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
记得几年前我高考的时候，北大考古系在陕西还是有降分录取的，比其他专业的录取成绩要低20分左右吧。
如果现在还有这个项目，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今年才高二，时间还很充裕，先不要一上来就把目标定在西大和陕师大，这样很容易局限自身的发展。

BTW，职业和爱好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和学校里接受的教育通常情况下更不是一回事。
所以，不要凭着一腔热情想当然得就去做决定。而是踏踏实实收集各方面资料，知道自己心仪的专业，究竟是在学什么在做什么，人才培养计划是什么。将来毕业以后，可以做什么。这些方面，和圈内的大人还有学长学姐交流交流吧，他们给出的建议比网友更有参考价值一些。

下面的话可能有点现实。
你现在高二，你还小。
我以前和你一样，在高考前想了很多次，我以后要学什么，去哪里，一个个筛选学校和专业。
其实后来分数出来了，才发现，因为分数的局限性，不是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更多的时候，是我把分数摆在那里，供学校和专业来挑选——如果我不愿意去分数线比我的成绩低50分学校。
不过，有梦想，有爱好，总归是好事。
但是也要切记，梦想不是空中楼阁，更需要脚踏实地。

强烈建议不要把爱好当职业。
看到一些阴暗面心情会不好的。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比较好。

决定来认真答题，发答主大一下学期【博物馆与文物精品】的期末论文文字全文来答题。
以下负能量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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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后之玺”谈起

摘要： “皇后之玺”因其巧夺天工的工艺、坎坷多难的命运和尚有争议的归属，历来饱受关注。本文认为，此玉玺被江青长期霸占，陕西省博物馆（今陕西历史博物馆）应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其馆长屈从强权，默许对于文物归属妄下定论的行为，同样应受批评。但是，值得注意的，远不止这些。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采用珍贵的和阗玉制成。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1968年陕西咸阳市韩家湾乡狼家沟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对于“皇后之玺”的发现过程，国内对此印的发现者，时年13岁的孩子，和及时上交文物的孩子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皇后之玺”发现之后的流传，更多人的态度发人深省。
据众多历史文献记载，1974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听说了“皇后之玺”的江青，追问玉玺发现情形及其下落，表示玉玺是相当重要的。当她得知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时，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要她速将此玉玺找到带回北京。这位领导干部不敢怠慢，立即到陕西省博物馆找来负责人传达江青的话，要他找出玉玺，馆负责人当即领她到“秦汉文物陈列室”看实物，当她看到文物标签上并未标明是吕后之物时，有些不解，陪同的有关专家解释，对此方玉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未明确标注。这位领导同志说：那江青同志说是的，那就是的嘛！随后命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关于这一事件，有记载的文献虽多，内容却极其重复，且缺少相关细节。最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文献都极力渲染江青渴求权力的野心家形象，并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言辞激烈的抨击。各文献一致认定，“皇后之玺”被江青长期霸占，江青本人理所当然地应负全责。
作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1974年9月的一次会议”，究竟是一次怎样的会议？与会者都是哪些人物？从江青有机会追问“皇后之玺”的下落推断，与会者中可能有这样的人：陕西省领导或/和相关领域的学者；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有对“皇后之玺”有所了解的人。
第二，“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这位领导又是何许人也？为何所有的涉及文献都没有提及？很明显，这位领导一定是江青的亲信，但是出身良好，以至于在江青被打倒时并未受到牵连。
第三，“陪同的有关专家”又是谁？是“女领导”的随从，还是江青的亲信？抑或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能查到的所有文献，都没有透露专家的身份，而可能的情况较多；因此，此文暂时搁置这一疑点，对专家的身份不予论证。
此后，开始分析此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江青和时任陕西省博物馆（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
首先，必须指出，江青私占博物馆藏品，是犯罪行为。博物馆是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博物馆中收藏的文物也不为个人所私有。
其次，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博物馆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虽然已经在国内外达成共识，但只是几句浮于纸面的空话。对于“皇后之玺”被霸占之事，对江青及其“四人帮”的批判似乎已经成为了定论，仅仅成为其谋权篡位的罪证，成为其被“打倒”的理由。对于这样的事件，又有多少反思？
最后，作者着重讨论博物馆方面对于此事的影响。
第一，我国博物馆长由上级领导机关任命。此种任命方式，与欧美由董事会任命的方式有天壤之别，决定了馆长必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安排。
第二，对馆长要求，排在第一位的是思想政治素质。在普世价值观得不到认可之地，出现如此规定，不得不令人担忧。
第三，我国博物馆是事业单位，其经费绝大多数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博物馆无法独立于党政之外，权限大大受限。
综上，不难看出我国博物馆自身难以去除的弊病。因此，当江青索要“皇后之玺”时，馆长并没有阻止，便不足为奇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馆长不必为此承担失职的责任。
似乎人们习惯了以“文革”为理由，来逃避责任，或是追究责任。毕竟，那是集权的时代，那是集体疯狂的时代。于是，直至社会公众终于冷静下来之后，承担狂欢代价的，只是“被打倒”的少数人。
似乎人们习惯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于是，面对强权，本能似地屈服，群体性地屈服。米兰·昆德拉在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出了“媚俗”的概念并加以批判，而本文作者认为，群体性的沉默，群体性的自保，是“中国特色媚俗”。
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期间，关于博物馆的法律可以算是一片空白。经作者查证，并未查到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保护法》的内容①,与之相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起实施。又经作者查证，1986年开始实施的《博物馆藏品保管办法》①应为《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之误。而此《办法》由文化部颁发，效力受限，只能予以行政处罚。
回首往事，发人深省；放眼未来，令人忧思。一方面，关于博物馆的法律，立法尚且不完善；另一方面，司法独立长期无法落实，博物馆受到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媚俗”难以根除。在这样一个左手威权，右手享乐的“美丽的1984”，我们作为大学生，更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

注释：
①王宏钧 .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80.

参考文献：
[1]王宏钧 .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朱林 .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钟山风雨，2005，3：55.
[3]安誊 . 从“皇后之玺”谈起 . 文物，1976，11，8—9.
[4]赵学谦 . 大野心家江青与“皇后之玺”. 思想战线，1977，3：96—98.
[5]王兆麟 . 吕后玉玺与江青 . 炎黄春秋，2004，7：70—71.
[6]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陕西省博物馆）官网关于“皇后之玺”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