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
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通俗文学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形式上继承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惩恶劝善效应。
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反映其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鸳蝴派与《礼拜六》
1912-1917年，是其繁盛期，鸳蝴派是指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礼拜六》是1914年创办的娱乐消闲周刊，代表鸳蝴派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特征。
泛神论
郭沫若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中吸取泛神论思想，他曾将其内容概括为“泛神论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诗人把整个大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的奇特想像，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
“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原则
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这就是“求似”，所谓“失事”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
《尝试集》
1920年出版。胡适是”第一白话诗人“。《尝试集》充满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尽管”真白话的新诗不多，但确实从古典诗歌形式传统中挣脱出来，开始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认为因此称它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
北大歌谣研究会
1920年成立，发起人与参与者大都是早期白话诗人，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由此开始了现代新诗”歌谣化“的努力，刘半农从故乡江阴采风同时，用江阴方言写作“四句头山歌”20余首，刘大白《卖布谣》借鉴了民间歌谣形式，这是对传统诗歌的文人化贵族化的反拨，与五四文学平民化一致。
小诗体
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和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影响下产生，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它的出现（1）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2）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在新诗发展史上有过渡意义。
纯诗
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包括两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最忌讳说明。
纯诗概念在更深层面上意味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早期象征诗派
以李金发为代表，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其诗作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和神秘性，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1）运用象征性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2）运用想像和比喻表现微妙情境（3）依靠形象的暗示表达感觉（4）追求语言的省略和跳跃。
美文
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这一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文学开辟了一块新的土地”。以后又形成了一整套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是谓之“言志派”散文。
废名气
废名即冯文炳，他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了的人事，对小人物寄同情，初时尚注重社会意义，《竹林的故事》等名为小说，实乃散文，很注重意境传达，清新朴素，气息浓郁，喜闲谈琐事，以冲淡为衣，表现出朴讷哀伤的风格，后将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胧散文意境，但语言修饰愈发生涩古怪，陷入歧途，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此所谓“废名气”。
冰心体
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其中“心中要说的话”即“爱的哲学”，即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恋，也有对基督教义，泰戈尔哲学等内容的融会其间。
现代评论派
20年代中期出现。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
它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徐的散文多属冥想型小品，即使记叙事物也常抓刹那灵感，名篇《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浓得化不开”》
春柳社
1907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曾孝古，陆镜若）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公演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引起东京戏剧界的轰动，他们注重演出的布景道具服饰表演的“写实性”，以建立新的演出方式。
文明戏
要创作的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应适于现代文明需要的，主要借鉴西方的以言语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为“文明新戏”，具有全国性影响。后期由于采取幕表制与趣味低下而逐渐衰落。
天知派新剧
它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以宣传革命，攻击封建统治为首要职责，即把戏剧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孙中山题词“是亦学校也”，其特色是（1）追求现场宣传，鼓动效果，当场演讲，直面观众。（2）强调演员的即兴表演，采用“幕表制”，没有完整剧本，只有提纲，靠演员现场发挥。
旧剧评议
1917-1918年间在《新青年》展开，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中国传统旧戏发以攻击，批判指向传统旧戏包含的充满儒教与道教思想毒素的封建性内容，新戏剧观是（1）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2）提倡现实主义戏剧，要求描写“平常”的普通人，打破“大团圆”，如实揭示现实。
爱美剧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即业余戏剧，爱美是AMATEUR的音译，宣言是“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
1921年1月，汪优游针对文明戏商业化，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的独立剧团的设想。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引起社会反响，爱美剧取代了没落的文明戏。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的最初尝试，在批判文明戏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学说与方法，对话剧进行革新，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
第四堵墙
由19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戏剧家创造，强调再现人生真相，自然的生活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壁看到人家屋里那样”，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效果，演员表演要求生活在舞台创造情境中，不与观众交流，追求像生活片断般的自然。
小剧场运动
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针对戏剧的商业化倾向，提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小型业余演出，以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并增强其社会作用。中国的爱美剧运动曾受其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1）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话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道路。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2）提出并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即19世纪法国戏剧家创造的“第四堵墙”理论。
南国社
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是创办《南国》半月刊，后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开展话剧创作主要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的《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带有伤感和浪漫色彩，在中国话剧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革命文学
1928年1月，全部又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由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等主持《文化批判》创刊，同月出版创造社另一刊物《创造月刊》第一卷第8号显出了“突变”，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1930年3月左翼的成立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应鹏，召集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傅彦长等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在宣言中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虽凭政权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未形成中心理论，未出现像样作品，只有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这种政治宣传品。
后期创造社
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式发展，创造社作家分化，提倡革命文学，并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部分作家退出，郁达夫因与个别成员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又另加入了一些新成员，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1928年1月，他们创刊《文化批评》同月出版《创造月刊》，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
太阳社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非，孟超，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努力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左联”的成立形成了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不足在于思想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组织工作方面存在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问题。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心态，批评“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的“浪漫”，他指出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可要撞碎”。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左联执委会决议中，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第一次是1930年春左联成立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和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与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的“拿来主义”是文艺大众化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由拉普提出，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关键在于通过具体人物和生活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