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汉朝已初步形成，如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学对各学科教育的支配性影响等，在汉朝教育中已初见端倪，有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5章 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
儒学教育依然是各王朝官学制度的首选。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学校体制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发展。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私学得到发展，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
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随着人口大迁移，文化教育也南迁西移，促进了文教事业在落后区域的传播与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兴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这些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促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
教育思想多元化。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儒学教育发生变化，在学风方面，推崇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社会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

第6章 隋唐时期的教育
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隋重新统一了国家，唐前期百余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使不同形态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推动了多元文教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选士制度产生于隋，而发展于唐。统治者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科举考试制度成为操纵学校教育发展的杠杆。学校失去独立性，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朝创立一些新的教育制度，唐朝加以继承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朝而达到新的高度。官学和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干，私学为补充；按地方行政区，建立州学、县学的学校网；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联系，向中央宫学选送生员；以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经学和以应用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立；专设的学校与附设于事务部门的学校并行，构成适应国家需要的教育体系。学校内部管理，也加以完善。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隋唐先进的教育制度，成为东方邻国学习的对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思想方面，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道、儒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的教育思想。这些都为以后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想开辟了道路。

第7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提倡佛道；重视科举，重用士人。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辽、金、元统治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民族学校，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并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辽金元时期的蒙学也得到较大发展，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活跃，不仅在理学教育思想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且还有与理学教育思想异趣的“新学”教育思想和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