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的特征：
1）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战斗性。他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等。 
2）注重诗境的创造：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在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注重创作诗的意境。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3）结构精巧。常常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采取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方法。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4）语言精美，含蓄新巧，音韵和谐，具有艺术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局限是：散文思想内容过于时代化；刻意追求诗境，惯用象征、比附等，艺术表现上有雷同倾向（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缺少对生活的真情实感。
2、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1919年8月19日生于香港，1992年去世。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侨居。13岁回国后，先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就学。 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担任演员、战地工作队员，教师、编辑等。1938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秦牧杂文》，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1945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再生》的编委。建国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文学活动涉及很多领域，主要有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等。其中尤以散文著称于文坛。名篇有《土地》、《花蜜与蜂刺》。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和美学论著。粉碎四人帮后，创作了大量作品。几年来，仅结集而成的散文集就有10多部。自选集《长河浪花集》是其散文的代表作。还出版了《艺海拾贝》的姐妹篇《语休采英》。《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古战场春晓》、《土地》、《潮汐和船》、《花城》、《社稷坛抒情》等篇是他的代表作。 
秦牧散文特点：
1）散文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2）散文题材广泛、融知识性、思想性、抒情性于一体。谈古论今、旁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这是秦牧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特色。《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述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十七年间，秦牧提出了散文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主张。
3）散文真正具有“形散而神不散”，表达方式没有固定格式，潇洒自然，语言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阔，感情自然流露。
4）语言流丽酣畅、凝练生动，具有“林中漫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风格。
其美中不足的是：过于强调知识性，有些冗杂拖沓之感；强调哲理，表现出说教气。
3、刘白羽(1916－)：现代著名作家，1916年9月28日生，北京通州人。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顾问、《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刘白羽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代表，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七届委员。
刘白羽是现代文学杰出代表人物，卓越的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小说家。193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8年作为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矢志不渝地投身到改变民族和祖国命运的斗争中。半个多世纪来，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始终不渝地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进而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写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写出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色彩、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60多年来共发表作品50余部400余万字，多种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缅甸等文种。《长江三日》、《日出》等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学、大学教材。1950年参加编制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散文集《芳草集》荣获1989年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荣获第三届（1991年）茅盾文学奖和1986—1994年度炎黄杯人民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录的历程》获首届（1990—1994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
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具有深刻的哲理性，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艺术上，刘白羽善于通过一幅幅典型的"形象"展现时代的真实画面，比如《青春的闪光》中，他见到天安门工地上一位"昂起胸脯，大踏步行走"的年轻建筑工人时，就联想到20年前天安门前插着太阳旗的侵略者的坦克车隆隆开过。然而，今天，第一个十月一日，“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走上建设的步伐。”随后，建设队伍中的伐木者、农民、战士的画面又闪现出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出现，迸发出强烈的视觉效果。作者善借景抒怀，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刘白羽散文的语言激情充沛，词句鲜亮峭拔，富有充实感。
融情于景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是其散文的特色；雄浑豪放是其散文的突出风格。
4、魏巍（1920—），中国现当代作家。河南郑州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现为《中流》杂志主编。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其间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抒情短诗和通讯。长诗《黎明风景》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抗美援朝期间，三次赴朝，写下了《前进吧！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优秀散文。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轰动，“最可爱的人”成了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主要作品还有电影小说《红色风暴》（与人合作），散文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诗集《两年》、《不断集》，短篇小说《老烟筒》，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魏巍散文的风格：叙述性强，叙事中有以理、以情胜，善于通过叙事来积储和抒发情感。
 
第五章   1976-1989年中国文学思潮
    新时期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文学在这个阶段和社会一样，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所以采用了这一个概念。
新时期文学思潮：文学以快速的发展变化，全新的审美面貌，纷繁的文学现象，自由频繁的论争和多姿多彩的创作成果，展示了文学的独特风采，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期。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80年代文艺的生态环境:
    文革十年浩劫的梦魇时代结束;
    思想大解放: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
    拨乱反正，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艺术民主的提出，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
    西方文化的广泛译介;在五、六十年代放被淹没的京派文学、孤鸟岛文学、新月派、象征派、现代诗派、七月派、九叶诗人等得到了肯定;
    创作自由的提出:1984年12月作办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
    文艺民间性力量的增强;
    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大众传媒的发达，文学逐渐市场化，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争夺，消费性文化改变了作家的地位和创作观念。
    （二）春天的号角——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掀起的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突出的特色是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由政治而引发，指向政治，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诗歌体现了“愤怒出诗人”的创作姿态，具有悲愤悲剧美学形态。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发端。
（三）对文革文艺观念的批判
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批判“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主题先行论”等极左文艺观念。
文艺组织恢复工作。
文学刊物相继复刊。
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的作家群”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出版)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标志着文艺界全面“解冻”。
（四）文艺观念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置疑。
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后来“二为”方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3、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
    人性有阶级性的一面，也存在共同性的一面被广泛认同。
    人道主义的认识己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二、80年代前期文艺思潮
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社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思想领域对极左政治路线的清算，文学迎来了发展的空间。
（一）文学取得了与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作为文学革新的参照，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成为评介和翻译的热潮。
    1、出现了针对文革的“伤痕文学” ，文学走出假大空的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蓬勃发展时间为1978－1980年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是一划时代的作品，用艺术的形式对刚刚逝去的文革提出了质疑，标志“伤痕文学”的发端。人，成为一些作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重要的作品有:小说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姻缘》、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诗歌有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流沙河的《故园六咏》;戏剧有话剧《报春花》、《权与法》等。
    2、“反思文学”：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时出现一种对“伤痕文学”深入发展的文学思潮，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3、复出的诗人的创作。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以良知勇敢地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救治生活的弊端，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激情显示着作家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
4、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
（二）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综合化
在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的主流消失了，文学的一元化发展状态迅速瓦解，文学呈现出多元发展、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文学出现边缘化和综合化倾向。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也呈现出多样性。
（三）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讨论
基于对文革文学的反思，文学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关注西方文学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
三、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
1985年起，文学进入新变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中国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速化。
（一） 新的审美建构，具有新的审美独立性
出现了鲜明个性和风格独特的作品。如郑义的小说《老井》、张贤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王蒙的《高原的风》、《冬天的话题》，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功的《爸爸爸》、方方的《风景》，王朔的《顽主》等。
（二）文学的本体性备受关注
作家关注文学形式的意义、价值和作用，作家从再现生活到组合生活、表现“观念”和“感觉”。表现生活替代了“反映生活”，文学观念发生了整体位移，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较为鲜明，文学从观念到创作开始了全方位突破
（三）文学论争的焦点发生了变化
1、寻根文学：文化意识的勃兴。
    文学论争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变化到对纯粹理论的争鸣，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出现了“文化寻根”热等，出现了以地域文化为明显标识的作家。如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
他们表现为从政治的反思转入对文化的关注和反思。他们以三种形式呈现：象鲁迅那样以文学的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造；或寻觅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以救正现实社会价值的沦失；或者是走向原始，返朴归真，以梦想逃避纷乱烦扰的现实。
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陆文夫的《美食家》、刘心武的《钟鼓楼》等。
2、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
文学中性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张扬。文学把性重新作为严肃的文化概念进行探讨，探讨作为人的最原始的本能和最人文化要素的“性”，通过性心理、性行为来张扬人的生命，反思人的生命。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性高潮”。文学对人的关注不仅仅关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的原始生命力，关注人的性欲冲动，通过性意识跨越文明铸造的人格表层直达生命冲动的原始本能。文学不再是仅仅为摆脱野蛮和愚昧而呼唤文明，而是痛感于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异化而热切呼唤人的自然属性；文学不仅表现和张扬着清醒的理性，而且充分强调人的非理性内容，强调人的本能和原始冲动的强大力量。人的生命活力和生命强力受到文学的热情赞美。这种文学思潮是对西方文学中非理性文学的回应，也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反抗，对文学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人性、完整的表现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铁凝、刘恒等的小说创作。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最先的尝试是朦胧诗、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和高行健、沙叶新的探索戏剧，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对朦胧诗的探索。80年代中期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等的创作是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莫言、残雪、王朔的跟进。
马原、洪峰、余华、格非、苏童的“先锋小说”实验把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推向了极至。
80年代末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
同时，各种批评理论竞相登台。如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文艺阐释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原型批评、文化分析等，有助长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生长。
    新时期文学形成了一个开放本体系。在浪漫主义占主流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作家也大胆引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整个文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4、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是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观念的结果。同时，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为之提供了可能性。
主要是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又以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反思，促使文学进一步脱离主流话语、向社会的边缘位移，引发了文学观念上的变革。
 
第六章  80年代小说
一、80年代小说创作概况
80年代是小说创作探索积极，手法多样，成就斐然的时期。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政治控诉与批判的文学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揭示的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发表，引起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也是文学进入新时期的里程碑。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发表（伤痕文学名于此），逐渐形成伤痕文学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还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良的《刑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
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在伤痕文学的同时，一批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主张进行深化，对历史进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史称反思文学。反思文学的两大主题：一是人民的主题，确立的人民——上帝的观念；二是人的主题，使新时期的文学进一步走向了人学。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茹志鹃《被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反思文学的特征：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历史经验的高度揭示文革的荒谬性和对“人”的全面伤害；主题深刻，具有很强的理想色彩。
反思文学的内容：反思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运动和“左倾”思潮给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
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人们在精神上的烙印；
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的剖析和针砭。
反思有三种方式：历史反思、现实反思和生命反思。同时表现出三种特点：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纯粹理性。表现为两种美学追求——理性化和悲剧意识。
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刘顺大造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记忆》，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月食》、王蒙的《布礼》、《蝴蝶》、《相见时难》，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方之的《内奸》、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
（三）改革文学
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磅礴的气势开了改革文学先河。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
其主要特点是：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
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真切的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无数挫折、失败、困惑，但有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
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
如张锲的《改革者》，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
改革文学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但与历次的文学当下关注相比，这一次文学的功利主义、功利话语与审美结合得比较好。体现在一是对改革的阻力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和思考，文学较好的表现了落后与发展之间的物质、精神冲突；二是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进行了全程式的关注。三是探索具有理性，文学而不再是感性支配下的政治参与。(文学为政治上的改革者张目，文学再一次介入社会历史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小说的基本言说，采用了其所处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下的主导性政治话语，依然具有文学启蒙的性质，即文学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观念启蒙。
（四）寻根文学
是“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寻根文学可追溯至80年代初期，
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如汪曾祺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等，勃兴是在1985年后，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写庄禅精神）、《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土地与神》，冯冀才的《神鞭》，王安忆的《小鲍庄》、《大刘庄》（写儒家的仁义精神）等。
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寻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在语言文体、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
局限是对于“根”的理解的静止性和非历史性，导致了一些作家一味的沉迷于古、俗、粗、野之中，表现出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倾向。
（五）现代派先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