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中国古代具有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不多，主要的表现形态为：
（1）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的文论。
（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
（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
（4）小说和戏曲评点。
（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
（6）古代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


              魏晋南北朝文论
名词解释：
文体四科八体说：（曹丕）
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体裁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有不同，这当时最早提出的对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诗赋欲丽”，说明他已看到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对于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
文以气为主（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其内涵：首先，所谓“气”是指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其次，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另外，由于作家个性的不同，“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章的风格也必然会不同。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文心雕龙》的“神思”说：
《神思》篇重点论述了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作者阐述了志气和辞令在想象活动中的作用，刘勰认识到了艺术创作活动中思维与语言的非对应关系，即是认为思维中想象容易奇特，写成却往往大打折扣。
《文心雕龙》的“才、气、学、习”说：
刘勰的《体性》篇中提出，才、气、学、习。才，指作家才能；气，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学和习指后天的，指作家的学识和习染。刘勰实际上把后天的学和习放在先天的才和气之上。这种认识比曹丕只强调先天作用大大进步了一步。
风骨说：
风骨是刘勰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对后世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风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骨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又不同于表达作家个性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必须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就此而论，风骨这个概念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审美本性的认识。



“自然英旨”说（“直寻”）说：（）
钟嵘在《诗品》中的根本主张是提倡自然英旨强调感情真挚，主要是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诗歌以抒情为主一切防碍抒情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钟嵘都表示异议，他说观古今性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既不假借用典用事，直接写景抒情，他希望改变“雕缋满眼”的不良诗风，崇尚清新自然”。
滋味”论，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的诗歌评论家，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他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提诗之至也”。钟嵘把滋味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附：参考一：这是南朝梁代著名的诗评家钟嵘最早在《诗品序》里提出的说法。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他认为只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的作品，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也才是有“滋味”的作品。为了使诗歌有“滋味”，钟嵘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方法，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正是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钟嵘的“滋味”论，既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特征的认识，也是他对诗歌艺术的美学要求。作为钟嵘基本文学观点之一的“滋味”说，也像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体系一样，对后代诗歌追求文学意味、对后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二：钟嵘对于诗，提倡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诗，则他认为需要有“滋味”。……他爱好五言诗，因为：“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怎样才能有“滋味”（《诗品序》）？他说五言诗的所以有滋味，“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又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秽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诗品序》）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知他所谓“滋味”，也是要“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赋本来是直接铺叙的意思，他却要说是“寓言写物”，寓言便已不是直叙了。由是知他所谓“滋味”，虽然近于神秘，但也不过是用一种曲笔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三：在刘勰之后，钟嵘进一步突出了“味”在文学中的地位。……钟嵘从根本上把“味”同诗的美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在论到四言诗与五言诗的优劣时，他提出“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讲到兴、比、赋和诗的创作问题时，他又提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这都表明“味”的问题在钟嵘的诗论和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诗的创作来说，钟嵘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为“诗之至”，这就要求诗能引起人们无尽的审美体验，诗人的创作如果没有“味”，就不能感染读者；读者如果不能感受领略每一位诗人的作品特有的“味”那就谈不上有真正深切的欣赏。……从中国美学的发展来看，“味”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在钟嵘的《诗品》中才最后确立了它的地位，成为一个纯美学的重要范畴，并对后世司空图、欧阳修、苏轼等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史》）
“风骨”（风少）论：
钟嵘在《诗品》中提出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只有“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钟嵘所憧憬的“建安风力”树立起了这一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似而不重形拟以及风格明朗简洁等内容特征。
钟嵘的“性情”说：
钟嵘在《诗品序》里认为诗歌的本性是表达人的感情的，他指出：诗歌既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又可反作用于人的“性灵”，使之受陶冶感化。性情之所以摇荡，是因为“物之感人”。“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两者，这就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具有进步积极的社会内容，《诗品序》还特别强调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一个进步传统。
诗有三义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从而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创造出作品中深厚的滋味，关键在于如何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方法来写作，他将“兴”放在第一位，真正究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

文章“十体”说：陆机在《文赋》中把文体分成十类，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
“诗缘情而绮靡”说：
陆机在《文赋》中论及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把文体分十类，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其中提出“诗缘情而倚靡”说，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缘情”就是要诗歌注重感情的抒发。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
问答论述
魏晋南北朝“作家论”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1）作家才性论的道德意识逐渐淡化，美学意味逐渐增强。
（2）开始认识到文学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非常看重并系统研究这种才能。
（3）强调作家才性的差异。
（4）注意作家才性的天赋与后天习染的关系。
简述魏晋南北朝“缘情说”的主要内容。
（1）缘情说与五言诗的发达有关，也是对传统言志说的重要补充。
（2）缘情说最早由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此后刘勰和钟嵘都有发挥。
（3）缘情说确立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情感的传统。它主要有三大特征：其一，强调外物对主体情感的感召或摇动，同时又强调主体情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二，强调“摇荡性情”的“物”，兼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方面；其三，强调悲哀之情在创作发生中的重要意义，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传统，并进一步形成作品的美学价值。
简述魏晋南北朝鉴赏论与当时作家才性论的关系。
（1）二者关系密切，一方面要求鉴赏者具有杰出的鉴赏才能，另一方面又要克服种种不良的鉴赏偏向。才性兼优，才能产生真正的批评与鉴赏。
（2）作品之“物”对于鉴赏之“心”也有很大的制约作用。鉴赏其实就是对“物”的把握，不从“物”出发或者缺乏对“物”的正确估量，是难以达到真正的鉴赏的。
简述《典论•论文》的产生背景。
（1）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看，《典论•论文》的产生既是文学创作的总结，又是文学创作经历建安的繁荣之后，要求理论指导的必然。它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具有社会功能的理论，并发现了文学与经学的矛盾。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
（2）从思想上说，它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强调文学的抒情特征
曹丕是如何论述文学的价值和作用的？
（1）曹丕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关于文学价值和作用的理论，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即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
（3）他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是可以流传千古、留名千古的事业。
（4）文章的功能与人之生死、荣乐相比，是无穷的，也更为重要。
（5）曹丕把文章的地位提得如此之高，正是建安时代文学创作新气象的反映，也是文学自觉、文学观念逐渐明确的表现。
“文学的自觉时代”有哪些表现？
（1）“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前提条件是文学与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2）具体表现有四：其一，把文学与立德、立功并列起来，把文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艺术部门。其二，士人觉醒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强调作家主体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其三，写人写人生写人的内心世界，努力表现作家的自我意识。其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曹丕是如何论述作家气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的（即“文气说”的主要内容）？
（1）曹丕的“文气说”是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气”既作家的气质，又指作家的才性，也指作品的风格。由于作家的气质和才性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作品风格。
（2）曹丕认为文章“清浊有体”，即是把文学的风格大致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类。
（3）曹丕认为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是一致的。
（4）曹丕相对忽视社会现实对作家风格形成的影响，有一定的片面性。
简述曹丕文体论的主要内容。
（1）提出文章“本同而末异”的观点。“本同”指文章的性质相同，“末异”指文章的风格特点不同。这是对传统“德本文末”说的提高。
（2）他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即有韵之文：铭、诔、诗、赋；无韵之笔：奏议、书论。认为不同文体各有其不同风格。
（3）他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体现了对文学特点的认识的提高，也是魏晋文学观念的时代特点的反映。
简述曹丕文学批评论的主要内容。
（1）曹丕把品人与评文结合起来，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对建安七子进行了评价。
（2）从“文人相轻”的角度立论，认为当时文坛上存在著“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风气。
（3）当时文坛也存在“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现象。
（4）他以对比的手法对建安七子的长处和不足都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试阐述《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内涵及其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意义。
答：《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要求文章创作必须有鲜明的个性。“文以气为主”说所强调的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要在文章中充分体现出来，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都十分重视作家的个性的体现可见，《典论•论文》确实是一篇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纲领性文献。

曹丕的“诗赋欲丽”作为文体论的观点与以前的文论有何区别？
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指文章的本质，即指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内容，而“末”则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包括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两方面的意义。就文学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
这与前代的文论有很大区别：以前的文论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言志功能、社会功能、特别是教化的作用。从“诗言志”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再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都体现着这一点。而曹丕的“诗赋欲丽”的主张，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这种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的文体论的观点，对于抒情文学的发展具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
《典论•论文》批评了当时文坛上哪些不良现象？
答：曹丕反对好古*今，批评当时“贵远*近，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以及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主张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批评风尚。
1．简析《文心雕龙•神思》中关于创作论的论述。
[要点]《神思》篇列《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重点论述的是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里他不仅道出了想象活动的特点——“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并对它做了非常精彩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更进一步，他阐述“志气”和“辞令”在想象活动中的作用，即分别是“统其关键”和“管其机枢”，这实际上是想象活动的始与终，或曰动因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还充分意识到了艺术创作活动中思维和语言的并非完全相偕的非对应关系，即所谓“方其搦管，气倍于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不仅是作家的才能所决定的，更是由语言的本性所决定的。“意翻空”和“言征实”总是文学创作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因此可以说，《神思》篇提出的“言”和“意”的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纲。

刘勰艺术想象论的主要内容
（1）刘勰的《神思》篇位列创作论之首，是论艺术想象的专篇。
（2）本篇集中论述了心与物、情与景、意与辞，即物、情、辞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关系贯穿整个创作过程，是刘勰创作论的核心，故也是其创作论的总纲。
（3）刘勰认为艺术想象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始终不离感性的特点，它受到感情和语言的制约。想象力的培养既虚静的精神境界，也需要通过积累学问、增长才干、深入观察事物、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来提高想象力。
（4）想象活动处于高潮的特点有三：突发性，兴奋性，暂时性。
（5）想象活动遵循思——意——辞的规律进行。
（6）刘勰也论述了想象力的迟速及其能动作用问题，这与作者禀赋的各不相同有关，但都可以写出佳作。
试评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关于想象活动、言意关系的论述。
答：《神思》篇列《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重点论述的是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他指出想象活动的特点——“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并对它做了非常精彩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更进一步，他阐述“志气”和“辞令”在想象活动中的作用，即分别是“统其关键”和“管其机枢”，这实际上是想象活动的始与终，或曰动因和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还充分意识到了艺术创作活动中思维和语言的并非完全相偕的非对应关系，即所谓“方其搦管，气倍于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不仅是作家的才能所决定的，更是由语言的本性所决定的。“意翻空”和“言征实”总是文学创作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因此可以说，《神思》篇提出的“言”和“意”的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纲。

钟嵘《诗品》的主要理论内容
（1）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产生根源。
（2）五言诗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3）诗歌的艺术性及其批评的标准。
（4）诗歌批评的方法及其批评实践。
钟嵘是如何论述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产生根源的？
（1）钟嵘是从不同文体的比较中来认识诗歌的性质的，他认为诗歌的特点是“吟咏情性”，以抒发情感为主，不注重征引典故。
（2）钟嵘的这一理论出自《毛诗序》，但他把抒情与言志结合起来，突出诗歌的抒情特征，而减弱了《毛诗序》的理性主义色彩，力图把艺术的美与功利作用的善统一起来。
（3）钟嵘认为诗歌中的情性来自客观世界的触发。首先是自然界（如四季）的感发，其次是社会生活的感发。钟嵘尤其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哀怨不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但关注的对象比较狭窄，对下层人民的痛苦重视不够。
钟嵘是如何论述五言诗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
（1）钟嵘根据五言诗在刻画形象和抒写感情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功能，打破儒家传统的偏见，积极倡导五言诗的创作，充分肯定五言诗的历史地位。
（2）他对从建安到刘宋时期的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作了具体论述，认为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期是高峰，并各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为代表，尤其推崇建安诗歌，称之为“建安风力”。
42．钟嵘是如何论述诗歌的艺术性及其批评标准的？
（1）钟嵘认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包蕴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中，应从诗歌的艺术特征来确立诗歌批评的标准。
（2）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声律和用典。由于钟嵘主张自然真美，所以他反对过分追求声律而流于形式的不良风气，以及滥用典故的习气。因为诗歌既然是吟咏情性，就应该多写目击身历的景象。
（3）在诗歌创作上提出滋味说。滋味原指味觉上的综合快感，后来引申为审美快感，进入文艺领域。钟嵘是第一个把滋味当作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的。作为诗歌美感的滋味，是指作品中蕴含着的深厚动人的感情，能够引起读者的激动、联想和咀嚼回味，亦即指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造诣和境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突出了诗歌的形象性特征。
（4）要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这是诗歌能有滋味的重要前提。钟嵘认为赋比兴手法应该交错使用，以使文意既不过深也不过浅，使读者既不难理解又不至于一览无余。这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情与物的关系而言的。
（5）在斟酌运用赋比兴的基础上，钟嵘还提出了“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原则。
钟嵘进行诗歌批评的方法有哪些？
（1）致流别：探讨诗人的风格流派。他从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角度，以联系和比较的眼光，主要考察作家之间风格源流和前后影响关系。他认为五言诗有三个源头：《国风》、《小雅》、《楚辞》，并把每个诗人归纳到某一流派中。
（2）品评利病：分析作品艺术的得失。在具体批评时，先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评论其优缺点，以为后人提供创作借鉴。
（3）显优劣：评价作家的地位和成就。钟嵘把某一作家置于上、中、下三品中的某一品，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其中最推崇的诗人是曹植。当然其中的一些品评，也有失当之处，如列陶潜为中品，列曹操为下品，就为后人非议。
钟嵘《诗品》为什么最推崇曹植？
（1）钟嵘在三个五言诗的源头中，最重视《国风》一脉，而曹植的诗歌正出于《国风》。
（2）在内容上，曹植的诗歌“情兼雅怨”，在艺术和风格上是骨气与词采的结合。总体上文质相称，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故其地位自然最高。
试评述钟嵘的“自然英旨”说（“直寻”说）。
答：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钟嵘的根本主张是提倡自然英旨，强调感情真挚，主要是反对掉书袋派和声律派，诗歌以抒情为主，一切妨碍抒情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钟嵘都表示异议，在批评用典过多的问题上，钟嵘区分了诗之为体与其他应用文体的差异。他并不反对在应用文写作上旁征博引，但诗是抒情文学，“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要改革“雕缋满眼”的不良诗风，崇尚清新自然，在看待声律问题上，他认为“各为精密，襞积细微”者，于“真美”有害，这会使作者弃木逐末，偏重形式而忽略了内容。然而钟嵘对声律探究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主张“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另外，陆机“尚规矩，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对陆机式的“文不制繁”，也是钟嵘提出“直寻”的重要缘由。
试评钟嵘《诗品》关于情感论的论述。
答：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诗歌既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又可以反作用于人的“性灵”，使之受到陶冶感化。它指出了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是由于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触动，即“物之感人”，这个“物”既包括了自然事物，更包括了社会生活内容，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
钟嵘的感情论主要是指社会生活所激发的人的感情，都具有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内容。他在《诗品》中特别强调要抒发“怨”情，其所强调的“怨”，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传统，其情感论既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框的束缚，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病，是十分可贵的。
试评述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诗有三义”说的内涵。
答：“诗有三义”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来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三义”具体所指是什么呢？文中接着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用现在的话说，钟嵘的“兴”，就是诗的语言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写景叙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并且要综合运用这“三义”，即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