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材料
理想和信念是人的价值意识的最高形态，不仅决定人们的思想动机和奋斗目标，而且能够为实现目标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没有坚定的理想引领，就难以经受严酷考验；缺乏信念的有力支撑，就会在干扰诱惑前败下阵来。理想信念就如同根之所在、魂之所系，没了这个根、丢了这个魂，迟早会出问题、栽跟头。党员干部一旦失去理想信念这个精神支柱，革命年代就会投降变节，和平年代就会腐化变质。梁启超讲“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就是这个道理。
对理想信念是牢记还是淡忘、是坚守还是迷茫，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试金石”。当前，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首要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
在中国古代,“理想信念”与“志”同义,是指人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五千年中华史，上至尧舜，下迄现代，在如何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上，有的人追求安逸，有的人自私自利，有的人忠而忘身，有的人临节不苟，有的人 大义凛然……也因此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想信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一、中国古代不同类型的理想信念
（一）一心追求个人安逸超脱生活的理想信念。
【许由】与【巢父】相传尧王年老后，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禅让帝位，颖水畔有位隐士巢父，尧王要把君位让给他，巢父推辞。尧王问巢父：“听说您的朋友许由很有才能。他会同意否？”巢父把尧王之意告诉许由，许由说：“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以求陶冶情操，非求禄位；纵情游闲，以求安然无惧，非贪天下”。尧登门拜访，许由仍推辞说：“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于是连夜逃往箕山颖水旁，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耕自食的闲适生活。
后经人指点，尧王又找到许由，劝道：“为百姓谋利，是帝王职责。请您不要一个人过安逸生活，到京城当帝王吧。”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几十年，百姓安居乐业，四方驯服，惩罚四凶，世上太平，您是人们心中的名君。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不去做这个帝王。”尧又说：“您避世离俗，高卧箕山，值得尊敬。但只有治理天下，才能施展您的才华，去做九州长吧！”许由厌烦地说：“我连帝王都不愿当，还当什么长！”边说边做出送客的手势。尧王摇着头离开了箕山。
许由送走尧王，快步来到颖水边，掬水洗耳。时巢父牵着牛犊来此饮水，问：“朋友，为何不净面，独洗耳呢？”许由说：“可恨的尧王，要我去接替帝王，我不从，又召我为九州长，玷污了我的耳朵，故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或许，他这样诉说是想得到巢父的同情，最好能宽慰他几句。哪料，巢父听了，不仅没有同情他，还不屑地说：“假如你一直住在深山高崖，谁能看见你？帝尧肯定也找不到你。你到处游荡，换取名声，现在却来洗耳朵，别故作清高了！”他数落完许由，牵了牛回头就走。许由纳闷，问他，怎么不让牛喝水了？巢父头也不回地说：“不饮了，我真怕你洗过耳朵的水脏了我这牛犊的嘴！”说着，巢父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二）一心追求家族利益的理想信念。
【赵简子】中华民族是个极其重视家族观念、世系传承的族群，但如果身居高位、执掌公器，而任其发展，便会给社会、给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带来十分可怕的恶果。
春秋晋国赵简子其家族世代为晋国六卿。年少之时，从父亲手中接过家族重任，经过长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使几近衰微的赵氏重新崛起，权倾晋国。作为家族的主心骨，赵简子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但他贪图权利，为实现家族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颠覆秩序、逐出国君，为“三家分晋”埋下可怕的伏笔。
他为人不忠，为了家族宿怨，不惜颠覆国家秩序。联合荀跞、韩不信、魏侈四卿，讨伐同为六卿的中行氏、范氏。事成之后，并未遵照惯例，将征讨所得归还国君，而是出于私心，与其他三家共同瓜分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并将表达不满的晋出公逐出国境。
他贪图私利，为了家族利益，不惜打破政治平衡。在完成对中行氏、范氏的征伐后，为进一步扩大家族利益，坚决反对原有的六卿分治制度，并与韩、魏两家合计，实行四卿主政。后来，请命晋定公，全权负责国家军事，与执掌内政的荀跞形成“智氏主内，赵氏主外”的政治格局，为实现大权独揽迈出重要一步。
他醉心独裁，为了家族权势，不惜推行强权政治。荀跞死后，以压倒性优势担任晋国新一任执政，彻底集中军事、政治、外交、司法等诸多国家大权于一身，并在晋国实行了长达17年的家族独裁，在政治上，以铁腕手段压制对方、清算异己；在军事上，把国家霸权看作第一要务，与吴国、齐国先后争锋，使得原本脆弱的晋国政权雪上加霜。
多年后，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联合韩、魏击败智氏，平分其地分别建立韩、赵、魏三个政权。春秋时代赫赫有名的第一强国——晋国，就这样灭亡了，而这一切，似乎在赵简子手里就埋下了伏笔。对于赵简子的所作所为，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不由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司马迁评价：“赵名晋卿，实专晋权！”
（三）一心追求个人奢华物质生活的理想信念。
【石崇】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第六子，后任荆州刺史，在任上劫掠往来富商，因而致富。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自认功劳巨大，因此生活奢靡荒淫，朝中大臣更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京都洛阳当时有两大富豪：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王恺是外戚，权势比石崇大，但在豪富方面比不上石崇。王石二人互不服气，公开斗富，以奢靡相比。石崇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树干四处延伸，世上很少有与他相当的。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用铁制的如意击打珊瑚树，随手敲下去，珊瑚树立刻碎了。王恺之后感到很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物，石崇说：“这不值得发怒，我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命令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这些珊瑚树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树干枝条举世无双而且光耀夺目，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看了，露出失意的样子。永康元年（300年），当权者赵王司马伦的党羽孙秀向石崇索要其宠妾绿珠不果，因而被定为乱党，遭夷三族。司马光：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房玄龄评价石崇：矜奢不极，寇害成赀。邦分身坠，乐往哀随。
（四）以利己主义为人生信条，极度追求个人权势，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的理想信念。
利己主义认为人生天地间,求生是其本能;为了求生,必然会趋利避害;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至亲之间也是如此。怀有这种理想信念的人，只要对己有利,便极力求之,不管这种追求会给他人、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后果。
【吴起】吴起生于卫国，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魏创立武卒制，夺秦之河西之地；在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发起吴起变法，在内政、军事上都很有成就。然而吴起贪恋功名，为取得个人成功不择手段，为了追求名利而不惜做灭绝人性的事。他早年在外求官不成，耗尽全部家产，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从东门逃出卫国。
他为子不孝，曾拜曾参之子曾申为师，学习儒术。母亲病逝，他没有回家奔丧，曾申恼怒吴起不孝，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吴起于是弃儒学兵，侍奉于鲁国季孙氏门下。
他杀妻求将，时“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后吴起被楚悼王任命为相，提出种种变法措施，由于执法严格、不近人情，招致贵族记恨。悼王刚死，便被射杀。吴起所到之处均引起非议并被谋害，其个人道德缺失的因素不容忽视。史载“吴起为将，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不过从他对亲人无情无义的行径上看，此举不过是笼络下属的手段，因此，“卒母闻而哭之”，认为儿子为此拉拢要送命。吴起用兵杀伐无度，造成横尸遍野、生灵涂炭的行为也多有非议，班固批评他“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身为将帅，若只讲权谋而鄙视道义，虽可得功利于一时，长远看必将败坏社会风气和军队风气的，这也是后人往往尊孙武而轻吴起的原因。司马迁评价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商鞅】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公元前356和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孝公支持下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使秦国大治：“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商鞅“天资刻薄人”“少恩”，是典型的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者，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公元前340年，商鞅趁魏国被齐国击败之际，向秦孝公提出自任统帅伐魏。魏国统帅公子卯是商鞅当年好友，商鞅利用当年友谊，写信给公子卯相约谈判。当公子卯一入秦军军营，立即被捕。随即，商鞅发动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大败。战后，魏国迁都大梁，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商鞅以战功受封于、商十五邑，号称商君。尽管春秋无义战，但商鞅不讲信用的做法，仍被天下人诟病。
商鞅为使秦国通过变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富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推行改革。《商君书》阐述商鞅的改革理念：“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在秦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民众痛苦的跟泪与无望的呼号。商鞅无情打击反对变法者，刑公子虔，黥劓其傅，对原本说过变法坏话后来转而歌颂变法者也不放过，“尽迁之于边城”。商鞅执法严酷、从重从快，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什么样的法律就会塑造什么样的臣民，诚如时人赵良所说：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秦国的社风民风已经退化到急功近利的巅峰，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魏公子无忌评价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
面对秦孝公的宠信，商鞅志得意满，自比秦穆公时的贤臣五毂大夫，面南背北自称寡人，和秦孝公平起平坐，行走国中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等到秦惠文王登基，商鞅立即遭到政治清算，仓皇出逃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只能感慨“作法自毙”。逃到魏国，魏国人鄙薄他以友情为陷阱的可耻行径，拒绝他政治避难。商鞅无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组织力量抵抗秦兵，很快兵败，惨遭车裂之刑。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至于商鞅无辜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商鞅亲手制订的法令。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
（五）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生信条，为国家民族利益舍生忘死的理想信念。
怀有这种理想的人把普天下的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名将卫青的外甥，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象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呆在长安城里享受长辈荫庇，极其渴望上战场杀敌报国。未满十八岁随卫青伐匈奴，率八百骑兵，以独创的“长途奔袭”战术斩敌二千余人，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19岁的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发起河西之战，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使匈奴唱出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主持“漠北大战”，率兵五万，长驱两千多里，歼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祭天封礼于狼居胥山，后入率军追击匈奴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尔加湖）。经此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饱受匈奴侵扰之苦百年的汉朝人扬眉吐气，更有了身为强者的信心。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始终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为他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第，他却拒绝收下，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短短的八个字，因为出自霍去病之口而言之有物、震撼人心，充分表达了他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益的胸怀。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24岁的大将军霍去病染病去世，汉武帝非常悲伤，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为他的精神和智勇而倾倒，更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王维有《少年行》称赞霍去病：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文天祥】文天祥处在南宋末期内外危机重重的时代，“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但他的爱国并没有局限在为“圣上”的江山拼却一死，因为他认为“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耳”，他的爱国更强烈地表现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的种种努力上，即“持(改革)不息之心”，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节财之道”、“弭寇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他认定，自己作为“贤才”、“圣贤”，绝不能坐视世道险阻，绝不能安于“蓄其才德而不施于用”，而应当象及时雨那样，泽被天下(“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而安于需……”)。在这种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为了民生社稷，“别立二王”“为忠”。文天祥的胸怀、抱负，是以“民胞”、“民物”、“民生”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虽然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他始终将祖国和民族的复兴作为他的忠爱所寄。
公元1275年，元兵分三路南下，攻破京城市郊。文天祥捐献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他的朋友制止他：“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国家抚养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京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
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途中写下《过零丁洋》明志：“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尽管已自知不久于人世，但他在燕京元人的监狱里还在为百姓祈福:“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在数次拒绝劝降，被行刑前，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他只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信条，骨子里为了国家民族，但形式上比较隐晦，甚至还有争议的理想信念。
这种理想信念以有益于他人与社会为人生之意义,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之内容,以实现“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为人生之使命,以“至善”为人生之境界。虽然这种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他们是那个时代理想人格的化身,也为自己的时代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张居正】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万历新政”。他自幼“常潜求国家典故,及时务之切时者,剖求之,遇人多所咨询”，探求“拯救时弊”的改革方案。从政后，他敏锐察觉到万历初年的政局“惟夫将圮而未圮,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即明朝犹如一座将垮而未垮的大厦,表象看去还是巍峨高大,金碧辉煌,而实际梁柱已被蛀空。面对危局，他以天下为己任，以身许国：“仆今不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明朝振兴，“不难破家以利国,限首以求济”。
张居正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主张为国立政首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任翰林院官员时,亲自拜访盐司、关司、屯田等官员,密询社会状况,夜晚“挤灯细书”；在“山居”期间,注重体验了解下层民众疾苦。正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张居正提出系统补救“时弊”的改革方案,形成完整的改革主张和改革思想。他以“锄强戮凶,剔奸厘弊”为中心,将改革锋芒指向“官吏中的拘私舞弊,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紊强势力兼并土地,转嫁斌役,负担不均,民不聊生”，着重以调节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环节,提升社会生产力。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经济上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修治黄、淮。军事上，重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加修长城“敌台”三千多座，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极大地巩固了北方边防，取得万历初年富国强兵的实效：“一时治绩炳然”、“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虽古贤相,何以加”。
张居正有以国事为已任的责任感,敢于任事：“自受事以来,且做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以优公家之事”，他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实政实效，在于能否“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就会天下太平,国运昌隆。张居正以勇往直前的顽强意志推动改革，义当正道直言：“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仇怨何足惜乎！”为国家办事,在“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凡有利公家的就一愈专行,“优劳天下”,“遥逢如不及”。张居正的改革,适应了历史潮流,顺应了民众的据要,改善了民族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是一次极其重要意义的改革,也为后世的改革实践提供了范例。《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曾国藩】曾国藩被誉为传统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道德完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六岁人塾读书,八岁能读四书、诵五经,十四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国藩毕生践行传统“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思想，以积极入世、舍身之思而为国为民。他一生严格遵守《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以求“内圣外王”（“内圣”指人的内心通过自我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指把人自身的心性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以修身而达事功。他毕生追求“圣人人格”,即一种全知全能与人伦之至的“圣人之心”,对家庭,以“勤俭立身、耕读保家”的家风要求子女;对政务,以“勤王卫道”相号召组建湘军、以“仁、礼”为治军之旨,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对洋务,虽提倡洋务,并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但并未动摇对儒学的信仰和对纲常的恪守。他文才贯通,武建湘军,平定武昌,田镇大捷,攻安庆,定江宁,平太平天国运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创办长江水师,开展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他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师为将为相一万人”，对清朝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
二、以实现人类自由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是我们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最美好最进步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1920年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理想信念故事的思想起点。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气壮山河的理想信念奋斗史，支撑我们党走过风风雨雨90多年，就在于无数共产党人有着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信念。
【曾志】曾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