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第1章 原始时期的教育

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
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第2章 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

第3章 战国时期的教育
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