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谈到他的创作时说：“我的小说是面向单纯敏感的人，面向愿意倾听真实的人、愿意体会独特与神奇的人，是为关心灵魂和卑微处境的人写的。”韩东的许多作品就努力描写卑微人物的卑微生活，因此他常常也在对于琐碎生活的描写中突出人物的卑微处境与生活。《树叉间的月亮》以一孩子的口吻描述与父母下放农村时的生活，着重描述村中放鸭青年九月子的生活：他替村民放鸭，他与妇女一起劳动，他帮我家下河拎水，他借我家手电去抓黄鳝。《去年夏天》以几篇日记凑合而成，用第一人称视角记叙“我”送朋友常义上了民航班车，去N市找通信朋友郁红被门卫所拦，女友小惠前来却遇大雨。《乡间警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描述与朋友一起去远郊双漳乡看望下基层实习的朋友杜杰，他如何审问一个偷自行车的人，他陪我们去饭馆里吃饭，他将吃饭的发票交给蚊香厂的厂长报销，他叫车送我们顺路去看望女友小孟。这些作品几乎都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似乎只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下他所经过的生活细节。在许多作品中，韩东以琐碎的生活为题材，不关注题材的重要与否，而注重录下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受：《长虫》描述“我”陪同女友去儿童玩具店买布制的动物长虫，女店主却是“我”昔日的恋人。《前湖饭局》描写“我”参加陆奇的饭局，陆奇却大谈其妻子的隆胸，还劝30岁以上的女人都去做隆胸术。《假发》录写主人公胡延军戴上假发以后的经历与感受。在谈到创作时，韩东说：“我认为小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方式为源头的，是个人经验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别部分如此。以前我也曾对一些现成的技巧、方式很依赖。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向自身靠拢的重要。”韩东以个人经验方式为源头，以向自身靠拢的创作方式，以对其自我生活的录写与描述，使其作品在生动与细腻中呈现出琐碎的特征。
   王干在评论鲁羊的创作时指出：鲁羊“追求这样一种语言和文字的舞姿，便是鲁羊写作的意义所在，而这种语言和文字势必要将故事冲击得支离破碎，只留下一个个闪闪烁烁的美的片断与诗的残简以及声音的痕迹在空中奇异地回旋”。鲁羊的不少作品就是在去离破碎的情节中，展示“一个个闪闪烁烁的美的片断与诗的残间”。《此曲不知从何来》描述马余因胯下的皮肤感染而去医院诊治，尤院长却弄成了马余的皮肤。《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叙写马余在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做了一个关于衰老的梦。《身体里的巧克力》描述与人私奔的阿蕾回来看病，被医生判为巧克力囊肿。《弦歌》、《洞酌》描述了作家鲁羊在落城落难的琐屑生活。毕飞宇的小说被称为超越意识、超验追求的创作，但许多作品都关注琐碎的片段生活：《九层电梯》描写女儿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两只猫的生活；《雪白的芭蕾》描述主人公与旧日恋人的相会；《五月九日和十日》描述主人公与妻子邂逅的尴尬；《受伤的猫头鹰》描写一只猫头鹰在村里出现引起村民们的恐惧，作品大都是一些琐碎的人生小事，几乎没有故事，写得琐琐屑屑。
     在谈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有人指出：“和以往那种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同，也和一些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直接获取思想资源不同，更区别于一批先锋作家的形式迷恋和文本实验，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小叙事的、面对当下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以靠拢自身、贴近现实、面对当下的姿态，以注重小叙事的叙述进行创作，他们常常消解故事情节因果性的逻辑联系，注重事件的偶然性、零碎性、譬如有人将朱文的小说视为“公路式结构”：“公路两旁的树木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故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捕捉的危险性体验，较为成功地体现出朱文的小说才能和对世界的驾驭能力。”
    2、书写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体验。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被人看作是书写自我之作，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注重反思历史、观照现实，到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更加注重认识自我，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色彩到九十年代似乎已经褪尽了，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再担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启蒙者、代言人的角色了。在这种新的社会氛围中，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不再关注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叙事，而注重书写自我的个人感受与体验，这正如韩东所说的：“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的和最勇敢地面对是唯一的出路。”
 在创作中，韩东强调小说家自身对生活的直接面对和体验，他在城市生活、童年记忆、知青岁月的描述中，突出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新版黄山游》以游记式的纪实手法细致地描写主人公“我”与朋友一起游黄山时找不到旅馆时的尴尬与疲惫感，和忍痛化二百四十元住进宾馆时的感受。《下放地》描写卫民与女友去下放地寻旧的心情与经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下放地已经难以找到认识的人了。这些作口都以作家的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细腻地写出其内心的体验与感受。《亡命天涯路》忆写主人公“我”以前在财贸学院当马列教员时的生活，教研组瘦小刁钻的柯老师对同事的压制打击，“我”以肝炎为名在家搞创作，后又辞职专心写作。《前面的老太婆》描述“我”与妻子逛街购物与原来的教研组长邂逅，就与妻子说起当年因参加《青年诗刊》改稿会与校领导大闹，教研组长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自只自擂十分肉麻，使得“我”难以忍受匆匆认错。小说显然将作家在大学任马列教员的感受与体验放到了作品之中。韩东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甚至说：“自我批判尤为重要。像我这样一个所谓成熟的、有责任能力的人，自我批判是当务之急。批判若只停留于对他人的嘲弄、对他人的阴暗的揭露，是很不够的，必须针对自身，首先得过这一关。因为你对别人阴暗的感受程度恰恰是以自身的阴暗程度为依据的。”这种建立于对自身阴暗感受的自我批判，使韩东的创作常常充满了他个人的感受与体验。
   朱文自称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是并行的、贯通的，他将他的人生体验与感受化为他的小说，他的创作大都依据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他注重对自己某一刻真实心境的描写，他努力在小丁故事、案件调查、工厂生活的讲述中道出其“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在谈到他的小说《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时，他说：“这篇这小说源于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一刹那的感受。”小说以傍晚时分李忠德小烟酒店门口的七个场景，写出社会下层人们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人们的戏谑斗嘴，男女之间的觊觎调笑，邻里之间的磕磕碰碰，生动真切地写出下层平民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作品中充溢着作家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到大厂到底有多远》以主人公小丁坐中巴回大厂路途上的所购买所闻构成叙事线索与内容：空间狭窄膝盖被前排座位顶着的感受，肩膀压着邻座姑娘的，与邻座姑娘对话莫名其妙的紧张与烦躁，一喝醉酒的乘客对司机拔刀相对的的惊骇。小说注重描写的是小丁在失去大厂的中巴上的感受，其中充满了作家对于生活的自我体验。《三生修得同船渡》中细致地叙写主人公“我”在渡船上的感受与体验。《五毛钱的旅程》琐碎地记叙主人公小丁在中巴里旅程中的见闻与体验：“不是指在我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我是指某一刻真实的心境。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具体的事情的具体的环节总是模糊不清，也许是因为它们唤不起我足够的兴趣。而那种面对某个东西某件事情时的心理压迫感、当时稍纵即逝的情绪则非常清晰。”朱文创作中对于这种自我心境与情绪感受与体验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常常注重对于这种自我感受与体验的细腻描述。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鲁羊说：“我非常注重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感受力，小说之所以能触动人心就在于它是一个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而不是他对世界的解释……”他在创作中努力“希望传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他的作品“是我个人体验的一种外化形式”。在小说创作中，这种对于自我感受与体验的注重成为新生代作家的共性。在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徐坤在荒诞性故事里表达她对知识分子尴尬又困惑的生存状态的感受，鲁羊在寓言式情节中袒露他对独立人格、淡泊情怀的追求；邱华栋在都市闯入者人生故事的描述里表达对都市的复杂情感，刁斗在城市浪游者的性爱故事叙述里表述对人性的深入探索……作家的个人生活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书写自我与个人的感受与体验与体验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甚至以“元小说”的叙事方式构思小说，作家自己成为作品中的人物或叙事者。
刁斗认为：“一个诚实的小说家，他只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他的小说不管是动用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还是心理经验，他创作的重要命题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灵魂中最骚动不安的一种情感。”新生代作家伞兵 这种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的方式，这种关注他们自我灵魂中的最骚动不安的一种感表的取向，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常常并对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的精心安排作为重点，而是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作为作品叙写的重要内容。
3．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
进入九十年代，躲避崇高走入民间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心态，现实主义的重整旗鼓的特征之一就是关注世俗关注民众，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也采取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他们不再像新潮作家一味构筑叙事的迷宫、实行语言的实验，而是以贴近生活靠拢世俗本色的叙事方式叙述故事。他们不像十七年的创作关注英雄事迹的叙写，而是走下崇高的圣殿跻身于世俗 的狂欢中，以平实的语态与朴素的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他们的笔底大都叙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而很少关注社会上层、社会贵族的典雅人生，售票员、外来妹、中学生、乡间警察、退伍军人等都成为新生代作家描写的对象，这使新生代作家们的创作洋溢着世俗的意味。他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这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世俗的色彩。
朱文在谈及其小说创作的语言时说：“我对自己小说语言的要求，第一是精确，第二是尽可能地自然、直接。”这大概也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语言的共性，他们克服了新潮作家语言陌生化游戏化的倾向，而是反朴归真追求本色的叙事与表述。
韩东以自然平实的语言，客观地记下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因患肝炎退学的青年男子乃东，回到农村当上了妇女队长，却因出工时那些妇女们随时随地小解而不安，每日里忍住尿不解，媳妇们甚至与他开玩笑扒了他的裤子（《乃东》）；知青赵启明为了摆脱村上人们接二连三的提亲，与庄上八名知青中的唯一女性顾凡作出了恋爱的姿态，他当上了小学的英语老师，疏凡却占用了他的上调名额离开了农村，他被招工进了外贸系统当翻译（《西天上》）。韩东以贴近生活的语言，叙写现实世俗生活中的人生故事，李冯以质朴细腻的文笔，细细写出人物内心感受与体验：他考取了博士欲解脱和苏小梅的关系，大学同学蒋进提出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蒋进与苏小梅结识一个月后，他俩竟然结了婚，王朗感到有些失落，决定休学去别处（《王朗与苏小梅》）；编剧李敬的朋友荐来一位女水演员曼倩，李敬让曼倩出演一丫头，后来特意为曼倩在剧本中加戏。后来因一主演罢戏，曼倩就补了位，她和李敬的关系日益热乎，曼倩却和一与老婆分居的男主角相好。李冯以其对于生活的体验与感受，用生动细腻的语言写出世俗的人生与心态。邱华栋以写实为基调，在象征的意象里真切展示都市人的欲望和搏斗：乔可在公司开办的夜校认识了已婚的女子丹尼，常常与她约会，并发生了性关系，上司找他谈话要他别拆散别人的家庭，丹尼的丈夫也找到他要他放弃丹尼。丹尼与丈夫离了婚，他却找不到爱她的感觉，决定逃走。乔可去了一家中日合资公司，作企划部副经理，后陪日本老板去大饭店喝咖啡认识了歌手蓝玲，蓝玲成了日本老板德田的情人，乔可与蓝玲幽会被德田发现后被辞退（《城市中的马群》）；记者吕安在新年记者联谊会上邂逅了一个混进来吃白食的女子杨灵，吕安抽到了在饭店总统包房免费住一晚的头奖，与杨灵互不相扰地在总统包房住了一晚，此后吕安就与杨灵同居。杨灵说她找到了在卫星无线电通讯公司的工作，实际上却是在干着皮肉的买卖，最终他们俩分了手（《闯入者》）。邱华栋始终以都市闯入者的姿态，以对于都市社会的鄙视与征服的矛盾心态，用流畅的语言写出闯入者在都市世俗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毕飞宇以细腻的感觉，显示凡人小事的鲜活与生动：女儿女婿去欧洲考察两个月，年迈的父亲无人照料，父亲就提出住进医院求得照料。同病房的有一双诡谲眼睛的病友死了，父亲受到了刺激，女儿回来了，没病住进医院的父亲却真的有病了，医生不准父亲出院了（《8床》）；大学毕业生小苏与夏末相爱，他俩在城市里共同挣扎，借居在铁路工人耿师傅的屋子里。学画的男子夏末去找工作却没着落，打了胎后的小苏为一老板雇佣，初让她陪老板在家，后又叫她去陪宴，醉酒回家令夏末不满，引起口角，翌日夏末去小苏的公司找她，公司却说没有此人（《生活边缘》）。毕飞宇关注底层社会人们的艰难生活，他以独特的感受、平实的语言，展示生存的艰难与执著。在新生代作家中，徐坤在机智与调侃中，展示了世俗社会中的世俗人生：朱文在冷静的节节奏里，坦现了平民百姓的欲望追求……这种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述，使他们的创作更贴近现实，更靠拢读者。
新生代作家刁斗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总想，我与我的读者应该是一种亲朋好友把盏聊天的关系，我遇到一些难事或逢到了一些好事儿，我讲给他听，请你帮我出出主意，让他替我也乐呵乐呵。“新生代作家这种把自己从思想启蒙者的位置降到与读者亲朋好友关系的态度，使他们的创作常常以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进行叙写，不哗众取宠，不故作艰深，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充满一种自然的平民色彩。
4．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与探索。
新生代作家李冯与邱华栋在谈到他们这一代作家时说：“这些作家与先锋派作家的联系 分享了他们在文学技术上革新带来的成果，如结构、语言、叙述等，但在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上，则较为鲜明地有所区别。”这就道出了新生代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他们在关注社会现实中依然从事着文体实验，不过他们的这种实验与先锋派作家的一味关注形式的探索有关明显的区别，有人曾经将有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视为“与先锋派貌合神离”。新生代作家虽然表现出对于当下社会的关注热情，但是他们仍然传承着先锋派作家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与探索：徐坤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精英意味的消解中表现出对于反讽与荒诞的钟情，李冯在对于世态人心似乎漫不经心的勾画里糅合了心理展示与文体实验；邱华栋在对都市新人类焦虑躁动的内心的剖露里显示出对于象征、隐喻等手法的偏爱，毕飞宇在凡人琐事世俗人生的感受中表现出对于叙事方式的关注；刘继明对于象征、反讽、叙事的关心，被人认为“以先锋之名而行古典主义之实”，鲁羊在现实与历史的冥思中宣告着对于叙事语言的探索，自称为“新寓言语主义”“新散文主义”；朱文在对于生存状态、内心欲望的描写里透露出他对荒诞手法、心理分析的兴趣，韩东在琐碎人生、欲望追逐的叙述中表现出他对叙事方式、诗意语言的关心……新生代作家在关注当下生活的写作态度中对于文体实验的热情，既是对先锋派创作疏离生活刻意进行形式探索的反拨，也是对于新现实主义创作对于艺术冷漠的逆反。
新生代作家以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大多以个人的生活与体验为创作题材，这使文学创作摆脱了以往群体性、意识形态依附性的创作模式，使文学创作真正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创造。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以文体实验为特征的先锋文学创作一度独领文坛风骚，以至于导致了对于文学形式的高涨热情而冷落了文学的内容，使文学创作越来越脱离现实、远离读者。新生代作家们关注现实生活与人生，他们大多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手法描述当下生活，纠正了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重视形式的实验而忽视文学内容的倾向。同时，他们的创作又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不同，新生代作爱们依然具有对于文体实验、文学形式的热情。他们在关注社会转型期的自我人生时，仍然拓展着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
由于新生代作家的童年是在文革时期的文化荒漠中度过的，他们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学的传统有着先天的隔膜，这种先天不足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创作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他们在面对当下的人生碎片的写实性叙写里，关注偶然性、零碎性的人生碎片，常常使所描写的生活显得过于琐碎平庸，常使创作缺乏小说应有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长虫》描述主人公“我”陪位女友去儿童玩具店购买布制动物玩具店购买布制动物玩具长虫，与店主的诗人还价，因玩具脱线退回二十元，“我”的女友并不知道女店主原先是“我”的恋人。小说以平庸琐碎的人生片断构成故事，虽真实而平庸，虽真切而琐碎。朱文的《弯腰吃草》描述主人公小丁努力去调查一只女性手提袋怎么会到他手里的。《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叙写主人公小丁坐中巴回大厂一路的经过，小说琐琐碎碎地录下路上的所见所闻。小说以偶然性的人生碎片形成内容，虽细致却无聊，虽生动却无味。鲁羊的《身体里的七克力》描写女主人公阿蕾回家诊病，医生判她得了巧克力囊肿，有的医生却说没有，作品突出地描述阿蕾对于体内神秘疼痛的感觉。《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描写三十岁的马余个在立秋以前的一个早上做了一个衰老的梦，作品着重描述马余对奇幻梦境的重温。小说突出人物的细腻感受，虽纤毫毕现但过于琐屑缺乏艺术魅力。
新生代作家努力求真，关注世俗的本色叙述，使创作更加贴近了生活，但有时显得过于随意轻松，缺少精心的构思和推敲，创作往往成为生活过程的实录，而缺少艺术品耐人咀嚼的艺术魅力。韩东的《去年夏天》琐琐碎碎地叙写在夏天发生的琐事：送朋友常义上民航的班车，寻找通信的朋友郁红，听到飞机失事的新闻，找郁红被门卫阴拉，女友小惠前来遇大雨。作品缺少故事，缺乏逻辑联系，写得过于随意。作者在作品尾声中自招为：“实不相瞒：这篇小说正是我九二年夏天的几篇日记凑合而成的，掩人耳目的说法即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日记的解析。”这说出了作品缺少艺术魅力的原由。朱文的《去赵国的邯郸》描写主人公小丁带领实习队到靠近邯郸的一家偏僻电厂半年乏味的实习生活：青年人在得场踢足球，聚在一起打扑克，小丁每天的晨跑，参加乏味的舞会，打赌的球赛，与王小霞的约会。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有的只是琐碎生活的录写，就像作品结尾所写的“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全都乱糟糟地在床底下堆着”的行李。韩东的《树权间的月亮》、《新版黄山游》、《乃东》，朱文的《他们带来了黄金》、《到大厂到底有多远》、《两只兔子，一公一母》等，都以本色的事件与语言展开叙述，展示生活的原生态，但读来总感到缺乏精心的构思，显得是璞而非玉。
新生代作家关注个人感受与体验，忽视对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与民众生活的关注与描写，创作题材显得较为狭窄。他们执著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往往使作品在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痛感的描述中，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朱文的《我爱美元》、《吃了一个苍蝇》、韩东的《障碍》、《为什么？》等作品，在强调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中，视传统的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一味泻染满足个人欲望的合理性。李冯的《多米诺女孩》、韩东的《烟火》、刁斗的《重叠》、述平的《某》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游戏时，突出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玩弄与欺侮，作家甚至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津津有味地描绘真情者的被戏弄受欺凌，而不对玩弄别人情感的作为表示任何原不满与什砭，不对被侮辱被损害者表示任何同情。因此，这些作品虽写得有趣，却缺乏美感，甚至令读者有反胃之感。邱华栋的《哭泣游戏》、李冯的《蝴蝶》、徐坤的《热狗》等描写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拼搏与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站稳脚跟出人头地的目的而费尽心机，为了一己的私利而肆意践踏他人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甚至肉体、感情与人格。作者不反对伤口中人物种种卑劣作为，甚至肯定他们在人生奋斗中的任何无视他人利益、无视道德伦理的作为。新生代作家创作中注重真而无视美的倾向，显然导致他们的创作缺少美的内涵与意味。
刘心武在谈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说：“人生只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由花变果的微妙期，这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实在是铸就血肉鲜活的文学篇章的最佳精魂！我祝福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留下了这些鸿影心迹；我祈盼在今后的人生途程里，还能从他们的心焰中获得光与热、惊与喜！”新生代作家们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与探索有得也有失，我们对于他们创作艺术追求中得与失的探究，也正是如刘心武一样祈盼他们能够有更多成功的佳作献给读者。
第五节  新现实主义小说
一、概述
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从各种角度关心社会现实生活，并努力以写实的笔触写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最有代表性的是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他们积极关注我们社会当下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百姓的窘困处境，关注社会改革途中的曲折与艰难，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他们的创作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回归潮”、“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的回归”、“新社会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等，虽然名目繁多各有不同，但是都强调他们的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都肯定他们的创作所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由于九十年代的文坛出现了诸多以“新”字为旗的创作，诸如“新写实”、“新体验”等，我们姑且也赞同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现实主义”，并且努力对他们小说的创作取向作一些研究。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内容
1．新现实主义作家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他们都把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置于首位，他们努力把时代脉搏的跳动与基层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努力写出社会转型期比较广阔的现实生活。
刘醒龙在与人谈论创作时说：“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有些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后一类更了不起，更长久。……文学不能光是私生活性心理这套东西。作家仅仅是关心自我的心灵是不够的，更要关注社会现实”。
有人把八十年代末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称为“生存现实主义”，这是颇有见地的。“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描写，使作品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与书写中，洋溢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气息。新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与发展了新写实小说这种创作取向，他们的创作生动地描写出社会转型期基层百姓的生存困境。改革开放以且，我们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步入九十年代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由于管理体制与管理水平的落后，加上传统观念的惰性，使一些工厂企业、农村乡镇陷入一种生存的困境之中。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年底车间》，关仁山的《破产》等作品，都写出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社会转型期的落魄处境与难堪局面。何申的《穷县》、《县委宣传部》、《良辰吉日》、韦晓光的《摘贫帽》等作品，都写出农村县乡在社会变革中的艰难困境与境遇。
自小生长于铁矿的谈歌对厂矿企业的生活有着真切的了解，他的小说创作也大多以厂矿企业为题材，他着力写出社会转型期里企业的艰难困境，和企业领导与群众齐心协力摆脱困境的努力《大厂》以写实的笔触写出了红旗厂的窘困处境，也写出了人们在这处境中的挣扎与奋斗。小说开篇就写出了厂里捉襟见肘的难堪处境：“厂里越来越不景气，日子长长短短地瞎过着，已经两个月没有开支了。前任许厂长让戴大盖帽的带走了，据说是弄走了厂里好几十万块钱，工人们恨得牙疼。吕建国上台一年多了，也没闹出什么起色来，春节前倒闹出来两件大事。”小说接着就描写这两件大事：“一件是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让公安抓了。”“第二件是厂里唯一的一辆高级轿车丢了。”另外厂里还来了一大帮要帐的，住在厂里的招待所不走。工程师袁家杰要调走，老劳模章荣患病药费无法报销，厂里的六个工人偷了厂里的铁被抓，承包厂门口饭馆的赵明欠十万元不交，小魏为得白血病的孩子治病没借到款，四车间的工人愤而在财务科乱砸……小说就琐琐碎碎地叙写厂长吕建国如何寻找门路弄出被抓的客户、要回了被偷的小轿车，平息了厂里的种种事端，使这个大厂暂时熬过难关。《大厂（续篇）》继续描述红旗厂的困境及厂长吕建国的挣扎与努力：国税局因厂里拖欠增殖税而将厂里的丰田车拍卖了，供电局因为厂里拖欠电费而断了电，吕建国四处找人求情。包工头不交付帮里已经造成的集资房，五车间主任老马干私活，市委要让环宇厂兼并红旗厂。作品突出地叙写了红旗厂被兼并的过程，对处于困境企业的现状与出路作了探讨。这两篇作品在叙写红旗厂难以摆脱的困境时，刻画了热情耿直吃苦耐劳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厂长吕建国的形象。《年底》开篇描述了三角债的难堪：“厂里今年的日子实在的不好过，各车间都重新承包了，可也没见承包出个模样来。有几个车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厂里欠别人的钱，不给；别人欠厂里的钱，也不还。这几天来厂里催帐的已经十几拨了。”小说描述了厂里摆脱困境的努力：一面是刘厂长在明星宾馆包租了一层楼召开定货会，恭恭敬敬地应酬招待好客户们；一面是周书记在厂里主持工作，处理小孙酒后出车祸、老梁患癌症住院、工人们去市委门口静坐、前书记闹烤火费等事件。谈歌的《车间》虽然主要描写主人公大胡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被打的事，但主要突出了厂里连医药费都没法支付的窘困处境。关仁山的《破产》虽然写出了镇政府内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但主要反映亏损企业走向破产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