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记者职能发生错位，介入、干预新闻事件，使得所报道的事实不是客观发生的，而是在记者或传媒一手操纵下变成的“事实”。③
4．片面追求对事实报道的“短、平、快”，缺乏对事实本身内涵的深刻思考，使新闻变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
5．几乎只把城市市民的生活作为报道范围，不见了我国人口的多数——农民的身影，忽视农民的话语权。





社会热点
去年到今年的热点事件可分为一下几类：

１．    灾害报道：（地震，雪灾，西藏事件，7.5疆独事件）
２．    群体事件:（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
３．    央视大楼火灾的报道---公民新闻，自媒体
４．    山寨文化
５．    人肉搜索第一案二审----今年的立法规范
６．    奥运会的报道
７．    国庆60大典
８．    开心网和校内网等SNS热
９．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１０．    媒介融合



灾害报道（汶川地震，雪灾）
荷兰莱登大学危机研究专家乌里尔•罗森塔尔（Rosenthal）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4]罗森塔尔的定义实际上涵盖了危机事件的三个本质特点：首先，危机事件的时间压力：突发性与紧急性；其次，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最后，危机事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正是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影响的社会性，危机很可能“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造成新的风险与危机。因此，任何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都必须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使危机传播有利于危机的解决。
危机传播至少包含了两个具有密切联系的传播主体及其传播行为，一是作为解决危机的责任主体——政府及其信息发布（要开放），一是作为报道危机解决过程的传播主体——媒体及其新闻报道（要对其控制）。正是这两个主体的相互配合与信息博弈，危机传播才能有效地促进危机的解决。
如何开展危机传播？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一书中根据大量的案例经验，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3T”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危机传播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我以为危机传播的首要准则就是“开放”。 “开放”不仅是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
从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面。
第一，信息开放。救灾主体，也即危机处理的责任主体——各级政府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及时发布地震灾情。
第二，媒体开放
第三，救灾开放，允许自愿者、允许非政府组织、允许外国救援队前往救灾，
除了救灾行动的社会开放而外，信息开放与媒体开放构成了危机传播开放原则的基本内涵。
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集中、最全面、最生动、最充分地体现了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
如果说开放是危机传播的首要原则，那么必要而适当的控制则是危机传播的内在要求，是危机传播的重要原则。
在危机事件的解决过程中，控制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信息发布的控制。既要发布真实的灾情信息，又要传言乃至谣言高度重视，
其次，是媒体传播的控制。
再次，是救灾参与的控制。对于社会各界自发的救援行动要加以必要的引导，从而形成救灾的有效合力。
显然，除了救灾参与的控制，信息发布的控制与媒体传播的控制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应当认识到，对危机传播进行必要的控制，并非是要回到过去刻意回避灾难、“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发布与媒体传播做到最大程度的有序化，避免出现因危机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或危机事件。
在非常时期，媒体传播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既要接受危机的责任主体——政府的必要控制，又要加强自律，强化社会责任，及时化解现实危机与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
有人认为，“所谓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6]如此定义危机传播，意味着危机传播必须在“开放”与“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内在的统一。
问题在于，危机传播如何在实践中把这种必要的张力与内在的统一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有机的结合。
首先，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达成“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结合。一般地说，危机应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的危机预警，中期的危机处理，后期的危机调控。相应地，危机传播也就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危机预警传播、危机处理传播和危机反思传播。显然，不同阶段的危机传播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报道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传媒一定要有“报道阶段”的意识，这种“报道阶段”的意识，实际上要求媒体在不同的阶段突出某些信息，同时又自觉地控制某些信息。这样一种做法，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议程设置过程。而这样的议程设置过程，正体现了“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统一。
其次，在危机传播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结合。危机事件的发生与解决千头万绪，危机传播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内容，每一个方面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都需要适可而止。像汶川大地震中过分悲惨的场面就不宜渲染，对地震中刚被解救出来的受灾者特别是老人与儿童的内心感受不宜过分追问，对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应当有节制地歌颂，……诸如此类的报道程度或力度，其实就把危机传播的“开放”与“控制”有效地统一起来了。

非典后我国危机管理
５年来危机管理情境分析
一、危机影响范围辐射性
区域危机全国影响
本土危机国际影响
二、危机管理主体多元性
三、传播渠道的复杂性（传统媒体～新媒体＋传统媒体，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受众参与的广泛和能动性anti-cnn

谣言
一、谣言的定义
信息特征：正在流传而未经‘证实’的消息
心理特征：消息和情绪上的满足，或是“一群人的智慧汇总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或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
谣言是由社会重大事件触发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心理现象。
二、谣言产生的原因
是一种集合行为，而且是集合行为的信息渠道。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结构性压力，二是触发性事件，三是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谣言产生的原因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性因素，二是心理因素，三是触发性因素，汶川8.0级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另外一个触发性因素，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四是信息因素，正常的信息传播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三、汶川地震期间的谣言传播特点
内容虚假性；语言诱惑性；结果危害性；情感倾向性特点；目的攻击性和诽谤性。
就汶川地震期间的谣言传播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围绕着地震这一重大事件产生了大量迅速传播的谣言。
一是地震谣言: 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谣传当晚有地震
二是与地震相关的谣言。
（二）地震谣言与奥运谣言的结合。
“奥运福娃谣言”
“奥运数字谣言”1.25雪灾,3.14西藏暴乱，5.12大地震, 和为08年8月8日，还有８８天
（三）传播方式以网络、手机等新媒介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为主。
在汶川地震期间，谣言主要的传播载体是网络，包括各种网页、论坛、博客、聊天室和QQ、MSN等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另外，谣言借助手机短信的迅速传播也是期间谣言传播的一大特点。
四、谣言传播的心理
（一）传谣者的心理
1、事件的重要性：　R Rumor =i importance×a ambiguity
2、兴趣的交集：人们对地震恐惧和忧虑，而对奥运会来说，更多的则是希望与期待，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当中，二者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3、寻找事情合理的解释
4、释放压力：通过一则谣言将这些所有的灾难都扣到福娃身上或数字上，总算为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人们的紧张情绪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受谣者的心理
1、信源的可信性， 朋友传递 霍夫兰“可信性效果”的概念
2、心理预期——希望得到的某种信息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实验：火车站白人拿着刀，与一个黑人争吵。
3、重复的力量  三人成虎
五、结论
1、重视谣言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要及时的进行辟谣
2、信息公开透明～全方位的报道，不受限制
3、传播渠道的畅通～CCTV
4、权威部门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及时辟谣～网络、手机短信
5、普及科学知识，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中国的神秘主义倾向，谣言止于智者



群体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瓮安事件、石首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与管理
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不同于一般情况下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
作为大众信息源的日常媒介信息传播，一般而言，总是由固定的媒介组织、媒介产品、媒介受众和媒介反馈等要素组成。大众媒介传播是一个稳定的、程序性的、均衡的信息传播过程。

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却呈现出失衡状态。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只是正常信息传播的碎片或者片段，因此，它构成特殊信息的强制性传播；另一方面，它又构成最简单的、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

群体传播的信息特点：
第一，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组织飘忽不定。
信息传播组织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主流性的大众传播系统，另一个是替代性的人际、群体传播系统。某种程度上，大众传播系统带有政治性，易于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而人际、群体传播系统则并不具备稳定的、实体性的组织结构，往往是飘忽不定的，当大众传播媒介在特殊外力干预下出现集体“沉默”或者“失语”时，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替代性功能就凸显和爆发出来，从而导致流传于人际与群体中的信息成为群体主导信息。口头交流、散发传单、内部集会、手机短信、网络论坛、博客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源。

第二，群体性事件的信息通常是断言和暗示。
一般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产品，通常是图书、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经过特殊加工的稳定的信息，而人际和群体传播的信息则在理性论证程度上相对较为逊色。在群体性事件中，人际和群体传播的信息更缺乏论证，因为“群体是无意识的，在群体性活动中，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勒庞语）。危机中的群体更易于接受未经理性推演的信息，因此，断言、谣言经过暗示的转化机制而被群体中的个体所接受，从而转变成群体主导信息。例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 ，起因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意外死亡，后来却演变成一起打砸抢烧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其中流言和暗示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三，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受众通常是特定群体，特别是权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
不同时空条件塑造出不同的信息受众，正常状态下，个人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作为读者、观众、听众和网民，他们的信息接受是被动的、单向的，总是受到媒介“议程或菜单”设置的限制。但是，群体性事件中的受众，同时也是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在剧场效应的作用下，群体受众不断再生产出同样的群体信息受众，他们不但积极、主动地获取信息，而且还成为积极、主动的信息传播者和塑造者。

第四，群体性事件中信息反馈简单。反馈指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即受众对媒介(传播者)的反作用。获得反馈信息是媒介(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信息是受众能动性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就是其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制作、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设有把关人” ，记者、编辑、作家等等都是把关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指出，“把关人”就是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控制者。巴斯更以新闻信息把关为例，把新闻把关分为新闻采集和新闻加工两个阶段。正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信息把关”行为，使得信息在传播以前就进行了有效的理性论证与传播控制。然而在群体性事件中，这一信息加工与论证过程却极为简短与粗暴，最为简洁有力的断言成为信息的源始，而后在未经或缺乏推理和证明的情况下就被一再重复，危机状态下的情绪刺激又会加剧这种简单重复，从而形成某种传染，迅速使这种断言成为整个群体的主导意识。

通常情况下，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会把经过理性论证的信息加以管理和控制，实现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双向良好互动，把权力的意图和目的有效地传播给受众，并通过受众的反馈调整政府政策与行为。因此，良性的信息传播是政府合法性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在当前中国，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信息传播出现了“梗阻”。群体性事件早期，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逃避责任或者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试图将事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常有意封锁或者压制消息，等到群体性事件逐渐恶化，相关部门却对信息的传播不能有效引导，导致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呈现“失衡”状态，从而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性。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传播失衡造成的。有学者指出，作为社会主流信息的提供者，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信源开放度不高；
二是信道畅通度不高；
三是信息的保真度不高。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由于政府信息传播失衡，导致人际与群体信息传播这种替代性信息传播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显然，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路径，应当是真正地实行政府信息公开。而减弱群体性事件的运行，并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烈度与破坏性，则要在群体性事件中不断加强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的传播，以政府信息传播替代人际和群体的信息传播。


央视新楼大火的报道—网络媒体pk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化媒体的优势
央视新址火灾的公民报道与全民传播
2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址TVCC（文化中心，又称北配楼，高159米）发生严重火灾，大火从楼顶烧到楼底，扑救达6小时之久。从火灾发生的那一刻起，民众就利用手机、互联网等手段报道火灾过程，随后围绕火灾原因、火灾损失、火灾责任在互联网上展开评论、问责，至少到2月12日的三天内，始终是民众最关注的事件，尽管传统新闻媒体对这场火灾的报道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民众却借助互联网和手机实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公民报道”（Citizen Reporting）与全民传播（Mass-participated Communication）。

一场全民性的报道与传播

最早报道这场火灾的，是一位名叫“加盐的手磨咖啡”的网民，当晚8点20分的时候她就发现TVCC楼顶冒起浓浓黑烟，当即用带摄影功能的手机拍下照片并很快上传至天涯社区，由于帖子一时没有通过，延迟至9点04分才得以发布。她后来在博客中写道，即使被天涯延迟了发布，但也是最快的报道了。此帖子在发布后12小时内，这批照片的访问量超过37万次，跟帖1700多个。

当晚，一位名为“我你他她”（wonitata）的博客站点刊发的一组图片，也引起广大网友的频频点击。这位网友显然更具新闻报道的意识，她称收到一条“中央电视台著火了”的短信后，拉开窗帘一看，发现央视新址浓烟滚滚，于是立刻拍照，上网，20点41分发布《突发事件直播：CCTV新大楼北副楼著火了（cctv fire）》的报道。这组连续刊发的9张照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准确注明了时间，记录了火灾全过程。如到22：00，已经“烧到底了”；到22：49，“最后留下一缕青烟”。这组照片当晚亦被网民、网站广泛转发。

一位名叫“太阳太阳太阳”的博客，通过在现场某网友的手机爆料，从2月9日21：10到2月10日1：07不间断地在网上进行文字直播，信息密集时，甚至每分钟都有更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身处湖南省宁乡县的“80后”青年周曙光，他因2007年到重庆报道“钉子户事件”而出名，现以“公民记者”第一人自诩，多次前往突发事件现场进行报道，尽管文化程度仅是初中，但互联网技术运用纯熟。2月9日21：04，他通过Gtalk和手机短信收到网友报告的：“中央电视台烧了！！！新楼”的信息后，新闻敏感促使他立刻行动起来，利用google docs制作了一个《元宵节TVCC大火新闻专题报导》页面，于21：10在网上发布。他后来说：“我相信我维护制作的这个文档是最早最全最详细的央视大火的报道。”“我从当天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在编辑这个文档，增加图片，更改排版布局，添加新内容，浏览各大论坛，小组，寻找相关信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才睡觉，中午十二点又爬起来更新。”

22点之后，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陆续上传至优酷、土豆网等视频分享网站，以及搜狐等门户网站的视频或播客频道，甚至上传到YouTube和CNN iReport。

在这场火灾的报道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民PK掉了传统媒体。《环球时报》记者通过环球网在21：44才进行简短报道，而新华网直到22：07才发出快讯。不少新闻媒体的最初报道不仅在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多样性上比不过公民报道，甚至在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上，也存在模糊、不准的缺陷。

伴随火灾扑灭，民众的关注转至火灾原因、火灾损失和火灾责任，在得知火灾系央视自己违规燃放烟花后，网民尖刻、辛辣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一时间，不少博客的评论文章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那些著名写手的文章，如青年作家韩寒于2月10日临晨所写的《央视大火有感》和2月11日续写的《趁火打劫央视》两篇，在网上不胫而走。又如，曾任电视主持人、现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的阿忆，在《昨夜无新闻》的博文中愤慨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中国内地没有达标的新闻单位，只有合格的宣传部分支”。再如许志远写道：（火灾后）“总有人在这里拍照，人们在匆忙地亲历历史。他们比罗马人幸运，后者要等上两千年，才看到斗兽场被风蚀成沧桑的遗迹。而在北京，只一夜，崭新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残败。”至于调侃央视的对联、模仿小沈阳（东北二人转演员，在今年央视春晚上一夜走红）腔调的讽刺对白等更是通过网络和手机段子广为传播，其间反映出的民众心态值得体味。

火灾公民报道与全民传播具有指标意义

国际传播学界在研究伦敦地铁爆炸、美国校园枪击、孟买恐怖袭击、美国飞机迫降等突发事件时，对于新传播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新传播形态的出现给予很高评价。其实，在我看来，央视火灾的报道不论在规模上，还是手段的多样性上，上述事件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在社会意义层面，相比香港巴士阿叔等事件也来得更为深刻。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中国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发展迅速，由于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的意识不断提升，这三点因素使得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传播案例和传播现象近年来都陆续在中国发生。

在此次突发的TVCC火灾中，广大民众非刻意但不约而同地参与的传播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全民传播时代已经来临，至少在火灾发生的过程中，全民性的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能量惊人，令传统新闻媒体黯然失色。在这篇容量有限的文章中，对央视火灾报道、传播的状况，尽管只能点到几例，但仅就网民的报道及民众的传播状况而言，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一、自媒体、草根媒体、公民媒体等在中国已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运作，在很多事件中，已经能够形成巨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如，在这次火灾中博客再次发挥出报道、传播的特殊作用。2月9日晚，社会名人潘石屹获知央视火灾后，拿了照相机立刻驱车前往现场拍摄，回家后于23：23在自己的博客上刊发了《组图：我在CCTV新址火灾现场》。2月10日，他再次专门前往现场拍照，又刊发了《拍摄：火灾第二天央视新址楼成废墟》。在这场火灾中，不管是社会名人还是普通民众，只要是利用博客对事件进行了记录、报道，他就充当了一回“公民记者”，其社会身份已无关紧要。

二、多种技术手段和互联网多种应用为全民报道、全民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如手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互联网上的论坛（即讨论区、BBS）、图片分享网站（如Flickr）、视频分享网站（如YouTube、国内的优酷、土豆网,以及网站的视频或播客频道等）、博客、迷你博客（又称微网志，如Twitter、国内的饭否网等）、即时通信（如QQ、MSV、Gtalk等）、社交网络（如Facebook，国内的豆瓣网、校内网等）、RSS订阅、电子邮件等等，等等。这样多手段、多功能的复合使用，其传播效力焉能不大？周曙光称，他的Gtalk上拥有2千多好友。也就是说，各地一有事件发生，众多的网友便可以第一时间向他爆料，他在这次火灾中开设的网页，俨然成了“发稿中心”，而这一网上“发稿中心”的最大特点是：由一个人快速建立、运作，同时，是否开设在事发地已变得微不足道。类似这样的报道和传播，以往根本不可能做到，今天可以轻而易举做到。

写于2009年2月20日

（原载香港《传媒透视》杂志第3期）
山寨
2008年，山寨现象在网络上以一种类似于流行病爆发的速度迅速地流行起来。山寨现象最先是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主要指通过小作坊起步，模仿已成名的品牌，以提升模仿品自身的形象和价值。山寨现象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上的选择加工，并借助网络传播媒介的引爆力量，最终演变成一种文化形式。

性质：一种网络亚文化。
特点：
（一）山寨文化以模仿为主要表现形式，其标志性的特点就是模仿性
（二）山寨文化以创新为主要内容，不拘泥于模仿对象本身，而是创新地挖掘出更多的符号价值，迎合了人们日渐多样化的需求。
（三）山寨文化以草根群体为参与主体
（四）山寨文化以追求多元价值为目的

二、山寨文化的流行成因分析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追寻流行成因时，提出了他的流行理论：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

（一）网络亚文化的引领者将山寨现象引入互联网中
山寨风吹进网络，热衷于网络“恶搞”的人在这股流行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山寨文化本身附着了容易成为流行的要素
首先，山寨文化本身依附于模仿对象，其模仿对象的共同特点是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再次，山寨文化蕴涵着草根元素，以一种平民的姿态出现，具有广泛的接受和认同群体；

（三）网络媒介环境作为山寨文化形成并流行的传播渠道，
其交互性、迅捷性及去中心化给网民提供了双向、即时、自由、对等地交流思想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网络传播渠道使得网民参与文化创新的门槛降低、形式多样并有利于多元价值的兼容并蓄；
网络传播环境也决定着网民的内心状态，网络中的个人作为对现实中自我的真实延伸和补偿，在网络空间里可以积极能动地创作、修改和传播信息；
同时，网络环境巨大的群体感染力也吸引着更多的人接受、生产和传播山寨文化。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我们对商品的符号消费往往更甚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山寨文化的出现对于这种盲目的符号消费既是一种亵渎也是一种嘲讽。在一种对模仿符号的真实性消费中，完成了对商品符号的想象性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山寨文化是一种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有所区别
但事实上，大众文化的含义常常包含了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由”大众生产的文化，还是“为”大众生产的文化？

前者通常是指来自民间的土生土长的民俗文化和由青年人所创造的街头时装、音乐、艺术等青年文化，通常也称之为民间文化或者是草根文化。

而后者是指把大众视为“消费者”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如流行的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因为其大量、复制、千篇一律和缺乏个性，也被称之为“文化工业”。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通常是在文化工业的意义上使用“大众文化”这个词汇，正因为其既不是大众所生产的，也并非为了大众的利益所创造的（大众在这里只是作为为生产者创造利润的“消费者”而存在），因而成为众多学者批判的对象。
麦克唐纳认为，民间文化发端于下层，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是为民众自享，满足自身的需要。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是为商人雇佣的技师制作，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其参与程度就限制在买与不买的选择上面。

以山寨春晚为代表的山寨文化，是作为以“央视春晚”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对立面“民间文化”而存在的。
人肉搜索 Human Flesh Research Engine
简要来说，“人肉搜索”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意见的表达。是一种网络集群行为。

“人肉搜索”定义
和传统的搜索相比，“人肉搜索”是作为基于网络互助与知识分享精神而诞生的一种新的信息搜索方式，是一个依托大规模人工参与而不再单纯依赖网络数据库的新型搜索类型，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广义的“人肉搜索”是指在网络社区通过求助、发问的方式请网友帮忙回答问题。像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而狭义的“人肉搜索”，即通常我们提到的社会层面的寻找具体的人和线索的搜索。这种搜索活动容易引发网络暴力。一般大家说人肉搜索是指狭义的人肉搜索。

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人肉搜索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惩恶扬善”型，如“虐猫案”、“王菲、姜岩事件”等。
二是助人为乐型，地震后离散的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和网友的热忱帮助重获亲友的消息。
三是揭示真相型，比如“华南虎事件”，网友首先对陕西农民周正龙的虎照提出了疑问，并根据各种线索最终揭示了这一骗局。又如“猥亵门”事件，它带来了公民表达权的实现途径和对舆论监督的推进

“人肉搜索”的发展趋向
一、从社区问答到专业搜索引擎
二、从静态信息提供到动态信息追踪
三、从娱乐性、实用性到议程设置

“人肉搜索”的网络集群行为成因

一、心理原因
“人肉搜索”的心理成因首先是由于“舆论领袖”的引导，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形成“沉默的螺旋”。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激进。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在1961年首先提出这一论点。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R.Sunstein)在论文《群体极化原理》(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也讨论了群体极化现象。他认为在互联网中也存在着群体极化。论文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本来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团体在互联网上交流的讨论过程中会使得各自的观点趋向一致，变得更加极端。桑斯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也是群体暴力的温床。

“人肉搜索”心理成因的第二个方面是匿名性导致个体责任意识的消失。
心理学中的匿名理论认为，当个体处于匿名的时候，由于没有明确的个体标志，不必承担破坏规则的后果，就会产生责任分散的心理。同时，匿名也使人的群体遵从性降低。这两个因素会降低个体的社会约束力，使其容易越轨。

二、社会原因
    转型其间的社会失范是人肉搜索发生的社会原因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断裂，新旧价值观相互冲突，“失范”现象不断出现，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在法律无法企及之处，网民群体试图通过放大道德威慑力，通过对失范者的自发惩罚来呼唤理想的社会秩序，使法律的空白部分得到补偿。因此，“人肉搜索”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社会转型导致的传统道德弱化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因为“人肉搜索”，道德更多地从一种自律开始变成他律。

三、媒介原因
“人肉搜索”的媒介成因是由于传统媒介的失语，主要表现为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局限性与信息传播的滞后。　　 “华南虎事件”中，最初的新闻发布方是山西省林业厅，具有官方性质，传统媒体一般不有疑于他；就算有个别传统媒体怀疑虎照有假，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充足的证据资料并将其公布于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而“人肉搜索”将互联网“互助、分享”的精神发扬光大，通过网民的群体力量从而使“华南虎事件”得以层层推进、逐步深入，这其中充分体现了“人肉搜索”这一网络集群行为对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局限性的有利补充。

四、技术原因
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特性
Web2.0理念下的互联网的新发展，社会化媒介兴起，如博客，播客等新媒介传播形式兴起降低了传播的成本，使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传播者。


“人肉搜索”网络集群行为的信息传播特点

一、个性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弥补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匮乏

二、传播众主体关系提升、信息反馈得到充分表达
由于网络媒体的特殊属性，传者与受者界限模糊，传受一体的格局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本质都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都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参与了“人肉搜索”事件的创造、生成及共享。

三、大规模自发的人工参与促使信息传播渠道有机融合

四、网络信息的把关弱化导致部分虚假信息的存在及蔓延

五、与传统媒介互动日趋紧密、互设“议程”
在2007年10月的“华南虎事件”之前的“人肉搜索”中，网络抢占先机。网络舆独立呈现舆论的强大效应，甚至让传统媒体跟在其后面，亦步亦趋。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人肉搜索”对传统媒体进行了“议程设置”。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标志着网络舆论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日益呈现主流舆论特质。
人肉搜索”网络集群行为一方面持续对传统媒体施加影响，而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开始反作用于它，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相对于传统媒体，“人肉搜索”网络集群行为依托于网络，有较大的自由表达空间，网民更容易利用网络传播信息，这正是质疑声经常首现于网络的原因。当然，传统媒体的一些优势也不是网络媒体所能望其项背的。传统媒体的首要优势在于它的公信力，正是它的把关力度大成就了它的权威性。

今年规范人肉搜索的一些举措
2009年1月1日，有网友自发组织制订了“人肉搜索公约”，试图规范网络公民的网络道德意识，加深大众对“人肉搜索”正确定义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地服务大众。“人肉搜索公约”是网络公民意识的觉醒，公约发出后，得到不少网民的支持。

此外，已有一些网站开始进行“人肉搜索”商业模式的尝试，为“人肉搜索”找到“绿色而充沛”的动力来源，避免暴力搜索的出现。比如，塔基草根专家网设立的运作模式：对于普通网民，注册不收费，只要他们在某一方面有独到造诣，就可能为自己带来咨询费的收入。而对于机构或企业，塔基采取收费模式来保证用户有问必答和回答的质量。⑨

与此同时，部分省市开始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制建设，强化市民的隐私意识。如2009年1月18日，《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经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于2009年6月1日开始执行。该条例明文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这一条例也同样说明网友们一贯使用的“人肉搜索”也将被禁止。


奥运会报道
奥运会：媒介仪式构筑中的国家认同
一、作为媒介事件的奥运会
构成媒介事件样式本体的主要叙述形式（脚本）有三种，戴扬和卡茨将其依次划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大类，[1]奥运会就是一种带征服性质的媒介事件，属于典型的“竞赛”脚本。
作为媒介事件，奥运会具有媒介事件的主要重大特征：
第一、它是由国际奥委会、举办方和国家大众传媒机构所组织的、广为人知的提前策划和宣传事件。新一次的奥运会从国家之间的申办成功到举行一般要经过4-8年的准备、预测时间；国家奥委会以及举办方城市借助大众传媒往往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宣传提示热潮，奥运会标、吉祥物的设计、比赛会馆场所的修建、周年庆典音乐会以及地铁、露天的广告牌无不激起国民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的积极期待和提醒。
第二、借由电视现场直播的奥运会具有强烈的日常生活干扰特征，为了目睹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赛事过程，人们往往不惜放下手头最重要的事情（如延迟婚礼、工作打断等），花上1-2个礼拜去关注它，奥运会成为这期间最热门的日常谈论话题；此外，全世界的媒体也会聚焦在奥运的各个专题上，规律有序的日常电视节目安排会随着奥运会进程的高潮起伏不断做出新调整，日常收视惯例与频率将会打破。
第三、奥运会具有国家级的历史意义。借用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话来说，奥运会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质的过程”。对于各参赛国来说，奥运会是民族/国家荣誉与象征的体现，是历经上一个四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实力展现与竞争。
第四、奥运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体系中的特殊事件，它有着特定的认同建构功能。作为运动员和观看者的个体在整个庆典、仪式、赛事进行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到集体、民族、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体之中，它有着维系各个国家/民族现存合法性以及世界和平友好等社会秩序的深远意义在其中。

二、作为媒介仪式的奥运会
媒介仪式是大众传媒和受众对特定情境的共享性活动，是对某种象征资源或象征符号的共同分享过程。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2]奥运会从开始便具有浓厚的仪式性质。它的仪式性主要体现在：

（一）奥运会形式与内容的重复性与程式化
仪式是一种重复性的活动，现代奥运会从1904年恢复起，已经基本形成一种惯例。这种重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形式上的重复，现代奥运会每隔四年举行一次；二是内容上的重复与程式化。“仪式人类学家认为，仪式作为一种表演者、表演、功能及其后果的系统是分阶段发生的，并且发生在社会及其问题（周期性或偶发的）语境下。”[1]奥运会在组织形式上已经形成固定风格，有开始阶段（开幕式）、中间阶段（竞赛）、结束部分（闭幕式），并且其中的奥运圣火传递以及颁奖已经成为公式化的仪式行为，它们既是对过去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指向。此外，运动竞技过程在其中也有严格的规范，运动也成为一种仪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