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语境功能论第2页
避，可以麻醉。它既与主流意识并行不悖，义顽强地抗拒着被主流意识所同化和吞并，所以它总给人一种对抗的意味，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三者关系，不管是在历时或共时的意义上，都有统一、兼容、不相容的情况。
三者统一，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是，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其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民众的愿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④另一种情况：即使是统治阶级处于衰退阶段，也存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区间，所以也存在统一问题。三者统一的情况，写作的表达空间最大。
有两者交*兼容的区间。只要存在兼容，语境空间就相对比较大。
但当互不相容时，就产生了三对主要的矛盾：
“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的矛盾。因为主流意识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就有了阶级的局限，利益的考虑。特别是当这个阶级不处于上升阶段时，其意识往往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矛盾于是呈现出来并愈趋尖锐化。
“主流思想”与“民间话语”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以及各自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同，这对矛盾是“天然的”和普遍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显与隐和强与弱的表现。在我们国家，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两者有可能在最人程度上统一。但有时也有相当尖锐的表现。例如，有一个资深报人就说，“新闻工作特难搞：上面要所好的，下面要听差的，为难了我们动笔的。”
“前卫思想”或曰“先知思想”与“世俗观念”的矛盾。大众意识往往是钝化了的、习惯化了的意识，一般比较保守。大众的思想要进步、观念要更新、思想要解放，往往要*能敏锐感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发展规律的思想者的引导。这些人只是少数，也只可能是少数，在这个意义上可叫他们为“前卫”人物或“先知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往往在一开始时并没有“市场”，其思想不被人理解。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悲哀。这种悲哀鲁迅在小说《药》里已有深刻揭示。
写作语境的特征，如上所述，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其次，具有空间性。此空间有时表现为地理性的区域空间。例如，有的作品在此地区(国家)轰动一时，大为畅销，却在彼一地区(国家)遭到禁止。有时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时空背景。再次，具有弹塑性。由于语境是多元的，各元之间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矛盾的运动便使它具有了扩张或挤压的消长互让的弹性空间，这为写作者驾驭语境，扩大表达空间提供了基础。最后，它还具有变化性。为什么同是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品，昨日还盂毁无誉，今日却大紫大红；或曾经煊赫一时，转瞬之间却湮灭无闻?语境在变化也。
语境的功能，可以借用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它决定写什么和左右怎么写。例如“滥竿充数”这个成语故事，经常被用来作为写作的材料，不同的时期取材的角度明显不同。当社会要倡导青年读书的时候，南郭先生便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不学无术，最终会落个可悲的下场；当要实行岗位责任制时，齐宣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南郭先生之所以能滥竽充数，是由于齐宣王对吹竽者不加考核，引出了当前要建立严格考核人才制度的主题；当社会呼吁机构改革时，又说，是齐宣王每听“必三百人”的“大锅饭”体制害了南郭先生，使得他身无长技，所以必须改革“大锅饭”体制。再如伯乐这个人物，一会儿他是选拔人才的圣者，一会儿又变成“个人说了算”的典型，是什么使得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此评价?当时的社会需要也。自居易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⑤刘熙载认为：“文之道，时为大。……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⑥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所谓“与时为消息”，就体现了现实语境对写作的客观规定性。
这种规定性渗透到写作的技术层面，使得“怎样写”摆脱了传统的技巧色彩而具有了智慧的价值，使得写作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玩”，而必抱着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认认真真地作别无选择的选择和创造性的操作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例子中体味到这一点。
大概是1992年，我国的改革进程进入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这时便面临一个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有大批大批的人员“下岗”。各种宣传机器自然要为这一改革大造舆论，各路写作者也自觉地投入到“鼓与呼”的阵线上。有的媒体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以‘三铁’破‘三铁’”(甩“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破“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等口号，很激昂、很响亮、很有气势、很有来头。但是，这种宣传却引起了相反的心理效果，因为这些提法太硬、太无情、太伤感情、也太叫人难以接受。对于下岗者来说，下岗还要背着一个“庸人”或“多余人”、“懒汉”之类的“头衔”，心里怪不是滋味。这样容易引起对改革的抵触情绪，所以这种宣传客观上反而起到了延缓改革进程的作用。
当写作者意识到这一点后，马上调整自己的宣传战略。于是，报端上出现了另外“提法”的文章，例如：
富余人员之所以富余，是因为劳动力配置不合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对企业来说这是坏事，对劳动者来说也一样是坏事。它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本来可以成为“龙”的，在“大锅饭”中也只能做一条“虫”。有一些下岗人员虽不能适应原岗位的工作，但不能“登山”未必就不能“下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力不从心的岗位上下来，换个地方或许就能在新的天地里大显身手。
富余就是机遇，这对于那些因懒、散和技术水平低而下岗的人来说也一样适用。他们的毛病，是“大锅饭”养出来的。如今“大锅饭”没了，要吃饭就得*自己的努力去“找米下锅”，这不正是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吗?……⑦
……现在有种错觉，好像改革一深入，就会改出一大批厚脸皮吃救济的无用之辈。其实世上没几个庸才，多的是放错地方的人才。许多下岗人员，绝对不笨，主要是不适应原有岗位，有些人培训到退休也未必完全适应，而换个岗位，不用培训也能很快适应。这种岗位本厂没有，本厂外肯定有。别以为企业一门心思想把包袱甩给社会，也许人家多的，正是我要的。这叫人才结构调整，是为了适应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让富余人员长期在企业内待业，不光束缚企业手脚，也会耽误待业者才能的更好发挥。
的确，由于人才流动渠道多年不畅，许多人不清楚自己应在什么岗位上较为合理。如果真正形成机会均等的就业竞争机制，宁肯一辈子吃救济的人总是个别的。通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绝大多数人会各得其所的……⑧
请假设你就是一名即将“—卜岗”的人，你读了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会觉得气顺一些，没有了那种被抛弃的感觉，甚至对自己更充满信心?
这就是写作的策略调整。一开始，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也代表了改革的要求，但为具体语境所不容，效果适得其反。改变了的提法和写法，只不过是相同目的的另外一套话语表达方式罢了，然而，有了这种改变，初衷与效果才比较好地统一起来了，写作的目的才能达到，它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推动改革进程的作用，才算是有益于世之作文。表面看，这纯粹是表达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操作，但这种操作又并不是写作者可以随心所欲的。是语境真正操控了表达方式与技巧的运用。
从这一观点看，任何有生命的写作技巧，都是特定语境要求的产物。没有那种语境，也就不会产生那种技法。技法的运用也是如此。没有某种特定的需要，就不会选择那特定的技法。而既然选择了某一特定的技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产生这种技法的历史语境再一次重现罢了。例如“春秋笔法”这种技法的生命力，在于产生“春秋笔法”的语境千百年来一直在滋润着它。所以，写作的操作并不是纯技巧的运用。写作技巧只是人们对有关写作的感性经验知识的归纳，它们基本上是静止的、孤立的、甚至是机械的。我们懂得有些什么技巧和这些技巧会产生什么效果是一回事，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和怎样运用又是另外一回事。表层是对技巧的操作及对技巧操作的操作(驾驭技巧操作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深层是写作者利用写作这一工具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对自己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一种操作。这一切都统一于文本的处理过程中。表层的操作是一种工艺，深层的操作则是一种智慧的释放。想一想鲁迅杂文中的“曲笔”和王蒙作品中的“幽默”等技巧的运用，我们就不难认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