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视为经典，汉置“五经”博土，《诗》于是才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称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 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 “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风、雅、颂 
《诗经》主要依据音乐特点作为标准来分类，即风、雅、颂三类。“风”也称“国风”，“国”犹“方”，指地域；“风”是地方民间音乐曲调的意思。“国风”包括周南、召（shao）南、邶（bei）风、鄘(yonq)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kuai)风、曹风、豳（bin）风等15个地区的乐歌，共160篇。“雅”，正也，即标准音，是王畿附近的乐曲名称，包括“小雅”和“大雅”两部分。“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四家诗”
“四家诗”是汉代传授《诗经》的鲁、齐、韩、毛四家诗说的合称。《鲁诗》为鲁人申培公所传，《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派，并列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失传。《毛诗》为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所传，属古文经学派，虽比三家诗晚出，但学有渊源，又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故得以流传。

赋、比、兴:赋: “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诗歌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称“六义”。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换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不用比，兴，直截了当地铺叙、抒情、描绘，把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层次地说出来。“比”就是比喻，是用与之相类的事物来打比方。“兴” 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通过联想以触发起诗人思想感情勃发的表现方法。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

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叠字，就是两字重叠使用，又称“重言”。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用“夭夭”形容树枝弯曲倾斜摇曳的样子。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在咸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现在人看到的就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今古文《尚书》：汉代，《尚书》始有今古文之分。西汉文帝时晁错根据伏胜记诵所整理的28篇《尚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一种用战国古文字写成的本子，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

《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了的鲁国的编年史。因其属于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春秋经》。《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242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全书21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因以记言为主，故名《国语》。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传”是“解释”的意思，相传《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是“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作者是左丘明，该书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春秋三传”，是指汉初写定的《春秋公羊传》，相传为齐人公羊高所撰。《春秋榖梁传》，相传为鲁人榖梁赤所撰，它们与《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前两部又称今文经，《左传》被称为古文经。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贯串纵横家思想的战国史料汇编，亦史亦文，集历史资料与纵横家言于一书。初无定名，西汉后期，刘向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顺序，分列为33篇，并根据书中内容，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诸子散文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为《论语》、《老子》等语录体散文；第二阶段由语录体向对话体论辩文的过渡和形成，代表作品为质朴严谨的《墨子》、雄辩犀利的《孟子》和恣肆激诡的《庄子》。第三阶段，为《荀子》和《韩非子》的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论说文的成熟。

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东汉时，《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时，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墨子》是墨家学说总集，不是墨子自著，而是墨子门人弟子撰述。《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71篇，今本只存53篇。墨子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墨子》“十论”中，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每论皆分上、中、下三篇，其中心主张是“兼爱”、“非攻”。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

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合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后学对他思想的记载和发挥。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是他与其后学的著作的合辑。

老子，楚国人，姓李，名耳、字聃，著《道德经》5千言。一说，该书并非老子自著而出于其后学之手。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未至战国初期。《老子》的主要内容：关于“道”的学说。“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就是“道”派生万物的表现。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之于人世社会，便产生自然无为的政治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老子抨击仁义礼乐，提出“绝圣弃智”的观点，反映了儒、道两家的根本分歧。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在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认识上。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邹人，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

《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年赵人，约在前298——前238年之间，游于齐、秦、仕于楚、为楚兰陵令，后被罢免，著书以终。《荀子》一书，又名《孙卿子》、《孙卿新书》，由西汉刘向编定成书，今存32篇，大部分篇章为荀子自撰，少数为其弟子杂录。

《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书融合并发展前人之说，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春秋》共8卷，包括内篇6卷（谏上下、向上下、杂上下）不完全真实，外篇2卷，计215章，全部由短篇故事组成。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招集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论文集，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总记160篇，约20万字。全书编排整饬，自成系统，以黄老思想为主而兼收并蓄，融汇百家，是一部“杂家”著作。

“楚辞”: “楚辞”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称，一是总集名称。“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时，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就是说，“楚辞”是指战国后期屈原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西汉时，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于是《楚辞》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天问》：《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篇奇文。屈原所作的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参差错落，圆转活脱，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屈宋：先秦楚辞作家屈原和宋玉的合称。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宋玉略晚于屈原，也以楚辞著称，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因以屈宋合称。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

《九辩》: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哀怨，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怆寂寞，并将其与自身的惆怅失意、悲凉凄怆的感情融为一体，主客和谐、情与景交织，感人至深，常引起后人共鸣。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主题，实由此发端。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出身于楚国贵族。《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共24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在楚辞研究史上，除《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基本上都是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

“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释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王逸释为：离别的忧愁，“离，别也；骚，愁也，经， 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经，以风谏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是这两种。其中以马、班之说最为可信。
《离骚》是原屈的代表作，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全诗373句，2490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表现了他为了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西汉论说文都是奏、疏、表、策之类的应用文，是探讨政治问题、 表达政治见解的说理散文，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横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以秦亡为史鉴，使新王朝长治久安。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内容上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发表政见，这使他们的文章一般都有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质朴无毕的特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富有气势，饱含感情，很有文采。

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和《陈政事疏》
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和《言兵事疏》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

《论衡》是一部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动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驳论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论衡》语言通俗流畅，用词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章，富有创新精神。总之，《论衡》逻辑周密的论证与语言的通俗流畅，体现了王充论说散文的风格特点。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史记》本是史书的专称，司马迁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有的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百三篇》，《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末，自此才成为专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计130篇，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52万6千多字。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以事系年，是全书的纲领；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以及个别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即是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还开创了史书的论赞和序论的体例，在每篇之末和书表之首，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历史人物或作集中分析，或抒发个人的感慨等。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魏晋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小说的纪传式结构和文学技巧，宋元“讲史”一类的话本，蒲松龄《聊斋志异》传末“异史氏曰”等，都能看到受《史记》影响的痕迹。
《史记》丰富的历史故事，成为后代小说 、戏曲、曲艺题材的来源。如“霸王别姬”、“赵氏孤儿”、“渑池会”、“将相和”、“文君当壚”等等。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并称为“《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南朝宋代裴骃撰，裴骃因为徐广《史记音义》过于省略，于是广泛吸取贾逵、服虔、杜预、如淳、张晏等人对经史的注解，故题为《史记集解》，一般遵守汉儒“注不破经”的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书的上半部颇为可观，下半部过于简略。
《索隐》，唐开元间司马贞所撰，他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又为《集解》作注。注文多有发明新见，不仅批驳、纠正《集解》的错误，而且提出应修改《史记》，如认为项羽不该入本纪，应列世家；陈涉不该入世家，应列入列传，并补作《三皇本纪》
《史记正义》，唐开元间张守节撰，既为《史记》原文作注，也有为《集解》和《索隐》作注，张守节长于地理，博引故实，颇为详博。
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原指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chī）文，体物写志也。”意思是：赋，就是铺叙，通过铺陈辞采写成文章，通过描绘物象来抒发情志。“铺采摛文”是赋的形式，而“体物写志”则是赋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引刘向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意思是赋为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由上述两点，可概括赋的一般特点是：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手法，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
骚体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在形式上模仿楚辞，用带“兮”的语句，追求句式整齐、通篇用韵等，可见骚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模仿了楚辞。如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抒情小赋，内容上侧重于抒发愤世嫉俗与表现个人放心求志，形式上篇幅短小，不用问答体，通篇用韵文。代表作有：赵壹《刺世疾邪赋》、张衡《归田赋》。

贾谊的《鵩鸟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又是第一篇比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

七体：《七发》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它是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其主客问答的形式和七段的章式，已成为一种定势、模仿之作不断出现，乃有“七体”。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夜》、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等等。

乐府原是古代音乐机关的名称。最早设于秦朝。汉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关。据记载，汉武帝时的乐府开始采集民间歌辞和乐曲。六朝时，将乐府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于是“汉乐府”就由汉代音乐机关的名称而兼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了。至建安，有古题乐府；至唐，又有新题乐府。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中的双壁。前者嘲笑和鞭鞑上层人物的荒淫与无耻，歌颂人民维护自己爱情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颇有喜剧的意味；后者产生于汉末社会动荡，礼教束缚松驰的时代，表现人民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叛逆精神和反抗的失败，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孔雀东南飞》产生于建安末，以事实为基础创作而成，此诗长期以弹唱形式在民间流传，流传有三百年多，其间留下民间诗人不断加工的痕迹。其定型之作，最早见于陈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353句，1765字，是古代最长的民间叙事诗。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美好情操和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创造精神，并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