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制改革的困境第2页

　　按理说,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大学教师,如能形成一个利益群体,应能成为一个压力集团,促进大学改革,而为何竟未成为现实呢?除了上述经济依赖之外,也根于大学权力性质。作为准政府权力的大学权力,是高度集中、垄断的权力,而不允许任何权力分化。诸如工会、职代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实质上都是党委权力的延伸。象全社会一样,这里决不允许真正的自由结社。高校教师自也难以形成明朗的利益共同体。而现代民主理论却认为,自由结社乃民主推动力,从本源上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既然作为大学主体的教师不能结社,也就难以成为校园民主的动力与压力。相反,教师却每每成为“改革”对象,象量化考核、末位淘汰、全省统考、教考分离等“改革”,就无不为教师而发。“改革”成了“革改”。你不是要求改革吗?那就先从你身上开刀,死死地控制你。这看起来很滑稽,却又是严酷的现实。

　　相反,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却来领导大学改革。他们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利权力者的方向。事实证明,只改换权力者的成分,而不改变权力结构和功能,改革将毫无效果,基至适得其反。大学领导的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不仅没给我们带来所预期的新气象,而且使我们见识了他们远超前任的以权谋私能力。这再一次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贬,不管权力者是谁。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改革就是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但由于缺乏权力分化的保障,便出现权力“寻租”的广阔空间。权力者虽然让渡部分利益给知识者,却又随手夺回大分额“回扣”。他们优先获得知识者所拥有的学术职衔和荣誉,并在提职、评优、立项、报奖、参会、出国等活动中处处占先。这种以权谋私行为,才是真正的腐败。将某些教师的学风不正、文德败坏,判为“学术腐败”,实在不伦不类,客观上只能为“腐败人人有份”论张目,转移反腐败的视线。上述腐败行为,严重侵害了专业教师的利益,败坏了学术职衔的声誉,并使其大大贬值,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对知识者的第二次剥夺。

　　总而言之,准政权式的、高度集中的大学权力,成为制约大学改革的一大瓶颈。
三、大学改革中的“文化”制约

　　此处所谓“文化”,主要指大学知识者体现民族特色的群体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

　　个人力求融入群体,是我们的民族传统,知识者也不例外。许纪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后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古代士大夫,除以家族作为基本依托外,为寻求更大范围的群体认同,只能直接界入官场,所谓“学而优则仕”。但官位十分紧缺,极难满足士子要求。失意的士人,往往到绦林好汉中寻求认同并充当谋士,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新中国,“单位”制满足了知识人的群体归属要求,同时也巧妙地控制了他们,所谓“皆入我彀中”。人们常期在这里工作、生活,建立人际关系,俨然成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既在这里获得社会身份合法性,也求得安定、安全感和熨贴感。谁若脱离“单位”,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被社会遗弃的“多余人”。而多年来稳拿工资、奖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有人管的优越性,更为增强了人们对“单位”的依恋。谁都不愿享受不为“单位”控制的独立与自由,甚至对此感到恐惧。许多人都曾痛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苏联知识分子那种独立的“精神谱系”。殊不知,群体认同情结与“单位”依恋是个重要根源。然而,大学教师的这一心态,却使“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和“思想自由”等现代大学理念极难落实。

　　中国士阶层,本来就有注重“功名”的传统,所谓“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十年寒窗苦,便为人上人”,他们所看重的,是诸如名、权、利等最终效益,而非奋斗过程和创造发现,在自我实现中获取精神满足。大家互相攀比的,也是所得“好处”,而非所取得的成就,“红眼病”就势不能免。此种心理,根本无望树立现代大学所要求的“学术忠诚”。加之由年资、籍贯、母校等等差别所形成的派系,就使大学教师很难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为改革压力集团。相反,却很容易被大学权力分化利诱、各个击破。由于资源分配还基本上是权力分配,所以各个“小圈子”也就拼命接近、影响乃至争夺大学权力,以抢占资源分配制高点。于是,大学权力核心,无形中便成为共同的依靠、争夺对象,谁也不愿将它视为改革对象。这就使大学权力改革,失去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较之其他部门,公办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更多更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前景,将取决于大学资源的总量增长和资源多元化;取决于全国的政治民主改革推进,尤其是结社、言论自由的落实;也取决于知识者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逐步更新。这一切,均需时日和机遇。（文秘114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