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形成产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条件，当代文学也不例外，它不是凭空形成产生的：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和孕育形成的母体。
第一， 它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如何开展文艺运动和文艺批评的经验，如何建设文学队伍以及作家如何提高自身素养的经验等等。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还为当代文学确立了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第二， 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准备了作家队伍。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没有作家，就谈不上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及其发展当然也必须依靠作家来实现。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功绩就在于它为当代文学准备了作家队伍，一些在现代时期就享有盛名或十分活跃的文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这些跨越现代而来的文艺家为当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保证。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曾指出，新的政治和经济是新的文化的依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的确立，随着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新的经济基础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区别于旧时代、旧文学的新文学，即“当代文学”。建国以后，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此外，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与发展，还离不开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的滋养和对外国文学长处的学习借鉴。
③当代文学的分期
    当代文学从诞生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行程，为了准确地描述其间的发展变化，就有必要进行发展时期的划分。划分文学史的时期一般应兼顾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内部的质素变化，一是外部条件的制约。关于当代文学的分期，最常见的是“三分法”，即把当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49—1966），为建国初的十七年；第二时期（1966—1976），为“文革”十年；第三时期（1976—  ），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此外，还有“二分法”，如把当代文学的发展分为“前二十七年”（1949—1976）和“社会主义新时期”（1976—  ）；还有“四分法”，“四分法”与“三分法”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将“三分法”的第一时期以1957年为界一分为二罢了，余下划分皆同。
相关材料链接：
1、“三分法”参见张钟等编著《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曹廷华、胡国强主编《中华当代文学新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2、“二分法”参见舒其惠、汪华藻编《新中国文学史》；苏光文、胡国强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3、“四分法”参见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撰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当代文学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④当代文学的成就
第一、题材内容不断扩大，无限广阔
在当代文学时期，除了有现代文学时期常见的以工农兵、知识分子、小市民的生活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外，还出现了过去涉猎很少或根本没有触及过的题材内容的作品，如工业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知青题材、新武侠题材、科幻题材、体育题材、国际题材的作品等等。这些题材内容作品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当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某些文学创作的空白。
第二、 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姿多彩


    当代文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也有重大收获和突破。在建国之初，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但类型、性格都较为单一，不外乎三大类人物：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中间人物或转变中人物；反面人物。新时期以来，人物形象塑造的固有模式被打破，出现了种类繁多的人物形象，除了工农兵外，还有知青、右派、大款、保姆、酒吧招待、小市民、医生、黑帮人物、改革者、腐败分子等等。不仅人物多样化，其性格刻划也更为立体、丰富。
第三、 表现形式与手法日益多样化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除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形式的运用外，还出现了各有追求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技巧，比如运用象征、通感、意象等手法反映生活，使诗的意境显得朦胧而深远；使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心理意识，增大作品的容量，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变形、象征等手法，扩展戏剧的表现领域；运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变形以及黑色幽默等手法反映社会生活，拓展艺术表现空间等等。
第四、 形成了一支层次丰富、老中青结合的作家队伍


当代文学的作家队伍大致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
一是由现代时期跨越而来的文坛老将，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老舍、曹禺、艾青、郭沫若、贺敬之、汪曾祺等。
二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梁斌、吴强、杨沫、杜鹏程、茹志鹃、李准、王蒙、刘绍棠、高晓声、谌容、张洁、张贤亮等。
三是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作家，如王安忆、梁晓声、阿城、叶辛、铁凝、张抗抗、史铁生、舒婷、竹林、王小鹰等。
四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苏童、余华、格非、韩东、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棉棉、卫惠等。
 
第一章  1949——1976文学运动和思潮
一、文艺队伍大会师
    （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1949年7月2日－19日，由郭沫若提议，党中央批准的“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824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在党的旗子下胜利会师。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详细介绍了解放区文艺运动情况，概括了其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经验，并把解放区文艺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和价值标准予以推广)，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主要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思和说明)。大会总结了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以《延讲》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突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周扬、茅盾为副主席。下属各协会相继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影响：新中国文艺以此为起点。同时也以此确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建国后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延安文艺作为当代文学的理想模式。确立了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也确立了政治对文学的权威作用。
局限：文艺的大会师，是以解放区文艺为基准的。实质上是解放区文学统一国统区进步文学，把解放区文艺政策、文艺价值、文艺经验推广到全国，作为以后文艺发展的借鉴和遵循。
忽视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的价值和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和介绍。
文艺队伍“和而不同”，具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为后米来的文艺斗争留下了后患。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确立
1953年9月23日－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把抓好的作品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学的新任务；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批判原则（最高准则；把塑造新英雄人物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
出现了一元化价值批评模式的端倪。
二、50、60年代文艺运动逐渐由艺术争鸣演变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在解放前夕，以作家的世界观即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以及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态度，作家划为革命作家即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三类(名下有徐中年、朱光替、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这种描述划分具有政治权利话语性质，决定了解放后文学阵营的构成和作家的命运。
    毛泽东以文学的政治效用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取得了当然的统治地位，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必然要受到排斥。
    50、60年代是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艺术化”和文学政治化时代，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在文学批评上，坚持和推行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文学的评价由政治、文学的权利者来确定，而不是艺术家确定。
    读者的虚拟性，50、60年代的读者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威的虚拟读者，代表的并非读者真正的感受，他们的意愿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力批评者的意愿，这样导致艺术品味、风格一体化。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针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实质上是建国后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一次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武训是清末民初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忍辱负重，“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孙瑜以此为题材，拍摄了历史传记影片《武训传》(之前在1948年中国制片厂因故未拍完，1949年上海昆仑公司在此基础上修改剧本后续拍)在全国公映，歌颂武训精神，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文化上翻身的要求，以鼓励人们学习武训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但武训的阶级成分和思想较复杂。武训最早是一个穷人阶级的代表，沿街行乞，为子孙筹建学校，把行乞的钱交到地主那里放高利贷。后皇帝感动于武训的兴学精神，对他予以封赏使其成为一个富豪，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兴学初衷为穷人能够读书受教育，但他后来办学收的多是有钱人家子弟，为地主阶级服务。武训这个故事本身具有多义性，故对电影《武训传》的理解很容易背离编导的初衷，影片易受责难。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对武训精神的歌颂反映了我国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发动了批判运动。舆论界以此为定论，纷纷批评《武训传》宣扬了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个人主义、歌颂了阶级投降和奴才思想，掩盖了阶级矛盾，由学术争鸣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批判运动，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大规模群众政治文艺斗争的先河。
对《武训传》的批判，一是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行上纲上线的群众性政治批判，给当代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对两种具有全然不同发展规律的事物采取相同的方式处理，是违背科学原则的。（这关系到学术法律和艺术法律问题）
二是对文艺的主题简单化、绝对化理解，忽视了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的复杂性。为歌颂阶级斗争、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及为政治现实主义的畅通扫清了道路，进一步强化了解放区文艺规范的正统地位。
三是政治统帅直接干预文艺，使文艺政治化、思想阶级斗争化倾向进一步加剧。
 
武训（山东堂邑人，1838－189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生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之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他的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节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推崇备致。蔡元培、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政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提词撰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了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5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过称赞他的文章，1943－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称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平民教育家”，在遭到批判之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人崇敬的形象。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之托，决心把武训的事迹搬上银幕。194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此片。11月初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够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接拍此片。在1951年2月拍成前，剧本经过了三次修改。《武训传》公影后，好评如潮。
电影受到普遍的肯定，但贾霁在《不足为训的武训》中进行了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和文化界开始做检讨，教育部要求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习改名，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了以周扬负责的13人武训历史调查组，后形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对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对政权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人民日报予以连载，把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武训成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
文革中，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和武训的奴才主义挂钩，武训的坟墓被掘，被鞭尸，塑像、匾额、祠堂被毁。
1985年胡乔木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作了“基本错误”的结论。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采取胡适的形式主义考据研究方法，将《红楼梦》归结为“色”“空”观念，认为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具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遭到李希凡、蓝翎等人的批判，认为俞平伯的观点违背了现实主义的研究原则。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把俞平伯的观念作为清算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批判。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具有扩大化、无限化的特点：从对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对五四以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胡适思想及其影响的批判，由学术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意在清除所谓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捍卫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学术范畴，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把哲学唯心论与阶级论等同，片面的机械的理解唯心主义哲学以及研究方法，非科学的用政治阶级意识去完全界定学术研究方法问题。
毛泽东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目的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化界的影响，从思想上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思想障碍。
同时也为后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埋下了伏笔。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突出的理论是“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说”，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属于主观型现实主义。40年代，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过论争，50年代，胡风的文艺思想被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遭到批判。胡风以30万言(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系统阐释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批评进行驳斥，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胡风报告公开后，1955年，社会上掀起了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胡风等人被确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敌对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胡风被捕入狱，2100多人受株连，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平反，1988年6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重新肯定性评价，对胡风全面平反。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将意识形态文艺思想上的斗争等同于社会政治和阶级斗争，彻底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肆意践踏，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为后来疾风暴雨式的用政治阶级斗争来解决学术和思想分歧开了先河。
附:胡风案始末
胡风(1902.11.1一1985.6.8):原名张名桢、张光人。胡风为笔名，从母姓。湖北蕲（qi）春人。逝世后，中央审定的悼词承认他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曾留学日本，任过左联宣传部长、书记。1934年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内奸，胡风愤而辞去左联工作。
与鲁迅关系甚密。胡风介绍田间、艾青等登上文坛。鲁迅逝世，整理鲁迅遗著。主编《七月》杂志。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一定矛盾，后又在办刊物过程中批评得罪了-批文化人。
    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批判，说他的文艺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到处都有生活(胡的本意是“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的报告不点名批判了胡风，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十年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
    解放后胡风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新中国、歌颂领袖，紧接着作品遭到批判，说作品歪曲毛泽东，将之比作大海，因毛曾自比为小学生。
    1951年在重庆巴县参加土改工作团，写成散文集《从源头到洪流》。1952年舒芜(曾受胡风扶持走上文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胡风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小集团的头目，为后来批判胡风埋下了伏笔。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2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全盘否定胡风的文艺思想，下了一系列政治性结论。1954年胡风写了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附了7千字给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的信。文中言辞坦率激烈，矛头直指周扬，为自己和朋友鸣冤叫屈。文中多引马、列、斯等言语，未将《延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直接批评了当时的高层文艺领导。五把刀子的提法太尖锐，易遭曲解留人口实。文中把文艺界的混乱和苦闷揭露了出来，直指文艺领导问题，势必激怒某些高层领导。
    1954年10月31-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八次扩大会议，就《文艺报》就《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主义倾向所犯错误问题展开讨论。胡风和路翎在会上发言，把矛头指向《文艺报》和文艺领导，结果引火烧身。会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矛头直指胡风。
    1955年1月《文艺报》刊发了部分三十万言书，并加了毛泽东修改的按语。此时舒芜进一步反戈，以胡风的信件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把胡风的言行说成是反共的宗派活动。胡风的申辩和检讨也被说成“从进攻转为退却的策略”。
    文联公布了胡风反党的第一批材料，前加了毛泽东八百字的按语，严厉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党领袖的号召，群众热情无比高涨，把斗争推向了高潮。全国上不纷纷声讨胡风及其同伙，全国舆论一律。《人民日报》多次用整版作专栏批判，专栏大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5月，中宣部、公安部正式成立了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组，文艺问题遂演变成政治问题。5月24日、6月10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三批材料。5月25日，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700多人召开扩大会议，撤消了胡风的作协会籍和一切职务。会上响应党的号召，与会者义愤填膺，一致声讨胡风。
     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众目睽睽下走到台上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话音未落，便被揪下台去，在一阵责骂声中被带出了会场。
    批判胡风运动进一步升级，提出了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样运动从反胡风扩大到了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 
    这次反胡风运动规模空前，震动了社会各阶层，开了以私信定罪的先河。
    运动中胡风及友人先后被捕，受牵连的全国有二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
    从1955年至1965年底，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1965年12月26日，北京市高院开庭公审(指定证人证词)正式宣判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后在成都监外执刑。文革中曾送四川芦山县一茶场劳改。组织要求他写周扬的揭发材料，他始终只字未写。1966年后被秘密关押在四川第三监狱。1969年5月刑满，他要求释放，四人帮指示“关死为止”。
    1979年1月11日，胡风被评反，出狱。出狱后写了17万字长篇论文《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呈交中央。
    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胡风受任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顾问。
    北京高院1980年11月1日正式开庭宣布撤消1965年判决，宣告胡风无罪。
    1985年6月8日在北京逝世。由于家属不认同追悼词中的不实之词，后经中央审定，去掉了不实提法，追悼会7个月后才举行。追悼会的骨灰盒上镌刻有《离骚》中两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第二天北京各大报作了报导，配发了遗像。从这些报导中人民知道胡风不是反革命，是革命文艺战士。
    胡风的完全平反是在1988年6月。中共向全体党员下达了经政冶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四）双百方针（“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由于简单粗暴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式的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导致了文艺界缺乏民主，文艺缺乏创造性，文艺创作出现凋敝。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1956年九月，秦兆阳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批评文艺教条主义为倾向性、政治性而牺牲真实性，指出“现实主义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强调“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
1957年1月，巴人（王任叔）发表《论人情》，批判文艺教条主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以致许多作品为必须“无产阶级的道理”而牺牲了普通的人情。
1957年5月，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反对把人当作反映整体观念的一种手段，主张以写人为中心。
这些文艺观念表现出对文艺本体特征的尊重，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具有一些就正作用，遗憾的是在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中一律受到批判，探索者本人也因此遭难。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