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为什么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具有史诗性的银幕巨作？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具有明显史诗性的银幕巨作。它们立足于把握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之间的关系，将对历史的回望与对现实的关照联系起来综合地加以展示。作为一部银幕史诗，《一江春水向东流》也为中国情节剧电影创造了一个经典的模型，即描述大时代、大社会中人物的变化，家庭关系中的人物及对人物的道德批判。
18、 战后“灵魂的写实主义”影片创作都有哪些代表性作品？为什么说《小城之春》是“蒙尘的钻石”？
《小城之春》公映后，一度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影片才被重新发现，受到理论界高度重视。本片还被海外影评家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小城之春》就像一块“蒙尘的钻石”，随着人们对它的重新认识，定会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19、 为什么说建国初期是新中国电影的“光彩夺目的片头”？
1946年10月1日，中共在接收日伪电影企业“满映” 的基础上，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了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1955年3月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被称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年4月20日正式成立了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1949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建立，以及新政权在财力物力上对电影事业的支持，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上、财力上和物力上的保证。1951年3月8日开始，文化部在全国20几个城市同时举行“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在活动过程中，陆续展映了《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民主青年进行曲》、《团结起来到明天》、《陕北牧歌》、《大地重光》、《刘胡兰》、《内蒙人民的胜利》等20部故事片和《中国人民大团结》等6部新闻纪录片。从1950年起，新中国电影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主要由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有多部初期的故事片及其创作者获奖。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简单、质朴、热情、充满时代气息。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涌现许多英雄人物和事迹，电影艺术家们以一种真诚饱满的热情，真实地记录它们、展示工农兵的精神世界，表达自己对火热生活的记忆和对理想的信念。这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及全体创作人员，都充满一种来自时代的“真情实感”。
20、 政治因素对“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对电影重要性的认识， 从一开始就是超乎寻常的。早在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将电影仅仅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娱乐方式，而是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历史，始终是政治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从领导左翼电影运动到发展解放区电影，到1949年以后推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再到文化大革命，甚至直到今天，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可以说，从新中国一开始，新中国电影就伴随着中国政治的命运拉开了帷幕。
21、 试述新中国电影史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及其对此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1951年5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传》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在这场持续将近半年、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批判的内容，除了指责《武训传》犯了“歪曲人民革命历史”的“严重政治错误”，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外，还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影片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等主创人员遭受不公。
正的批评。孙瑜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赵丹被停止工作多年，这场批判运动，还波及到私营厂出品的其他许多影片，其中被重点批判的有《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
22、为什么说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1959年”？
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这个创作高峰的出现，首先是经过十年的发展，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业务、创作各方面都趋于成熟，而且同时又与特殊的 历史机遇有关。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尽管此前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拔白旗”的挫折，但在政府的号召下，电影工作者又一次将电影创作推向高潮，推出了一大批好的电影作品，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这些影片无论从政治上、艺术上、技术上，都达到了50年代的最高水平。它们的出现，使得一时间银幕上佳作纷呈，好评如潮。1959年也被称作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1959年”。 
23、概述“十七年”中国电影“四落四起”的发展过程。 
一起一落（从建国初到1953年3月）：从建国初期光彩的起步（1951年上半年之前算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小高潮），到不久之后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及文艺整风运动，电影创作一度转入低谷，步履艰难。
二起二落（1953年3月到1958年）：1953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批评了电影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电影领导工作和电影批评中的简单粗暴的现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澄清了艺术思想上的一些疑惑，给电影界带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1956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极大地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1956年12月15日，《文艺报》第23期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文章《电影的锣鼓》，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篇著名的理论文章。在上述背景下，1956年拍摄的故事片达到了42部，出现了《上甘岭》、《祝福》、等一批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二个小高潮。借助于这种创作的惯性，1957年仍然完成了故事片42部，其中包括《女篮五号》、《海魂》、等优秀作品。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使新中国电影再次受到冲击。在反右斗争中，《电影的锣鼓》一文被定论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受到重点批判。其后，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夏衍也因发表著名的“离经叛道”论受到批判。“拔白旗”运动从政治上进一步禁锢了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而这时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在电影生产上表现为一味追求高指标，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粗制滥造，从经济上给电影业造成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