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1957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极左路线进一步发展。6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以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冯雪峰、丁玲、艾青等一批老作家，王蒙、刘绍棠、流沙河等文坛新秀，一批文艺工作者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反右斗争践踏了双百方针，破坏了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想的膨胀，又一次把文艺问题，思想问题等同政治问题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一批有影响，卓有成就的作家在批斗中含冤去世。
     1958年在大跃进狂潮下的“新民歌运动”，被夸为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使整个文艺界浮夸成风，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三结合创作泛滥。
    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还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展开了批判。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开始了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因同时在新侨饭店召开，故称新侨会议，会议审议了《文艺十条》和《电影工作的意见》，分析了近几年文艺工作的得失）。不久，中央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在创作和批评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要合乎艺术自身规律的主张。
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和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5月23日，为纪念《延讲》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把文艺服务对象由工农兵，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同时，重新肯定遭错误批判的《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这些文艺政策局部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好“中间人物”的理论思想，主张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七）左倾思想升级和阶级扩大化对文艺的进一步伤害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向全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李建彤的《刘志丹》被康生指责为“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第二年又宣称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使近万人遭到株连。此后，康生、江清、姚文元、林彪等直接插手文艺，策划了许多冤案。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分别对文艺工作作了两个批示，批示中全面否定文艺界的成绩，错误的估计了文艺界的形式，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批示使左倾领导者获得了批判文艺的尚方宝剑。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吴晗等一大批作家和学者遭到株连。左倾思潮越演越烈，严重摧残文艺，点燃了遗毒甚广的“文化大革命”。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1966年5月-1976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文化大革命思想根源探究
1、战争思想的遗留：急功近利、速决思想，把一切社会矛盾当作敌我矛盾进行非调和性处理，对文艺进行军事化管制。
2、对知识分子阶层含义的错误认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概念，1904年科举制度被废黜以后，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路被阻断，知识分子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成为人民的一员，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建国后，国家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阶层看待，把他们作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
3、知识分子的特性使然：知识分子思维敏捷、思想活跃、人格独立，具有置疑精神，追求民主，向往自由，这与当时政治专政、阶级专政的时代有所抵触。
4、封建人治思想的流毒：人治，一言堂对法制和民主的践踏，个人崇拜思潮泛滥，人民普遍缺乏民主观念。
5、对思想问题政治化和简单化处理的结果。
6、国际上两大阵营的斗争造成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化。
7、自我意识膨胀所造成的自我孤立，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冲动开始付诸实践。
8、群众专制。国民素质不高，对革命的理解简单化，难以理解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存在的复杂性，不能用阶级进行简单的二分。群众盲目革命热情驱使下的革命激情的呈现（激情混杂着不洁之物）。
（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清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污蔑文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4月，经毛泽东修改审核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推助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即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具体为：
1、文艺理论“黑”即“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2、文艺作品“黑”：创作的是反动的反人们的资产阶级作品。
3、文艺队伍“黑”。因此“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的推行，在文艺界混淆是非，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一律归结为政治问题，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视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斗争。造成了文艺理论上的极大混乱；造成了文艺创作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破坏了文艺组织，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摧残了文艺队伍，数百名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一统天下。
文革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五四文学传统，污蔑革命文艺，禁止中一切外古典文学遗产，文艺出现了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凋零之势。
文革的核心理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
（三）革命样板戏等文革文学
江清等在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同时，树立了八个革命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原指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推出的一批优秀作品，本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智慧的结晶。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将之窃为己有。并把其他地方剧团上演过的作品指定一个写作班子按照“三突出”模式加工改造，最后定型为八个“样板戏”。现代京戏《红灯纪》、《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样板戏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基本内容不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救世主和精神导师。艺术上打磨精致，有些唱段优美动听，但对生活高度净化和美化，审美上苍白贫血。
样板小说：炮制了图解政治纲领，煽动造反派与走资派斗争的阴谋文艺：小说《初春的早晨》、《虹南作战史》（写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写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课》、《牛田洋》、《千重浪》、《较量》、《暴风雨》、《西沙儿女》（浩然）（为江青擦脂抹粉、歌功颂德“镶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一座奇险的山峰，顶端白云之中，挺立着一颗劲松”，把西沙儿女英勇的战斗功绩说成是江青精神鼓舞的结果）等。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春苗》、《决裂》等，话剧《盛大的节日》等。文学成为了政治斗争阴谋的工具。
（四）文革文艺理论的出台
文革阴谋文学的理论依据：“根本任务论”，（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作为文革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最高标准，导致了文革时期阴谋文学一体化）
“三突出”创作原则：林彪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造成文学创作的公式化（1958年毛泽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确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周扬在30年代曾经提出。）
“主题先行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打倒”。使文学作为图解政治阴谋的工具，公式化、概念化，成为“瞒和骗”的文学。
    “三结合”、“三陪衬”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结合）；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以其他正面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刻画反面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三陪衬）。
（五）文革文学的特征
1、文学思维极端化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化思想泛滥成灾。文艺完全佑属于阶级的政治权力话语之中。
2、文学主体缺失化
文学的审美性、多样性丧失殆尽。主题单一、主题先行，手法单一，手法定势。（三结合、三突出等）
3、文艺政治化
文学成为绝对效忠于政治和政治阴谋的工具。文艺沦为政治体制化的产物，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文学彻底丧失了艺术性、思想性、精神性、批判性。
4、文艺批评简单化
以政治运动的“大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交流、申辩；以“棍子”(文化杀手)似的绝对化，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进行文艺批评。
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金棍子”。出现了一批依附于政治势力的文艺官和文化官僚。
（五）文革的非遵命文学
在阴谋文艺和文艺专政下，在文革文艺理论的夹缝中，一些知识分子依然创作了少量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学，如长篇小说：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郭澄清的《大刀记》，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中、短篇小说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戏剧有话剧《万水千山》，电影有张天民编剧的《创业》、谢铁骊编导的《海霞》等。他们是在遵命写作的情况下有意识的偏离文艺专政理论创作的作品。
（六）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文革时期在地下民间流传的一些作品，当时未曾出版，有的写于当时，文革后才得以面世。这些非主流的写作，个人化的创作，往往变成了文革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手抄本有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靳凡（金观涛）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赵振开的中篇小说《波动》。以及写于文革中的郭小川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舒婷的《船》、《赠》、《秋夜》，芒克的《太阳落了》、《城市》等。以及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歌等。潜在写作凝聚了创作者的独立思索，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在题材、手法、风格、个性等方面有所开拓，但在思维方式上，创作者主要还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和反抗政治阴谋斗争，思维方式不完全是文学的，带有现实反抗性特征。
文革十年的文学创作成就极低，几近一片空白。
 
四、50－70年代末期文学精神的整体特征
第一，文学观念上，属于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学理论体系，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观。但在具体操作中，注重内容判断，而忽视审美分析。
第二，创作方法上，采用现实主义，具体为革命现实主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时候与革命浪漫主义相互结合。艺术目标和价值标准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但在具体操作中，注重思想性与倾向性，而忽视真实性与审美性。
第三，文学方向上，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文艺方针上，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实际中却难以真正贯彻执行。
第四，思想内容上，着眼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生活以及实现新中国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歌颂为主，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操作中却演化为题材决定论。
第五，人物表现上，刻画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新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要求尽可能回避英雄人物的缺点，但在现实中，却被机械的理解为“三突出”。
第六，文学形式上，采用接近中国大众审美趣味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但在现实的创作中，却一味的拔高古典形式，反对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新的文学形式和内涵。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
   一、50、60年代小说概况
（一）创作方法：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
（二）创作题材：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1、历史题材：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斗争史、革命战争史。如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
短篇小说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其间的代表作。
如反映20、30年代革命斗争的有：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功队》，李英儒的《野火春分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反映中国农民革命的史诗）等。
短篇小说有孙犁的《山地回忆》、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党费》等。
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短篇小说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写古代历史的有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等。
人们充满激情的再现战争的风貌，歌颂革命，缅怀战友。
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史诗风格：用文学的形式真实的再现某一时期，某一事件的社会场景，理性的共性取代了感性的个性，作者不能深入历史、反思历史的悲剧性因素。
纪实品格：常常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具有自传色彩。作者多是战争的参与者，他们多为客观叙事，而不是将自身生命沉潜于历史，进行主观探索。
政治色彩：体现政治的要求和导向，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这种创作方法后来演变为“三结合”的极端。
2、现实题材：写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的有：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有：李准《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长篇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
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现状的有：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具有较高价值的有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静静的产院》、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描写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有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反映工业题材的小说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草明的《乘风破浪》，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在这一阶段，也存在少量干预现实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
表现民间人情人性的作品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建国后最先遭受批判的作品)，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
“三红一创”（《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是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喜爱。
（三）创作成就
1、一批有一定艺术价值，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出现，新的创作群体出现。
2、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以各种方式曲折艰难的影响和抵制着左倾的政治思潮和对文艺的干预。
（四）本阶段文学的缺限
1、文艺政治化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解的简单、机械化
文艺表现政治、革命、战争，文艺为社会的服务直接理解为对政治的服务。文学主要集中与对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战争的表现，有对政策图解的倾向。
2、题材单一化
主要集中于现实和历史题材，以党的革命斗争和现实政策为主要参照点。忽视了社会生活丰富性、复杂性。
3、手法简单化
片面追求大众化、民族化，用狭隘的现实主义，使用图解历史、图解政治的方式进行创作，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主要是肯定性歌颂，缺少对生活的深层次挖掘。作家的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4、人物形象扁平化
主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人物形象类型化、模式化。
5、作家非专业化
作家往往借助自己熟悉的历史和生活写作，具有历史再现性质，文学创作的修养不够，许多成为了“一本书作家”，如杜鹏程、洪波、杨益言等，作家的文学素养不能够支持长期的创作。
二、主要作家作品介绍
1、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县人。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赴延安，解放后担任过陕西长安县委副书记。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种谷记》（写于1947年的长篇小说，反映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铜墙铁壁》（写于1951年，写解放战争中农民护粮支前的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狠透铁》（1958年中篇小说），《创业史》（1960年，长篇），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1956年）。
《创业史》：写两代农民创业立家的故事。旧中国梁三老汉租中田地，10年创业失败，养子梁生宝承父志，继续创业立家，但兵荒马乱，地租沉重，创业梦想破灭。解放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终于实现了创业立家的夙愿。小说的重点是写解放后，农民分得土地后两代农民在创业观念上的冲突和变迁，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难历程。
作者通过梁家两代人不同创业道路及其结局，概况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反映了他们要求改变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指出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农民才能够彻底翻身，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
《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完整地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也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
小说成就和意义：
深刻的主题，宏伟的气魄。表现了农民翻身和创业的艰难历程；写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
塑造了众多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了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雄形象；作品体现出作家的平民意识和对生活的真诚感受；展示了农村合作化前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过程。
独特的艺术风格。开阔、浑厚、热烈而细密的艺术风格。
人物分析：
梁生宝：是一个从旧中国小生产者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民的典型。顽强坚毅，忠厚善良，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带有明显的英雄化、理想化色彩。
梁三老汉：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和狭隘小生产者观念的旧中国农民的典型，苦大仇深，思想保守，狭隘自私，但又勤劳善良，热爱土地。体现出农民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代表。是教育的对象。
郭世富：中农的代表，顽固维护私有制，对封建主义还存有幻想的落后农民典型。是改造的对象。
姚士杰：富农的代表。仇恨新社会政权，阴险狡诈，妄图扼杀新生政权的敌对阶级代表。是专政的对象。
郭振山：农民中的两面派，幕后支持农村合作化，落后的农民干部典型。是争取的对象。
小说也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刻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展示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揭示了农民解放，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艰难性。
艺术特点：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善于将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与哲理性议论结合起来塑造人物群像；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在矛盾冲突中突出和展示人物性格。
局限：政治理念过重：以社会政治运动全过程作为小说的线索，使作品表现面比较单一，有图解政治之嫌；过分夸大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人物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人物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展示不够；对几类农民的描写主要集中于阶级分析，对他们的合理性要求完全按照阶级分析标准定位，对农村现实中农民要求的复杂性重视不够，对农民中积极的可以改造争取的因素没有注意表现。
对人物性格刻画不足，情节冲突不够，抒情议论过多。对人物主要采取阶级分析法，对人情、人性美展示不够。
2、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主要作品有《红旗谱》（1957），《播种记》（1963年），《翻身纪事》（1978），《烽烟图》（1983年）等。
《红旗谱》：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写出了农民寻求自身解放之路的曲折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描写了锁井镇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和冯老兰一家两代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反映了他们由单枪匹马的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斗争的过程。尤其是通过反割头税和保定二中学潮，表现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北方农村的革命形势，塑造了朱老忠、严志和、江涛、运涛等人物形象。艺术的说明了亿万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的反抗斗争只有汇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才能取得成功。
作品出版后，评论界给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十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突出的收获”，小说主人公朱老忠被成为是继鲁迅以来的整个文学塑造另一个典型形象，小说后被改变成同名电影，2004年被改为同名电视剧。
人物分析：
朱老忠：疾恶如仇、刚直不阿，行侠仗义、慷慨豪爽，坚忍不拔、深谋远虑，是燕赵侠义精神和新时代英雄精神的结合体。他的生活道路，集中概括了20世纪初期，新旧时代交替时期中国农民，由草莽好汉成长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历史踪迹。
严志和：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保守狭隘、软弱动摇。是落后农民，受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农民典型。
艺术成就：史诗般的展示了冀中农民的革命斗争，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开掘。
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技巧，故事性强，故事相对独立。
语言充满了乡土气息，口语化、生活化，通俗化。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对北方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的描绘雄浑凝重，与主题相得益彰。
局限：对革命者性格缺乏丰富性展示，性格扁平化抽象化，缺乏对人物性格变化过程的描写，性格发展过于突兀，缺乏人情、人性美。
3、杨沫（1914－1995）：女，原名杨成业。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1958年），新时期写有《东方欲晓》、《芳菲之歌》、《我的日记》等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反映的是从“9·18”到“12·9”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爱国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当她为个人解放、个人前途奋争而又屡遭挫折的时候，在党的指引下，经过艰苦的自我改造和投身革命实践，最后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品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形象，以及王晓燕、余永泽、戴愉等不同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较全面的反映了30年代初、中期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