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这一论断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答：陆机的《文赋》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他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其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他只讲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从陆机对诗赋创作“缘情”“体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特征：感情和形象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说明他对文学艺术特征的了解已经大大地深入了。这一论断对文学创作与批评影响极大，使文学创作更加注重感情的抒发与形象的刻画，对后世的许多文论家，特别是六朝的文学理论影响极深。
《文赋》是怎样阐述艺术构思的？
答：如何进行艺术构思是《文赋》探讨的重要问题。《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陆机着重强调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内容，老庄虚静的精神境界可以诱导作者进入排除纷扰、全神贯注的创作状态；加之作者有胸罗万卷的学养储备，构思活动就能够顺利展开。《文赋》生动地描绘了“精骛入极，必游万仞”的构思活动情状，这涉及到了从想象活动的开始到艺术形象的构成及其语言文字的物质化的全过程。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必然结果。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之后，就需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寻找最精彩，最能充分地表现构思中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入地，无所不至。并且，它还应当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在谈艺术构思时，陆机注意到了灵感的作用，他认为灵感之获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应当顺乎自然。
在结构和布局方面，《文赋》有什么主张和阐述？
答：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即所谓“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务必使意和辞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结构应根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不同形式。

试评述陆机“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这段论述的内涵和意义。
答：“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是陆机在艺术技巧方面提出的重要的原则。“会意”指具体构思，“遣言”指词藻问题，“音声迭代”指语言音乐美，这主要是指诗赋等纯文学而言的。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这是六朝文学创作上非常讲究的三个问题，它既是时代特征在理论上的表现，又促进了六朝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发展。
陆机的《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有何影响：
《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不仅《文心雕龙》是对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而且挚虞、李充的文体论，沈约等人的声律论，萧统《文选》中的文学观念等，都是在陆机思想影响下，从某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简述陆机《文赋》的主要内容。
（1）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体会，并总结了前人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经验，写作了《文赋》。
（2）《文赋》论述了文学创作各个方面的问题，论述的中心是：意与物的关系；艺术想象的重要性；强调创作灵感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从理论上提出创新，反对抄袭；论述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述了自然景物之多变与文体多样性的关系；分析了文学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常犯的几种毛病。
陆机是如何论述创作前的准备的？
（1）陆机认为文学创作前，应具备三种要素：其一、观察万物；其二、阅读古籍；其三、抱有高尚廉洁的志向。
（2）观察万物主要是为了获得创作素材和想象力，要求通过现象看到本质；阅读古籍主要用以提高写作水平；崇高的志向主要是用以指导文学创作。
（3）陆机既重视作者主体作用，也重视客体的感触激发；既重视作家创作思想，也重视表现思想的技巧。
陆机是如何论述文学创作中的构思与想象的关系的？
（1）陆机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和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作家的艺术构思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他要求作者突破常规，积极创新，创作出的作品有形象性，因而艺术构思对客观事物应该“穷形尽相”。
（2）他具体论述文学创作中的构思与想象的关系是：开始时，要求沉思虚静，使构思时的想象自由飞翔。构思成熟时，作者主观情感鲜明，客观事物清晰。进入创作过程时，语言挥洒自如，想象超越时空。
（3）陆机同时也认为，创作构思中的想象是随着情感和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
陆机是如何论述灵感在艺术构思中的表现和作用的？
（1）所谓灵感即“感兴”或“应感”。
（2）陆机认为灵感的表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应感之会”，即灵感的畅通；一种是灵感的“六情底滞”，即灵感的闭塞。灵感畅通来源于“天机”，此时文笔如花；灵感闭塞，则文思枯竭，难以写出美文。
（3）陆机只强调作家灵感的主观作用，忽视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习染对作家灵感产生的作用，有其片面性。而且因为时代的限制，他无法对灵感的产生作出科学的解释。
陆机认为文学创作应注意那四个问题？
（1）从文章剪裁论文意与文辞的关系，要求达到辞意双美。
（2）要求通过警句来突出中心主题。
（3）力避雷同，以求创新。
（4）精美词句，以免平庸之讥。
陆机认为文学创作应防止那五种弊病？
（1）防止篇幅狭小，缺乏音韵之美。即“清唱而靡应”。
（2）防止美丑混合，文不调谐。即“应而不和”。
（3）防止重词遗理，流于空泛。即“和而不悲”。
（4）防止迎合时俗，格调不高。即“悲而不雅”。
（5）防止清淡疏缓，缺乏趣味。即“雅而不艳”。
陆机是如何论述文体与风格的关系的？
（1）陆机认为，客观事物的多变决定了文体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2）作品风格的多样变化，又与作家艺术个性密切相关。
（3）不同文体具有各异的风格要求，也是形成艺术风格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如何看待陆机《文赋》注重论述文学形式的倾向？
（1）陆机《文赋》是论文学创作的专篇，必然要论及文学的形式问题。这是他的优点和特点所在。
（2）后人批评陆机的文论有形式主义倾向，主要是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不全面，也不正确的。
如何看待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1）“诗缘情”是从诗歌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强调诗歌的抒情性。“绮靡”则是从诗歌的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
（2）陆机此说，说明他既重视文学的内容，也重视文学的形式。
（3）陆机强调文学的情感特征，这比“诗言志”更符合诗歌的本质特点。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参考一：这是晋代陆机在《文赋》里提出的说法。他在说到对纯文学的诗和赋的特点时，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这实际上是说，诗歌作为文学作品，是为了抒发情感的，因而要求语言精细美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陆机在此对诗歌只讲内容应“缘情”和语言应“绮靡”，不讲“言志”，这实际上是对儒家诗教“诗言志”、诗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法的反动，是要诗歌抒情不受“礼义”的束缚。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说法，突出了文学作品的两个重要特征——感情与形象，并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说明了他对文学的认识更加自觉。但是，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清朝的很多学者、文论家，站在传统儒家的观点上对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有很多批评指责，甚至把六朝的淫靡柔弱诗风归罪陆机。但这正从反面说明陆机的“缘情”说，在突破儒家经学束缚诗歌文学性发展上所做的积极贡献，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我国古代诗歌之所以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感动人心的力量，总是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缘情”说的影响。（《中国历代文论精选》陆机《文赋》题解）
参考二陆机很重视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对于诗歌，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到了魏、晋，诗人们要求从理论上划清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界限。曹丕说的“诗赋欲丽”是兼言诗赋，专指形式的。而陆机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要求诗歌必须抒发感情，而语言又要精美，特别强调了诗歌的感情因素。陆机这一论点，从积极方面来说，是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要求表现出诗歌的特征。但另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弃“志”而专言“情”，片面强调感情和绮靡，容易使人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而助长浮艳的诗风。（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三《文赋》所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典论•论文》有关文体论的文艺思想，进一步揭示了诗主情志，赋状事物；强调了绮绘其色，靡摹其声，最后达到文情并茂。这才真正把握了“丽”字所包含的关于诗、赋的艺术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在诗、赋领域内对其艺术本质和基本特征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层示了诗歌理论传统和革新的辩证发展过程，陆机的《文赋》有它更为突出的成就，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以“绮靡”说诗，这是《文赋》这篇著作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文赋》这篇著作本身就是这一美学思想的直接体现，所以陆云评论说《文赋》“绮语颇多”。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持否定意见，他们或者说“绮靡重六朝之弊”（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或者说“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所斥为不知理义之归。”（汪师韩：《诗学纂闻•绮丽》）这些意见的一个共同特点，大抵都是片面强调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却不能够泯灭它的思想光辉。历史上同样不乏有识之土，却看到了它的积极方面，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六朝之诗所自出”（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二），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美学思想推动了六朝文学的变革，对后代文学和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史的经验表明，诗缘情绮靡之说，真正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某些基本艺术规律，不仅只是对于六朝文学，即对后来唐代诗歌的

唐诗金元明清文论
名词解释
什么是司空图的“韵味”说？
答：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就是“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他的“韵味”说本于钟嵘“滋味”说，但有发展变化。“韵味”的具体所指：那就是诗歌应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笼而言之，就是指好的诗歌所具有的丰富的醇美韵味
影响：“韵味”说、“四外”说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论深入而又精辟的阐述，对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有一定影响。

 
．“兴寄”和“风骨”说：
陈子昂的“兴寄”说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陈子昂的“风骨”说，继承了先人的风骨论。他的风骨内涵是指具有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的艺术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
陈子昂的“兴寄说”：
《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诗歌革新主张的一个纲领，“兴寄”和“风骨”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兴寄”说是针对齐梁文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弊端提出的。“兴”指感兴、意兴，是诗人浮想联翩，形象思维十分活跃的一种状态；“寄”指寄托，是诗人隐含于诗歌审美意象中的现实寓意。“兴寄”说既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要求诗歌言之有物，寄托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他的《感遇》三十八首就是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的激越情怀，以物喻人，拖物言志，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对社会政治的见解，这些作品都是对他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

取境”说：
皎然在探讨诗歌意与境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 “取境”的问题，关注到了有易、难两种情况。一是“有时意静神王（旺），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 即灵感开通，创作顺畅，这是前人如陆机等已经论述过的；二是“取境”艰难的情况：“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这种创作情况前代诗论家很少触及，而这又是创作的实情，即有时要在有些灵感的基础上，继之以艰苦的构思，根据诗情、诗思的需要，深入采掘、遴选境象，皎然诗论正视这种情况，是很可取的。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论述到，这种“取境”时“至难至险”的作品，写成以后最好又不露斧凿痕迹，这才是他称许的创作的“高手”。在他看来，“取境的问题是区分诗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像这样重视取境的诗论，以往还不曾有过。

 “韵味”说：
晚唐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进行了更多的探讨，他在《与李生论诗中》从鉴赏的角度开宗明义的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苦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这里强调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显然就是指意境的特殊内涵——丰富的审美韵味，这种韵味不是任何一篇诗歌作品都具备的，而是意境作品的特质。司空图这种“韵味”说从理论渊源上看是本于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但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深化。
附：　　参考一：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开篇就说：“文之难，而诗之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开宗明义地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他的所谓“味”是指
“咸酸之外”的诗歌的“醇美”，这显然是指意境的特体内涵——丰富的审美韵味。这种韵味不是任何一篇诗歌作品都具备的，必须是有意境作品的特质。而有“韵味”有意境的作品，也就是他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这“四外”说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有“四外”，即有意境，也即有“韵味”。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他的“四外”说对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了深入细致而又精辟的分析阐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宋代苏轼的“远韵”观、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参考二：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之难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据是可知其论诗全以神味为主，欲求其美于咸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论诗而重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说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韵派的方法。（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三：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由此知他谓诗格之高者要有韵味。不过他所谓韵味，超于普通所谓韵味；是“韵外韵，味外味”。所以《与李生论诗书》又云：“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王驾评诗书》也特别称赞王右臣韦苏州的诗，“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
韵味以外，还提倡景象，但也是“景外景，象外象”。《与极浦书》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无论是“韵外韵、味外味”，或“景外景、象外象”，都是指文字声韵以外的风格。（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四：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诗歌的韵味问题，他说：“文之难，而诗之难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在这篇文章里，司空图以食物为例，强调应该味在咸酸之外，要求诗歌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他在《与极甫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问题……。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都是属于意境和形象的问题，司空图在这方面所要求的是那种“不落言筌”的神悟境界。……司空图所强调的含蓄蕴藉和绕有韵味的诗情正需要这种表现手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二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说是一种艺术特征的两个方面。“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指作品的形象的特色，“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指作品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弦外之音。在司空图看来，诗歌形象具有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色，就特别能够使读者获得“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享受。（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
参考五：司空图提出了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醋只有酸味，盐只有咸味，都兼单调；善于调味的人，要做到味在酸、咸之外。以诗而言，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作品富于韵味，有含蓄之美，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很多言外的滋味。（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四外说：
所谓四外说是司空图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进行探讨得出的。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四外”说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笼统一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三组。“境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要依赖于鉴赏者调动自己以往的审美经验去与之应合，才能将它们召唤出来，再现出来，这是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就是说诗和词应该分家，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她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诗、词声律要求不同。诗的声律要求简单粗疏，而词的音律、乐律规则要求严格；如果说，诗要求语言的节奏美，则词不仅要求语言的节奏美，而且要求歌唱时的音乐美，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之音乐美

兴趣说：
“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的“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诗品序》词空图所说的“韵味”有著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诗歌艺术的感性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诗有“别材”，“别趣”说：
严羽以“别材”、“别趣”之说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理论基础即是“妙悟”和“兴趣”。他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地便体现在“妙悟”上。他以韩愈、孟浩然相比较以说明妙悟不同于学力，他所谓“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讲的，这种特别的“趣”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兴致”而不是有些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词“别别材”、“别趣”说：
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方面讲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在便体现在“妙语”上，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言的，这种特别的趣味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埋在其中”，便是“兴致”，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诗歌必须具有生动的形象，真实有情感，不是发议论，讲道理就可成诗歌的。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虽强调诗歌不同于“书”“理”的思维表现特点，但并没把“别材”“别趣”和“书”“理”完全对立或割裂开来，而是同时看到了二者间的关系。严羽主要是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强调不能用抽象的思维来创作，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而抹煞了诗歌的缘情本质。
“妙悟”说：
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出的，在佛教禅宗里，妙悟本指主体为世界本体“空”的一种把握。严羽以禅论诗，指出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思维特征：“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内容。就诗而论，“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这是诗歌创作最为独特的艺术规律。

“理、事、情”说：
叶燮把创作客体分为理、事、情三个方面，把创作主体分为才、胆、识、力四个要素。“以在我者四，衡在物者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从创作客体言，理、事、情有自然之物与社会事物的分别。对于自然之物来说，理是物的本质，事是物的存在，情是物的情态。而对于社会事物来说，理是指道理，事是指所发生的事件，情是指人的感情，叶燮虽对二者没有作出分别，但实际上其理、事、情是兼有以上两方面的含义的。诗歌虽是抒情的，但并不排斥理和事，只不过诗歌所写的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这样诗就与文区别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