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洛阳人。周敦颐的弟子，有《二程全书》，“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彖体贴出来”。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提出有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识等。
陆九渊（1139-1192），江西金溪人。以儒为主，吸收佛教禅宗宗，强调内心觉悟，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为“心学”派。著名论断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全集二二）。曾与朱熹在鹅湖辩论天理、心理，称“鹅湖之会”。
2、宋词、宋元话本和元曲
（1）词。一种按乐曲歌词配唱的文学，亦称倚声（按曲）。作词称填词。因其句长短不一，又称长短句。萌于隋，兴于唐，发展于五代，大盛于两宋。最著名的词人有北宋的柳永、苏轼，两宋之交的李清照，南宋的陆游、辛弃疾。
（2）宋元话本。宋代流行“说话”，以讲史和讲小说为主，其底本称“话本”。流传至今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宋元话本是元明以来一些章回小说产生的基础。
（3）元曲。元曲是元代文学的重大成就，包括杂剧和散曲。元杂剧基于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传统的诸官调而产生，它融合了各民族文学艺术形式 。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分别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和郑光祖《倩女离魂》。元散曲是与元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套数”和“小令”。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散曲家有180余人。
3、史学
（1）通史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全书296卷，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362年的史事。这部书编纂的宗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部书取材谨严，进行了周详的考订。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共同编修的。司马光字君实，号迂臾，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
《通志》200卷，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它由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年表）和略（志）等部分组成。《二十略》集中反映了作者郑樵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观点，堪称精华。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生于1104年，卒于162年。
《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的史书。全书共348卷，作者为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分24《考》，它记录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边邻、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的全面剖面图。马端临在按语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点。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历史要进行变革，古代的封建、井田制度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后世不能照搬。他要求探讨历史变化之“故”。马端临字贵与，乐平（今属江西）人。
《通志》、《通考》和《通典》为后世并称“三通”。
（2）断代史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74卷、欧阳修与宋祁等撰《新唐书》225卷以及北宋初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150卷，均为重要的纪传体史书。
（3）当代史
宋代专设“会要所”，前后十余次共修成会要2200余卷。后清人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得《宋会要辑稿》。南宋李焘撰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以记北宋历史，南宋徐梦莘编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系北宋末、南宋初宋金关系的重要资料书。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是记载高宗一朝的重要史料。
（4）类书与丛书
北宋四大类书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和《文苑英华》，南宋时期有王应麟的《玉海》等。
宋代丛书的兴起和发展系文献学史上的大事件。《宋文鉴》、《元文类》、《金文最》是各个朝代的文章汇编的著名作品。
（5）地方志
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
（6）金石学
金石学系宋代兴起的新学科，其典型代表有欧阳修《集古录》，吴大临《考古图》和赵明诚《金石录》。
（7）胡三省与《通鉴注》。胡三省字身之，宋亡隐居，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作注294卷，系重要参考书。
（8）袁枢与《通鉴记事本末》。南宋袁枢著《通鉴记事本末》239篇。因资治通鉴按时间编写，常有一事分散数卷之中的问题，查阅不便，袁枢以类推例，改编为本末体。自此，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
（9）元朝官修史书《宋史》、《辽史》和《金史》。时元朝论“正统”，及脱脱为相方定谳宋、辽、金皆为正统，三史分修，诚为史学思想之大进步。
（九）宋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1、市舶司
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设立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末大观元年（1107）始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4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3处港口设置。明代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提举负责征收。
2、马可•波罗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中国，至大都，朝见忽必烈，后居中国17年，曾任扬州官吏，直到1292年，才经由泉州乘船离开中国。他口述由别人汇录的《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行记》记录下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引起西方人对东方之富庶繁荣的兴趣。

八、明清（前期）
历年真题
胡蓝之狱（北大2006），票拟（北大2005），明初是怎样加强中央集权的（北大2005），从民族发展角度看元、清异同（人大2006），隋唐后中央地方机构的深化及其特点（南大2006），论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学术贡献及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北师大2006）。
（2007）5、明清时期的“三法司”指
A、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
B、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C、通政使司、大理寺、刑部
D、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
（2007）23、金瓶掣签
（2007）29、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略）
（1）解释材料一中的“四子书”、“大比”、“进士出身”、“传胪”。
（2）依据材料一，说明明代科举考试与唐宋的主要区别。
（3）依据材料二、三，指出清政府变革科举的措施。
考点详解
（一）明初专制集权统治的加强
1、废宰相、设内阁
明初沿用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丞相权势过重，是导致小人专权乱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权在法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后，下令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不设，以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并诫令子孙不得设丞相。
但六部事务繁杂，故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等五殿阁大学士，秩正五品，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协助处理政务公文。这些大学士于宫内殿阁办公，亦称内阁学士，至永乐年间发展成较为正规的内阁制度。明初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并无独立裁决事务的权力，只是皇帝的助理、秘书班子。然仁宗以降，内阁有票拟权，实同宰相，为避宰相之名，故称“辅臣”，有首辅、群辅、次辅之分，已越六部之上，成为位高权重的行政中心。
2、设特务机构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锦衣卫，直属皇帝，授予自行侦缉、逮捕、审讯、判刑的特权。锦衣卫所属北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取旨用事，用刑尤为惨酷。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一度焚毁锦衣卫刑具，犯人全部移交刑部。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加紧清除建文余党，重新利用锦衣卫，恢复诏狱，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又设东厂，亲信宦官任提督，委以侦缉、刑讯、杀戮的特权，并可监视锦衣卫。厂、卫分别受皇帝垂直领导，互相制约，成为组织严密的军事特务机构，构成专制皇权的可靠支柱。
3、胡蓝之狱
胡惟庸是元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归附朱元璋后成为旧地主出身的“淮西派”官僚重要首领，从洪武六年起连任7年丞相，权势日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胡惟庸，以后又追加“通倭”、“通虏”、“谋反”等罪名，将蓄意清除的异己罗织为胡党。诛杀胡党主要是针对来自旧地主官僚集团的威胁，包括位列“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也被牵连处死。
洪武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大将军蓝玉功高权重，肆无忌惮，朱元璋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又以“蓝党”的罪名株连,“族株者万五千人”。
4、八股取士和文字狱
明代十分重视科举，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明代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朱熹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行文格式也有严格规定，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文。用这种死板僵硬考试选拔官僚的制度，实质上“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洪武初年国子监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直接授官，参加科举考试的也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的地位尤其重要。洪武后期以至永乐年间，科举为读书人做官的必经之途，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学校的地位相对下降。
文字狱指从奏章、书札、著作中摘录只言片语，加以发挥，进而罗织罪名。大兴文字狱是明初实行文化专制、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的集中表现。洪武年间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澧州学正孟清、陈州府学训导周冕、怀庆府学训导吕睿、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亳州训导林云、尉氏县教谕许元、德安府学训导吴宪等人均因上贺表用字不慎，触犯了朱元璋对“光”、“秃”、“僧”、“贼”一类同音字的避讳，而遭杀身大祸，“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时人心惶惧，乃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二）郑和下西洋与“南倭北虏”
1、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1405年-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之命前后七次出使西洋，率船队到中印半岛、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的远航，表现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航海技术，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扩大了我国和许多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人民之间的友谊；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如随航的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
2、“南倭北虏”
（1）抗倭斗争
戚继光（1528-1587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山东蓬莱人。初任登州卫指挥佥事，1555年调浙江平倭，任参将。他组织一支以农民、矿工为骨干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被称为“戚家军”，此外戚继光还针对江南地形和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鸳鸯阵法以有效杀伤倭寇。1561年，戚继光的军队在浙江台州一带接连打了九次胜仗，全歼了那里的倭寇。后来奉调进入福建、广东，配合俞大猷的军队，打击骚扰那里的倭寇。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戚继光的抗倭斗争，对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俞大猷于福建、广东抗倭。
（2）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8月初明军进到大同，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到土木堡，朱祁镇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棰死。明史上称此役为“土木之败”，此大变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三）明中期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
明朝立国不久，即出现宦官专权、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边防残破、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农民起义等各种危机，在镇压农民起义后，这些社会危机仍然存在并且继续发展，张居正进行改革，以求缓和社会矛盾。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张居正遂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内阁首辅后，“任法独断，操持一切”，在全国范围变法革新，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中兴。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1、整顿吏治。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
2、整饬边防。“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3、兴修水利。张居正采纳潘季驯的意见，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
4、清丈土地。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其主要变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田赋、力役和其它各种名目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第二，一概由官府征银雇役，基本上演变为固定的丁银，取代了原先的“力役”；第三，除苏、松、杭、嘉、湖地区仍征收本色潜粮以供皇室官僚食用外，田赋一概改收折色银；第四，简化征收手续，取消里甲征收的层次，直接由官府折办收解。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赋役不均的状况，简化手续由宫府直接征办的做法也减少中间环节，限制豪强地主舞弊隐漏和胥吏里甲的层层盘剥，减轻了农民的额外负担。一条鞭法规定普遍交钱代役，则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通行以银代役、计亩征银又迫使大量农产品纳入市场，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而用丁银代力役并部分摊人土地征收的规定也大大减轻对工商业者的剥削和控制，促进了城镇手工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四）东林党与复社
1、东林党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领，代表江南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官吏的利益，其直接成因是“争国本”问题。当时万历帝欲立宠妃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要求立长子常洛（皇后无子，常洛也是妃子所生，故吏部郎中顾宪成主张“无嫡立长”）惹怒万历帝，罢官回故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批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官僚士大夫也集于此，渐渐形成一个宗派，称为“东林党”。其深层成因，是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土地最为集中，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受到官僚地主的压迫，与当政的官僚产生对立、敌对，实质是封建制、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新生产方式的对立。东林党人多是在野的官僚士大夫，其对立面是执政的以万历、郑贵妃为首的大官僚阶层。尽管万历帝被迫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东林党人被重新招回中央任职，但他们仍旧与腐朽的皇室为代表的大官僚阶层对立。东林党人在中央力争掌握具有弹劾权力的官职和具有任免官吏权力的吏部官职，压制旧官僚。东林党人的主张大致有二，第一，反对大贵族官僚的掠夺，特别是矿监、税监；第二，要求给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以权力，“公天下以选举”，反对大贵族垄断政权，显然其要求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直接触犯了大贵族官僚、包括皇帝在内的切身利益。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忙于打击政敌而无所作为，未几又受魏忠贤排挤，渐被斥逐殆尽。
2、复社
明神宗后期，农民大起义，清军进攻，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后组织文社，主张改良政治，以换救明王朝，称复社，后有一部分东林党人后裔加入，又称小东林。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都曾是复社成员。其成员志于祖述六经，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清军南下后，复社成员曾领导过抗清斗争，顺治九年（1652），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五）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耶稣会士东来促进了早期西学东渐。
1、天文历法
利玛窦介绍了天体知识，解释了日、月食的原理，李之藻笔述利玛窦《乾坤体义》，并著《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徐光启聘请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参与修改历法，完成《崇祯新历》，纠正了《大统历》和《回回历》的乖误。
2、数学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6卷，系统介绍了欧洲平面几何的理论，对陷于停顿的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指算》介绍了西方的算术知识，尤其是传入了中国所没有的西洋笔算法。
3、物理
汤若望的《远镜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光学著作，王征与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物理学中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车等原理以及起重、提重等简单机械构造，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则专论取水、蓄水等水利机械。
4、地理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世界五大洲及划分寒温热带的知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庞迪我的《海外舆图全说》也介绍了世界地理的知识，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
5、火器
汤若望与焦勗合著的《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详尽介绍炮台建筑、火炮铸造、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技术，并教授使用方法。
（六）明末农民战争
1、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1641年张献忠攻破襄阳，进军豫南，各地义军纷纷归附。1643年5月破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中。张献忠进驻楚王府，改武昌为天授府，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及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职，开科举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称大西王，造《通天历》，铸“大顺通宝”，设置官署，整编军队，大西政权正式建立。但是大西政权未能摆脱流寇主义的影响，无法建设并巩固根据地，两年后被清军所灭。
2、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拥护。1643年3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国号大顺，建元永昌，铸永昌钱，造《甲申历》，大顺农民政权正式建立。3月，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
大顺政权入京，产生自满、麻痹思想，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如无物，1644年4月李自成亲征吴三桂惨败，4月29日李自成于武英殿登基称帝，随后退出北京，退保西安。5月多尔衮率兵入北京。李自成于湖北遭地主武装袭击遇难。至此，明末农民起义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覃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买平卖”口号的提出也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体现出一些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要求。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败教训：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敌过多（追赃七千万两银、涉及所有官吏，并严刑拷掠）。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普遍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有人开始掠劫、害民，高官忙于登极大典。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吴三桂和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导致吴三桂开山海关门引清兵入关，起义军遂开始走向失败之路。
（七）清军入关与清初的社会矛盾
1、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之后，即着手准备对明作战，金明双方会战三次：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宁远之战，萨尔浒之战是双方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正式誓师征明，一举攻占捣毁抚顺，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针对后金的严重威胁，明廷于次年调集88000兵力，并征调朝鲜13000援兵，号称47万大军，向后金大举反攻。明军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坐镇沈阳指挥，命山海关总兵社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乓马林、辽阳总兵刘娗各率一支人马，分兵四路，进击兴京（赫图阿拉）。由于明军兵力分散，素质低劣，将帅不和，未能协同配合作战，结果非但没能围歼后金军队，反而被努尔哈赤采取“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各个击破。后金集中八旗全部兵力6万人，首先于抚顺东南萨尔游击败明军主力杜松所率3万人马：继而北进30余里，于尚间崖大败马林部1.5万人，旋又挥师南下，于阿布达里岗夹击，刘娗部全军覆没，朝鲜兵不战而降。杨镐接获战报，急令李如柏南路军撤兵。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发展中的关键性战役。明军五日之内三路丧师，遭到惨败。从此，明朝在军事上陷入节节败退的被动防御地位，后金则转向战略进攻。
2、清军入关后的政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清兵入关后的政策表现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进行圈地、投充、逃人、迁海、剃发等弊政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策略的双重性特点。清的策略大体上起到了预期效果。总的来看，清初政策的矛盾性、摇摆性很大，有的是出于变换策略的考虑而反复无常；同时也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适应调整有关。入关初，明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暴露得不充分，而表现出以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军的阶级矛盾为主。顺治二年（1645年）清在潼关打败大顺军后，多铎一路很快移师南下，根本不理睬南明和议的请求，五月占领南京。南明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为争压统治权和反对超出阶级斗争范围的民族压迫起而抗清。六月清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后更激起大规模反抗，社会矛盾转化，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八）清代疆域的奠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1、平定三藩
清康熙初，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福建，时称“三藩”。“三藩”多拥重兵，久镇其地，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亦相继请撤藩归辽东以为试探。康熙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乃下令撤藩。吴三桂遂于十一月发动叛乱，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及广西将军孙延龄先后响应，清政府军事上并无准备，一时，三藩占有云、贵、桂、粤、闽、湘、蜀等省，以及赣、浙、陕、甘、鄂的一部。清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在军事上遏制吴部于湖南，然后剪其两翼。十五年，尚之信、耿精忠及陕甘的王辅臣相继反正，吴三桂于衡州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开科取士。寻吴三桂病死，孙世璠嗣位于贵阳，改年号洪化。十九年吴世璠败走云南。次年，清军入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乱平。耿精忠、尚之信等被处死，藩产入官，尽撤藩军入北京。寻于福州、广州、荆州设八旗驻防，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