学自身应当具有企业气质，因为迄今为止大学的平衡活动中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这一气质。例如，我自己的大学已经组建技术转化阵营并给以投资，该项目称为“伊希斯创新”（IsisIovation）。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标准的模式。我们把实验室和设施里生产的一切称为隔离定步谐振（IPR）现象，我们在发明者、创新发生的所在系及不断投资的大学自身之间分配收入。
伊希斯创新项目重视实验室里的应用研究，并帮助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开发工作。我们引来了一批计划为第二阶段发展提供资金的风险资本家。我们有一个商业精英组织来帮助建立这些新公司。我们有一套孵化器。我们有两个与我们一起投入创始公司活动并与以建成的工业并存并荣的科学园。这些科学园自己融资，我们在这里发展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当地新工业的迅速增长不但有益于我们自身，还泽及邻居。剑桥大学的类似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个因素是大学与工商界的合作，这通过产业合作、合同研究、咨询和其他途径而实现。这一切都非常标准并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在英国（我想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工业界还没有正确理解它投资于大学会获得哪些好处。虽然如此，在大学技术创新与至少产出地方经济收益的能力方面存在非常强的合作。但是，这一合作中存在许多问题，我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政府促进技术转化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它们在努力营造一种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围绕斯坦福大学和MIT形成的“自然经济”（naturaleconomy）经验中得来的。它的可能性受到了质疑。更特殊的是，这些政策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念之上：在美国，大学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推动力。目前尚不清楚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例如，硅谷的起源和持续成功似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当然，高质量、资金充裕、有活力的研究型大学是产生地方经济变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大学或这类特殊的机构，很难相信Hewlett和Packard能够产出它们目前已经产出的东西。此外，主要发生在硅谷的电子革命是一个比斯坦福科学更大的现象，在许多方面人们会说这一创新基本发生在知识公司中。当然，那里一直存在协作和互益影响。推测起来，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运动。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不愿意给一所优秀大学抹黑或者消除其影响。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作用于大学而重新产出一种特定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一模式是否已被很好地理解。有人会说，政府无意识地采纳了这一观念，因为我在前面提到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社会的代表。不管怎么说，这一模式的特征是这些地区也有为数可观的地方风险资本、专家法律服务、简明的规章和规划制度、好学校及必需的生活设施。寻求企业创新的政府需要培育以上这些内容。
我们有必要澄清另外一个经常令人困惑的重要问题。“知识经济”实际上用词并不恰当。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y）、信息全球化（globalisationofinformation）。这是技术创新的迅速的力量所导致的一个过程。混淆创新与技术是一个错误，然而，把知识与信息混为一谈同样是一个大的错误。问题是如何创新，如何生产我们所称的“创新社会”（iovationsociety）而不是“知识社会”（knowledgesociety）。如何对创新进行奖励？如何加速思想转化为市场的周期？对个人来说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欲？这样，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待创新的普遍态度而不只是一个大学围绕自身生产新经济的特定问题。
当前，根据其科研功能的准确定义，大学是创新者。它们思考新的思想，发现新的意义，揭示新的特性、要素和过程。当前关于创新的讨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它强调了转化性和应用性，也就是说创新是指大学里一种新思想的创新如何变为经济中的创新。随之而来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大学如何最有效地转化技术，最有效地把科学研究投入应用以及如何在那些要走入外部社会的教员和学生之间促进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改变教员对他们的科研和教学产出的问题。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社会恰当地给予其大学的一项任务。这与给它们一项责任去催发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不是一码事。
因此，我必须清楚地向你们解释，我仍然怀疑大学是否能够满足政府对它们的所有期望。我关心的是，那些期望并没有得到很慎重的考虑，并且可能是基于误解而做出的。于是，我关心当大学受到来自外部力量裂变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科学趋势的威胁时，大学是否将一度在公众失望前脆弱无力。我希望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大学应该积极为社会服务，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大学通过这些新的科研责任和新的传输教育的方式而对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五、识别大学面临的威胁
在前面所讨论的问题之外，在当今世界中还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我将提到五个方面。
第一，从实际看，大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大学领导者需要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工业界对其成员的期望明显与大学不同；它主要关心硬产品；它缺乏长远眼光。各种水平的大学科研人员更关心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往往预测不到问题会通向哪里。于是，不能简单地给他们定一些短期截止期限。大学与工业必须互教，告诉各自想要什么、各自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有必要特别地努力投入时间和人员来理解、把握工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如果合作项目很重要，有必要安排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来管理大学—工业合作项目。各种关系应该由大学的科研办公室来处理。在管理科研产出中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在知识产权的分歧方面也存在实际问题：既然研究产出受到了资助，它归谁所有？就谁来掌握学术任命及谁来把握结果方面，在工业资助研究的权利上存在实际问题。在大学低估了科研成本及工业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回报方面，成本核算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如我前面所说，教授们倾向于只对他们的小组研究活动注入资金，并不考虑大学的总成本。欧文们不能将大学视为国家对工业的一种廉价资助。大学获得收入，收入是每一个人都感兴趣的。科研办公室应该确保有一份明确了每一方面的规范而明晰的合同。
我想在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方面补充两点。首先，大学特别是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关心它同意为工业界所做的工作的种类。即便是经济学家把科研与开发放在一起，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大学应当从事科研，也就是说，它应当理解最复杂的普遍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它们不应当面向市场开发产品。例如，生命科学中的路径和受体问题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学没有必要在运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开发特别的麻醉品。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大学可能卷入官司之中，因为它们应该是公正的保护者和被授权把麻醉品发放给普通公众的规范实体的严格履行者。产品开发的收益很高，这对大学财政具有吸引力。但是，开发并不能树立大学声誉，它不是吸引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到该校工作的东西。
这是引导我们处理大学的技术转化（在经济中，这种活动举足轻重）问题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开发事业独立于大学之前，大学在技术开发中应卷入多深。这些小型的新企业非常脆弱，这就是牛津大学把它们迁入大学的孵化部门的原因。它们必须在与系脱钩，但是又要与系里的学术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科研上它们不应该还与系搅和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它们必须搬开。
我关于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第二点是程度问题。你会在多深程度上让大企业进入大学？是否应该让它们在系里占有一席之地？应当让他们肩并肩地工作吗？应当让它们的科研楼紧挨着你们吗？这是一道难题，不同的主要大学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大学和工业在一起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这种安排潜在地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工业会为大学建立非常现代的设施，或者承担大学的一些费用。换言之，这种安排能帮助大学做一些做不了的事情。其次，大公司的科研文化（例如，在制药或电子行业）与大学十分类似。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大量的基础研究，微软、Oracle、IBM等也是这样。在某些领域，因为不同的团体关注、讨论相同的问题，大学与工业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在牛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把这些工业研究小组设置在我们的一个科学园，不让他们在系里占据位置，也不让他们在科学区选址盖楼。我们认为，大学与工业集中在一起有一些显著的危险。首先，距离太近会导致对某种思想的所有权的严重争端，随之是对知识产权的分歧。其次，必须明确理解公司投资是为了营利，这就是他们介入大学的最终原因。他们的研究议程的来源与大学不同。他们的基本义务是对股东负责。再次，工业研究总是存在一种微妙地偏离你的大学同行的研究方向的危险，使他们不能意识到一种完全基于好奇心的科学研究的巨大收益。
这自然而然地使我转向我前面承诺要讨论的当前情形的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受资助人控制的大学”（keptuniversity）的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但在其他地方依然重要的问题。科研过分依赖私人部门资金会带来对科研方向的微妙的或明显的压力，潜在地影响到科研发现的本质。如果单从好奇心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科研方向的发展并不“纯粹”（在自然科学中更是明显）。在决定为什么科研人员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隐蔽的，具有社会性。科研人员可能简单地忽视了整个思考领域和所有各种思想。于是，科研必然受到外来影响。然而，高生产率的科研特别是重大科研不能依靠最复杂问题本身而不是基于其他考虑，但是它们总是在被选择来进行。研究型大学活力的保证、质量的保证最终到声誉的保证都根源于大学目标的独立性。
对所有大学来说利益冲突是一个实际问题，当教员开始深深地卷入商业风险或委托研究之中时尤其是这样。大学的声誉受到了考验。如果我们要处理好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明确的协调利益冲突的规则。但是，更一般地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中止其作为关键的独立思考场所的问题（这是它们必须维持的角色）。依赖商业化带来的收入，依赖与商业化的特定目标相关联的政府资金，使大学面临着创造力衰退的风险。这很容易使大学变成寻租者（rent-seekers）。对这一切的最佳防御措施是大学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人，包括政府会不求回报地给我们钱。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依附并不适合寻求维持或发展壮大的大学。
我想简要地讨论我提到的余下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大学以外的滚动革新的一个潜在效果是，从事创新的研究人员会离开大学，担任企业家或开发新技术的高薪雇员。这样，大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政策是否将因最具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的流失而导致科研目光短浅。在我看来，大学的更新周期，以及研究型科学家成长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自然更新周期太缓慢了，赶不上这一潜在的蒸发率（流失率——译注）。这样，如果我使用一个形象的隐喻，大学就是一种忘记了创新的泡沫火山，没有大量科学家组成的岩浆在火山下导出创造。这样，在我所描述的这一竞争激烈的世界有这样一种可能的风险，一些大学丧失了动力。创新周期可能逐步消退。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在于，我们如何管理介入技术转化的教员。我们把我们的教员担任外部雇员而从事咨询工作的工作时数限定在每年30天。此外，我们不准参加了组建技术创新公司的科学家以其他事务而被该公司聘用达30小时以上。他们得在为我们还是为公司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经验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与我们在一起，因为研究自由吸引了他们。
接下来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存在科研扭曲的危险，科学家看待他们的工作产出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分强调应用性转化研究会导致忽视好奇心驱使的研究。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这不是一个主要威胁。在报酬差异悬殊的美国大学，同事们似乎是为他们的科学兴趣而一道工作。但是，大学领导者应当防止对应用研究的过重奖励。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带来了重大创造。
最后，很有必要认识到通过大学损害人文科学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科学来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science-basedeconomy）的公共政策。在英国，这一点非常明显。英国为科学提供了可持续的大量资金。在资金方面，没有其他学科能跟科学相比。我认为，这表明至少在英国，我们在走向一些严峻的内部分割问题和大学所特有的裂变。也就是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们都在加入发现事物的真正本质的行列中。不论是一时的诗意发挥还是复杂事物的结构，一项事业的各个部分及全体成员的创造力都必须维持个体的创造力。就大学的某一部分受到歧视来说，超越某种特定的度量标准（虽然我们并不是要同样的报酬和背景）是非常有害的。
六、结论
以下我将做出一点结论。尽管我的发言谈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我的主题还是在于检视研究型大学在新世纪的演进背景。我讨论了科学研究可能出现的面貌。我还阐述了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大学是如何被给以创新任务的。我认为政府对它们的期望过高。我讨论了在这些政策背景下管理大学的实际问题。现在，我最后要申明的是，大学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它经常被如我前面引证的澳大利亚文件那样陈述着。
大学确实应当参与经济，它们为经济做贡献，宣称它们要为经济做更多的贡献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急短期之所之急，是当前时期的特征。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面真实。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它们为有差别地给以意义、探索、发现、重新排列、理解而存在；它们为理解差异和不同而存在。这一切事实上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源泉。知识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东西。只要不是明显的邪恶，一代人深信不疑的，另一代人可能视其为缺陷重重。
大学事业在于从物质方式到精神方式探索整个的人类经验及其自然环境。一所伟大大学的特征是，它们探索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和多样性。大学有必要保持对各自国家的认同，在那里它们同时理解他国合乎情理的差异。在人类事物及自然现象中，它们认同普遍性（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的东西）及表明了个人身份或经验的特征的变量。在技术至上迎面而来时，在我看来，目标的多样性是建设和保护文明、有序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的必要使命的基础。
大学的教育使命比仅仅提供教学重要得多。它们寻求培养学生的这样一种能力：就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们此刻生活中必须说是或无比重要的东西。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教会青年思考。如果我们认为创新能够带来未来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创新只能来自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人们，来自为自己考虑的人们。每一代人都将过去，如果我们要造就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人们——他们领导、保卫、改进我们移交给他们的社会，就像我们努力改进曾经移交给我们的社会一样——大学就必须坚持这一使命。独立思考、心境澄明、想像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个人责任感、社会良知、同情心，所有这些一个成功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美德和个人美德都在包含所有学科的这一学习环境中成长。在我看来，把大学在社会中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一种误解。（文秘114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