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生活在唐宋诸大家之后，前人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集众美于一炉因而也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他早年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中年之后的诗风有所变化，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从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乃至宋代的梅尧臣、苏轼等诗人，都是他借鉴的榜样；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都给他以影响。他的诗融百家之长，成一家之风。正因为师法广泛，又从自身的需要灵活运用，再加上诗作繁多，陆游的诗歌风格多样，具有诗经之风致，屈原之浪漫，陶渊明之淳朴，王维之静穆，岑参之恣肆，李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梅尧臣之古淡，苏轼之飘逸，一直曾几之规矩、吕本中之流转。诗歌的体裁各体兼长，其古体诗豪放遒劲，律诗精工圆美，绝句深沉而有情致，尤其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为前人所推崇。沈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说诗晬语》）由于内容的不同，这些七言律诗在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陆游是我国古代在七律诗的创作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当然，陆游诗在艺术上并非没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有时过于圆熟，不免失之粗滑松脱，显得气势有余而含蕴不足；由于诗写得又多又快，有些作品免不了自袭窠臼，词意重出互见，往往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不是毫无道理的；由于他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使得他诗歌的独创性不能得到很强的体现。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
4．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诗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下去，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阶段，而陆游式的慷慨悲歌已无嗣响，代之而起的是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两个诗人群，一是永嘉四灵，二是江湖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他们分别是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字号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故此得名。永嘉四灵的出现，与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的积极扶植是分不开的，而从文学方面来看，一是不满于“以道学为诗”，即当时理学家宣扬性理哲学的枯燥无味的诗；二是“以矫江西之失”，即反对江西诗派末流的“资书以为诗”和生硬拗捩的诗风。他们主张诗应“自吐性情”，刻意求新，以晚唐姚合、贾岛为宗，诗歌创作要求“贵精不求多，得意不恋意”，主张“以不用事为第一格”，追求清新自然的审美情趣。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虽然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时代风云之气，但也不乏痛心时事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四灵诗轻古体而重近体，尤以五律为工，格律严谨，语言晓畅，风格平淡自然，给人于耳目一新的感觉。
“江湖诗派”因杭州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而得名。这些诗人有布衣，有官宦，而绝大多数是因为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士。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在乎沾染庸俗习气。这种习气给江湖诗人的创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数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悲，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为了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是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江湖诗派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江湖诗派大多诗人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与戴复古的诗歌成就较高。
5．文天祥与宋末遗民诗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终于摧毁了南宋政权。这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宋亡前后，爱国诗人们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这一类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其二是眷念故国、宁为遗民，不肯降附新朝，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都能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用血泪凝结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的诗歌以元人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为界，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前期的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诗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后期置身于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把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诗风大有改变，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变得沉着凝练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目的在于“使来者读之，悲予志也”（《指南录后序》），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仿效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只是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文天祥为诗标举杜甫，作品的风格也力学杜甫。他晚年诗作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200首，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这200多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身的感受。
谢翱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的心情。他最好的作品是为纪念文天祥而作的一些诗文。
汪元量是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他原为宫廷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流落燕京，曾屡至囚所探望文天祥，后来当了道士，云游名山，不知所终。汪元量的诗歌具有高度的纪实性，代表作《醉歌》10首、《湖州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忠实而显要地记述了宋亡的历史过程，其中所记的某些细节，甚至有非史籍所能详者，具有“宋亡之诗史”（李钰《湖山类稿跋》）的特色。他自己也以作诗记史为目的，因而继杜甫之后又荣膺“诗史”的称号。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语言清新流畅。不足的是，力量较弱，模拟气较重，且多以绝句为主，故尔缺乏浑厚沉雄的力量。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于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爱国遗民诗，抒亡国之痛，发故国之思，沉痛悲哀，泣血吞声，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句号。
第四章  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
一、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 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 “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
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五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1．话本的产生与体制
“话本”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用的底本，“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话”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或讲故事。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作为一种表演伎艺的专业名称，“说话”始见于唐代，但是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唐代以前早就存在了。而后随着“说话”艺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宋代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为城市经济的发达、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观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他们学有专攻，分工很细，属于“说话”范围的伎艺就分为四家：一为小说；二为讲史；三为说经；四为合生。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最为重要。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讲史是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话本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口头流传。许多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以及社会新闻等，经过说话艺人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二是书会编撰。伴随着瓦舍和职业艺人的出现，书会先生应运而生，到了南宋，保护书会先生利益而成立的行会——“书会”出现了。书会先生专门替说话人和戏曲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随着书市和印刷术的发展，话本由写本变为刊本，广为流传，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了可供阅读的通俗白话小说。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糙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二是以说话艺人口说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详，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三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2．小说话本
宋元话本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书记载，约140多篇小说话本的题目，但由于话本小说的流传之初以单本形式出现，所以多有散佚。保存至今者也可能经过元明人的加工润色。从前人的记载和小说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考察，基本上可判定为宋时遗留的话本小说约有40余种。
小说话本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以上层社会或士大夫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藩篱，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世态人情，充分体现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识。
现存的小说话本，其题材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爱情；二是公案；三是神仙鬼怪。其中以描写爱情婚姻和诉讼案件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宋元小说话本中爱情故事，通过对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种种遭遇，揭示反封建的社会主题，表现她们为争取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生活所作的反抗和斗争，作品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