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对卡拉塔耶夫这种消极的意识不是批判，而是以同情的笔凋来描写。说“他的说话和动作是从里面流出来的。自然，不得不然，自然而然，好像香气从一朵花里发出来一样”。诚然，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一部分被农奴制压迫的宗法制农民的特点。农民长期在旧制度下生活和受教养，“他们在吃母关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缺席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列宁语）来对待社会问题，因此在斗争中不够坚定，甚至诉诸于祈祷和哭泣。但这只是农民落后保守的一面，他们还有进步反抗性的一面。农民深受“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点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列宁语）。
同时，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也违反生活的真实，不是真正的俄国士兵和农民阶级的典型。作为阿卜涉隆团的老兵，他的行伍出身，经过多次战争的艰苦考验，特别是面对外寇的入侵，他怎能无动于衷，却偏要宣扬不抵抗主义呢？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广大市民、农民和士兵也都不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同法军不合作的斯摩棱斯克的商人和农民，还是波罗金诺战场上献身的俄罗斯士兵，实行“坚壁清野”的莫斯科居民，决心同敌寇周旋到底的游击队员，处处表现出来的都是与卡拉塔耶夫是截然不同的。在小说的尾声，我们看到了深受卡拉塔耶夫影响的彼埃尔参加了改革现实的革命活动，娜塔莎也积极支持丈夫从事的秘密革命活动，安德烈虽已死去，他的儿子尼考林卡决心继承他的事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总的倾向，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有力地否定了卡拉塔耶夫主义，基本上消除和克服了卡拉塔耶夫可能产生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宏大的结构和严整的布局。这部小说涉及到如此广泛的生活，如此复杂的内容，如此繁多的人物，它在艺术结构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单线发展不足以反映时代的各个侧面，写不出全貌；多线发展比较可行，但难于驾驭。作者匠心独运，巧作安排，采用了情节内容的多线条发展而又主次分明，互相照应，结成有机的整体。
从故事情节看，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一直是主线，其他人物都围绕着主线安排，有主有次。四个家庭之间又通过彼此有家庭成员的恋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交错发展，互相制约，繁而不散。在家庭成员之中，则以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为主要人物，小说以他们的命运和变化为始终，中心突出，无喧宾夺主之感。
从内容看，战争与和平生活是占有同等份量的两个重心，作者让它们按编年的顺序交错出现，在其中安插了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做到既全面地概括时代的内容，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感到战争和历史大事件最难写，就小说看，作者事实上克服了困难，把战争场影写得与家庭生活场景同样出色。从沙皇宫廷、参谋总部到游击队，从战争、战役的全局到炮兵、骑兵、步兵的局部，英勇的进攻，混乱的退却，胜利的欢乐，负伤和死亡的惨状，写得有声有色，是一幅色彩斑烂的战争图画，一幅波澜迭起的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家庭社会生活也写得很传神，从贵族客厅、社交舞会到地主庄园，从农村的民间歌舞、野外游猎到贵族家里的灯下谈天，人间的苦乐，世态的炎凉，灯红酒绿、忸妮作态的都会夜生活，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闲适幸福的家庭情趣，应有尽有，是一幅变幻多姿的和平生活图景。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两种画面互相穿插，交替出现，浓淡相间，有张有驰又富于变化，构成了完整的格局。
其次，作家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在上千的场景中出现了上千的人物，他们的模样、身世、经历、个性各不相同。这里作者普遍使用对比的方法，库图佐夫的伟大和拿破仑的渺小，庄园贵族的忠诚和宫庭贵族的伪善，下层人民的朴实和上流社会的腐化，普通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卑怯，等等，无不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极端，两种倾向，放在一起对比，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显得突出了。此外，作者还采用按人物类别逐层深入描绘的方法。例如把贵族分成若干类，从大贵族到小地主，其中有上层显贵，宫廷文武，沙龙常客，毁强调了贵族的总特点，如虚荣心，追求私利，钻营拍马，寡廉鲜耻等，又刻划了每一类人的特征。这样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的描绘，有助于读者认识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又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作家不但重视人物的多样性，而且极为重视人物的复杂性，从各方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因为人物性格没有复杂性，也就失去了丰富性，无从折射出时代的复杂面貌而忠实地反映生活。比如小说的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库图佐夫、屠升、吉莫辛等人物的塑造，作家就十分注意突出他们性格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既是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各种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史。
《战争与和平》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家突破了“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司各特建立的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主人公私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的诗学范畴。这里不是少数几个人物在历史面前表现自己的故事，而几乎是一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遭遇和体验中经历着一整个时代。这里没有舞台和布景的透视，而经常是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在画面中心充分展开，本身就成为体现着作品的主题的重要形象之
别林斯基曾高度地赞扬司各特注重从“书斋和寝室”的侧面描写历史人物，并把这种“家常化”的形象看作小说中的一大进步。托尔斯泰继承了司各特的这一传统，指出“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手拿望远镜，指向敌人，跨着白马”。但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和生活各方面的全部复杂关系”，他就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轶事式的“家常化”了，而是在历史前进中的涡中去表现历史人物，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一八○五年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第一次战争记事》中，记载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在大群将军簇拥下视察奥斯特里茨战场的情景，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托尔斯泰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这段对话写进了《战争与和平》中，但他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段史料之外辅之几个细小的动作描写，就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了准确的发挥。亚历山大一世毫无战争经验，却好大喜功，梦想充当欧洲的救主和获得打败拿破仑的荣誉。从亚历山大的神态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轻率和幼稚，特别是他那急不可待的虚荣心。他有意用一些漂亮的辞令吸引奥皇弗兰茨对自己统才能的注意。“但弗兰茨皇帝继续四下环顾，并没有听”。作家想必猜出了亚历山大一世当时的难堪，立即把这反映在随从们“面面相觑的脸上”。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同的是，作家从库图佐夫的话里辨出了另一种心情。库图佐夫深知这场战争的无益和残酷后果，因此他的回答虽然带有半恭敬半讥讽的口吻，却仍然十分坚定。“他恭敬地向前鞠着躬”，可他“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上嘴唇，表明他为事态无法挽回而极其痛苦”。由于补充了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作家以一则细小的史实写活了好几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即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作家认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反映不只限于描写人的性格本身，还存在着再现生活多种形态的另一些方式——事件、民族和大自然的各种形象。
在作品中，首先是它写出了绚丽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历史画面。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鲍古恰罗沃宁静的地主庄园，鲍罗金诺硝烟宠罩着的战场，处处都呈现着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农民士兵，纯朴、憨厚，在战场上却是镇定乐观，诙谐风趣。一个炮弹过过来，一个士兵开玩笑说：“哎，差一点把我们绅士的帽子打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里写的确实是俄罗斯士兵，是真正的俄罗斯勇士。当然，不仅农民，贵族也有体现。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贵族的先进分子也是同人民在一起的，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尤其象罗斯托夫一家，儿子参战，为国捐躯，女儿深明大义，舍弃财产，帮助运送伤员，这种种义举都是同当时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是相通的，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
大量的自然景物、生活风俗的描写，更增强了作品浓郁的民族气息。风俗描写是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画面上不可缺少的生动色彩。人们往往以它为手段，把历史生活描绘得五光址色，趣味盎然。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春天泥泞的童山庄园和打谷场，那雪水浸泡的原野，那“腰围有两抱粗”的老橡树，那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使人仿佛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农村风光。还有象罗斯托夫家的冬猎场面，写得多么热闹，穿着哥克外衣、蓝裤子，挥舞着小马鞭驱赶坐骑围捕母狼的猎手，紧张惊险的打猎场面；猎后丰盛的晚餐，药酒、伏特加、腌蘑菇、乳酪黑麦饼、出巢蜂蜜，还有刚烤好的雏鸡、火腿、蜜饯、糖饯等等。晚餐捕捉唱歌、跳舞、狂欢。三弦琴弹出的民间曲调，六弦琴伴奏“大叔”跳的民间舞，这一切都洋滥着古老民俗的气息，使实次来到农民中间的娜塔莎激动不已，使她呼吸了俄罗斯的空气，感受了俄罗斯精神。
《战争与和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很快于1873年再版。象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在几年内一再出版，被人们争相抢购，在当时的俄国确实并不多见。
托尔斯泰的巨大才能令新老作家们欣然折服，比他年长的老作家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竟相夸赞。小说很快被译成外文，在西欧各国出版，受到许多国外作家的交口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赞赏该书“是第一流的作品”，称赞托尔斯泰“这是莎士比亚，这是莎士比亚。”
第十三篇 玩偶之家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的杰出戏剧家，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共创作了二十五部戏剧，不同时期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印证了挪威乃至整个欧洲文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脉絡，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1849-1868年以前）多以民族和个人浪漫主义为主导特征的剧作，想象奇崛，诗意浓郁。例如《武士冢》、《觊觎王位的人》、《布朗德》等。
第二阶段（1869-1883）直观反映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诞生了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代表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以社会政治和家庭婚姻为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1884-1899），重视人物个性心理的描绘，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超自然神秘因素增加，悲观情绪浓重。创作有《野鸭》、《海上夫人》、《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时》等八个剧本。
易卜生的作品提倡“强烈的自我主义”，充满批判精神和自我主义思想。笔下人物多具有坚强个性，本着“全有或全无”的宗旨而行动，否定一切虚伪的东西，把人类的精神境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主人公娜拉是为活泼热情、天真可爱的少妇，热爱自己的丈夫海尔茂海尔茂有次病重，无钱疗养，娜拉为治好丈夫，不惜伪造父亲的笔迹向银行借贷。海尔茂的同事，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此事要挟娜拉，海尔茂得知后大发雷霆，认为娜拉损害了他的名誉，甚至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力。娜拉如梦方醒，认识到海尔茂的虚伪，自己不过是他的玩偶，最后勇敢离开家。
《玩偶之家》关注妇女问题有现实原型和思想启发。小说通过娜拉的形象，揭示了妇女在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权地位。“玩偶”一词准确概括娜拉在男人眼中“花瓶”和“摆设”的角色和地拉：结婚前她是父亲的“玩偶女儿”、“泥娃娃孩子”，婚后是丈夫的 “玩偶老婆”，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权利。
鲁迅曾深刻指出，娜拉要想获得完全的自由，首先一定要有自主的经济权。经济上是否拥有自主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妇女能否拥有独立的人格与平等的法律地位。娜拉始终处于丈夫的附庸地位，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均十分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