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制改革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多是些情绪化议论,或者仅仅就教育论教育,往往缺乏学理深度,触不到三寸处。而蔡先生发于中评网的妙文《为什么教育体制改革困难》则有异于是。文章从制度变更中制度需求者与供应者利益关系角度立论,就新颖并富说服力。受此启发,拙作拟收缩论题,专谈为何大学体制改革这样难。不过,我在借鉴蔡先生视角的同时,还想增加诸如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视角。这样多视角审视一个对象,也许会更为全面些罢?
　　在我看来,较之企业和中小学,大学体制改革有如下几个严重障碍:

　　一、大学改革中的“单位”阴影

　　由于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中间组织匮乏,中国城市长期实行“单位”制。它对于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曾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总量的增加与资源多元化,“单位”体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显。改革不能不提上日程,并在资源多元化较充分的企业实现突破。但对学校尤其是高校的体制改革,却很难走出“单位”阴影。这里着重谈以下两点。

　　一是高教资源严重不足并为国家所垄断,继续维持并强化着高校教职工对单位的依赖。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中国高校无论对考生还是教师而言,均供不应求,尤其缺乏具有实力、活力和竟争力的私立大学。这就使大学不愁生源和师资,可以高枕无忧。按理说，高校教师应是大学改革的动力和主体。但在人才市场委缩和国立大学垄断情势下,他们为生存却不能不依赖单位和政府。近年虽有一定人才流动,也只是少数“尖子”由低价依赖向高价依赖转移，根本形不成改革推动力。而某些学校,试行无标准末位淘汰“聘任”与“下岗”制改革,反而更强化了教师对单位也即对权力的依赖。因为这些毫无经营能力的教师，在缺乏知识市场的条件下,一旦脱离原单位,连生存都成问题。而作为精神生产者,又最需要稳定和无后顾之忧的环境。即在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大学教师也享有较之政府官员(包括大学官员)更优越的法定职业稳定性,虽然也包含某些有待改革的惰性因素。当然,在端上“铁饭碗”之前,学校要对教师作较长时间和较严格的考察,而不象中国,只要进了大学门,就可端上“铁饭碗”。总之,原有“供养”与“依赖”的“单位”模式基本未变,大学教师的经济地位和心态,确实难以充当大学体制改革的动力与主力。

　　二是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大学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文化、学术机构,使大学“单位”难以向现代大学本性复归。《高等教育法》规定得很清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培育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色彩十分鲜明,“接班人”干脆就是个政治概念。该法还规定了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校党委的无限权力,以及教育质量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党和国家控制高校的决心。也许还有个不便明言的意图,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对“89”风波和苏东剧变的某种官方理解,更暗暗强化着这一意图。因此之故,即使在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对高校的政治思想控制不仅没有丝毫放松,而且还有加强的趋势。“绝对服从”仍是教职工唯一的也是最有利的选择,除非你甘愿从“单位”退出。也就是说,原来“单位”的“控制”与“服从”格局依然故我。这就与现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扞格不入。

　　总之,较之其他国营“单位”,大学更难走出“单位”僵化阴影。

　　二、大学改革中的“权力”瓶颈

　　基于上述“单位”属性,大学就不能不具政府权力色彩。所有公办大学,都隶属一级政府。中层以上官员,均由上级党委任命、批准。大学权力,只能对上级政府负责,一切听凭“将令”。这样,它就根本不可能从真实的社会和学校内在需求中,寻求改革的动力和方向,而是无条件地服从政府需要。现代大学“独立”、“自治”原则,只能是遥远的梦幻,甚至在有些人眼里还是个噩梦。从最积极的方面来看,目前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也只是为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经济”提供智力支持。而维护价值与意义,守望精神与理想,监督、批判权力,均不在视野之内。尤其是对于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本身,上上下下更是讳莫如深。更准确地说,是只考虑如何“加强”它,“改进”云云只是姿态而已。

　　公办大学均是各级政府世袭领地。政府通过大学权力,落实各种战略部署,并享受安插、提拔干部、工作人员的便利,以及招生、分配等种种优惠。因此,各级政府自然会对所属大学权力施加保护,抵制公众和校内的批评。但这种保护,又是种等级保护,故有部办、省办、市办和重点、非重点之别,政策倾斜、吃偏饭就在所难免。且不说私营大学,即使在公办大学中,也根本不可能进行平等竞争,也没有公平可言。在重点院校,由于机构臃肿,即使追加大额投资,也仍是杯水车薪。而在许多地方院校,却只有工资财政;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决不会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