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严羽诗论影响深远，他“盛唐为法”的主张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他重视情性的主张也对公安派和竟陵派产生了影响。他的兴趣说也明显影响到王士祯的神韵说
简述严羽诗论的局限
（1）相对忽视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虽然注意到唐诗中的一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但未能明确从理论高度加以自觉提倡。
（2）对于古代诗歌，他只肯定汉魏和盛唐诗歌，而对中晚唐及当代的诗歌，基本予以否定，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
（2）叶燮文学批评论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一般的批评原理及标准；其二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评价。
（3）叶燮认为文学批评十分重要，文学需要在批评批评中进步。同时叶燮认为，文学批评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他对于当时文学批评界的盲目崇拜、把批评作交易等不良风气作了抨击。
（4）叶燮在具体批评时，注意辩证地分析问题，在讲究实际的同时，又深刻全面。
结合孟浩然、韩愈的诗歌作品，谈谈你对严羽对孟、韩二人评价的看法，以及对严羽“妙悟”说的理解。
答：“妙悟”指的是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教材语）。根据严羽的表述，它更多地指诗人在长期把玩优秀诗歌作品后养成的艺术感受能力，其特点在于不凭借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蕴含的情思韵味作直接的领会和把握。
严羽《沧浪诗话》说：“孟襄阳（孟浩然）学力下韩退之（韩愈）远甚，而其诗独出于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妙悟”的能力不是根据理性的思考、分析和研究得到的。韩愈在学问上比孟浩然高出许多，但是韩愈的诗歌相对而言缺乏形象感染力量，缺乏由审美感兴而得到的感性直接性的诗歌的“兴趣”（由自然外物引发的审美情趣），有时甚至到了艰险晦涩的地步。而孟浩然的诗歌自然清朗，诗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意向表达得真淳亲切，在严羽看来，这就是孟浩然 “一味妙悟”的收获。
附：[要点]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这段话是认为孟浩然的学力远比不上韩愈，但诗歌的水平则又高出韩愈，这是严羽的观点和认识，不见得是公论。但严羽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他的“以禅喻诗”的“妙悟”说。按照“妙悟”说的观点，诗应写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孟浩然的许多山水田园诗善于将禅意融入诗心，使诗境与禅意合一，因而诗歌显得超脱空灵，意境悠远，余味无穷，盎然的诗意中又富于禅意，这在严羽看来是“一味妙悟”之作。而韩愈的诗很多是写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显得厚重质实，并且有些诗已开了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以学问入诗的滥觞，与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妙悟”说要求已大相径庭了。所以严羽认为孟浩然“其诗独出退之之上”。
结合盛唐诗歌创作，谈谈你对严羽“兴趣”说的理解。
答：“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结合盛唐作品为例，评说严羽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
答：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评说宋诗时写到：苏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主要是指苏轼、黄庭坚以文学、学问、议论为诗，变尽唐调，确立宋格，而宋诗也确实鲜明的体现出这一特点，如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这种以文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严羽所批评的，其理论基础即是“妙悟”和“兴趣”。他强调“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全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使体现在妙悟上。所谓“别趣”就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这里的“趣”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便是“兴致”，是一种理趣，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严羽对宋诗的批评可谓中肯而深刻。

简述叶燮《原诗》的理论特色。
（1）叶燮的《原诗》具有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2）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原诗》理论的严密系统性；其二，符合文学历史斗争实际的针对性批判性；其三，巧于运用艺术辩证法的灵活性。
试述叶燮“才、胆、识、力”和“理、事、情”的理论内涵。
答：叶燮创作主体论的中心意旨就是要确立一个具有艺术独创性的诗歌创作主体，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独创性主体，才会有诗歌的独创性。在“在我者”的才、胆、识、力四要素中，识是判断力，包括知性的判断力和审美的判断力两个方面。知性的判断力对客体的理、事、情作出判断。理、事、情本是错杂相陈于前，往往令人不能清晰分辩，有了识，就可作出判断和选择。而审美判断力则对“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审美表现问题作出判断和选择。具备了两方面的判断力，主体才具有独立性，不会跟随世人或是古人的脚步亦步亦趋。根据叶燮的论述，才是审美表现力，是将理、事、情“敷而出之”的能力。识与才是体用关系，识为体，才为用，内有识才能表现出才。胆是主体的自信力，它也是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识明而胆张”，无识也就不可能有胆，无胆就不能有创作的自由，不能有审美表现的自由。只有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胆”（即主体的自信力），才能使创作达到自由之境界。力是才所依赖的生理心理能量，体现在作品中是作品的生命力，力的大小影响到才的大小与力度。在主体的四要素中，识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识为核心的主体乃是真正独立的、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而正是这个主体构成了诗歌艺术独创性的基础。
简述叶燮的诗歌本原论。
（1）所谓“本原”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或存在依据。叶燮探索诗歌本原，力图阐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根本问题。
（2）叶燮首先提出“感触起兴”的原则，认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来自诗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观察和感兴。
（3）其次他向诗人提出“格物”的要求，强调客观生活对创作主体的作用，要求诗人必须熟悉生活，反映现实。
（4）叶燮所谓本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生活尚有距离，在其他地方，他仍无法完全摆脱儒家“宗经”观念的束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简述叶燮的诗歌正变论。
（1）叶燮所谓“正变论”，即文学发展论，着重讨论诗歌历史发展的规律。
（2）叶燮严厉地批判了明代以来的认为文学一代不如一代的复古倒退论，说明文学 发展和新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认为随着时代和生活的变化，感触起兴的文学也必然随之而发展。
（3）他认为文学因时而变、今胜于古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故而提出“时有变而诗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肯定了文学发展是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的，文学之“变”和不可阻挡的。
（4）叶燮同时指出：文学之“变”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而是采取“递衰递盛”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正变相继，辩证发展。
（5）叶燮的正变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他认为文学发展至唐宋而“能事已毕”，此后即重复过去的发展过程，不免自我限制了其文学发展观。
简述叶燮文学创作论的基本内容
（1）创作论是叶燮《原诗》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创作必先端正态度，因为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把创作概括为四个过程：基础、取材、匠心、文辞，而以基础最为重要。
（2）叶燮重点探讨了创作的规律问题，即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条件及原理。他把“理”、“事”、“情”三者作为审美客体和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而把“才”、“胆”、“识”、“力”作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四者之中，以“识”为先。认为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
（3）在创作思维规律方面，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创作思维具有特殊的规律，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逻辑思维，而是彼此渗透，情理融合，要积极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什么叫“理、事、情”？（即叶燮是如何论述创作的客观条件的？）
（1）叶燮认为“理”、“事”、“情”三者是审美客体、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
（2）“理”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根据，也就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自然之理”，要求描写生活的本质，要求诗人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观察生活的能力。
（3）“事”是指客观事物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而呈现的具体面貌，创作必须通过具体可感的“事”来艺术地言“理”，寓“理”于“事”。
（4）“情”是指事物的情状，即特殊的客观属性。诗要有韵味和意境，就离不开描绘生动而形象的“情”。
（5）“理”、“事”、“情”三者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诗人的创作要反映生活，就必须透过现象写本质，以便闪现内在之“理”的光辉，但“理”又是通过具体可感的事物或活生生的情感来作艺术概括，寓“理”于“事”，是文学家区别于哲学、政治等家的重要艺术手段。而具体之“事”又必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表现，“情”的种种变化，又是立足于“事”、“理”之上的。
什么叫“才、胆、识、力”？（即叶燮是如何论述创作的主观条件的？）
（1）叶燮认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就是才、胆、识、力。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
（2）“才”是指才思才华，是文学家驾驭创作的具体艺术才能。“胆”指作家敢于突破传统束缚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创作中表现为自由创新的艺术精神。“识”指文学家对于世界事物是非美丑的辨识能力。“力”指作家运用形象概括生活的功夫和笔力，以及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气魄。
（3）四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缺少其一，即不能称为合格的作家。但四者之中，以“识”为最先，也最为重要。没有“识”，则其他三者也就无所依托。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美学原则的。
简述叶燮关于形象思维的基本观点。
（1）关于创作思维规律的探索是叶燮《原诗》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提出了“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的主张，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象思维”的概念非常接近。
（2）叶燮认为创作思维与一般逻辑思维不同，具有特殊的规律。
（3）他要求“泯端倪而离形象”，不是说无需形象，而是说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
（4）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融化在具体的艺术之中，但“情”必须合乎“理”，所以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理智议论，也可以进入创作并加以艺术化，创作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是彼此融合，情理合一的。
（5）要积极调动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简述叶燮批评论的主要内容。
（1）叶燮在重点阐述文学的原理的同时，也以此原理作为依据，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作了批评，并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原理是否正确可行。


阅读理解题
阅读下面这段文论并回答下列问题（10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语）
1．把上面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5分）
译文：诗，是表现情志的，放在心里就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成了诗歌。情志在心里受到感动，因而形成诗歌语言，如果语言不足以表达情志，就会咨嗟感叹，咨嗟感叹还不足以表达，就要引声长歌，引声长歌意犹未足，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手舞足蹈了。
2．这段文字说明了《毛诗大序》哪些文学理论批评观点？（5分）
参考答案：首先，这段文论主要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说法。说明诗歌是由情感而产生的，人们心里的的“志”（情感）由于受到外物的感动就会发出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诗歌。《毛诗大序》强调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但它正确的强调了“情”在“言志”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情和志是统一融合的。另外，这段话还指出了古代诗（“言”）、歌、舞三者也是统一的。
、阅读下面这段文论并回答下列问题（10分）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秽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诗品序》）
1．把上面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
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2．这段文字说明钟嵘的哪些文学理论批评观点？
在这段文论里，钟嵘提出了“诗有三义”的观点。并且解释了什么是“三义”，即“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含义。分析了这三种表现手法各自的缺点，必须综合运用“三义”，才能避免这些缺点，做到风骨与文采兼备，使文章余味无穷，具有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