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它标志着文人五言诗趋向成熟。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内容充实，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建安七子”（或称“邺中七子”），“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字文举），陈琳（字孔璋），王粲（字仲宣），徐干（字伟长），阮瑀（字元瑜），应瑒（字德琏），刘桢（字公干）七人。
“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王粲的《登楼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

《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蔡琰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

正始文学：魏曹芳正始年间的文学。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老庄哲学风行，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宣扬消极思想，滋长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只有阮籍、嵇康的作品还能以隐蔽的手法表现彷徨苦闷的心情，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成就较大。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西晋太康、元康时期，文坛上出现了更多的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元）、“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称。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制度正式确立，中国文学开始向士族化过渡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诗味不浓，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左思风力: 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语出钟嵘《诗品》。左思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代表作《咏史诗》八首，风格刚健，感情深沉，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诗承建安风骨，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气势雄健，笔调挺拔，辞采壮丽，形象鲜明，风格独树一帜，人称“左思风力”。

游仙诗：两晋之际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世的情绪和苦闷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之情。郭璞的诗形象鲜明，比喻贴切，词采清新，气势挺拔，寄兴深远，较之当时盛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要高出一筹。

田园诗：指以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景色和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现了诗人参与农村劳动的感受，以及与农民的愉快交往。本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异趣，但随着南朝齐谢脁山水诗注意表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一般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可见其合流的趋势。

陶谢：指东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杜甫有“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句，即指此二人。他们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但陶多写田园，而谢多刻画山水；陶诗语言朴实自然，谢诗则讲究词藻与对偶，崇尚绮丽，风格并不相近。

元嘉三大家：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三位著名的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并称。谢诗富艳精工，颜诗华美典雅，鲍诗雄恣奔放，是谓“宋初三体”，诗风差异明显，共同之点是描写山水，都讲究词藻和对偶。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梁简文帝萧纲说：“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宫体”之称，由此而来。宫体诗内容上主要写闺阁情怀，表现变态心理、色情和低级趣味，反映宫廷生活的荒淫，形式上追求声律对偶，风格轻艳靡丽，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故人又称“徐庾体”。

徐瘦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瘦体”。

徐陵编选《玉台新咏》目的是撰录艳歌，供后庭歌咏。其内容大多数为男欢女爱的言情之作。全书收录自汉迄梁与女性有关的诗歌660多首，是《文选》之外，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南北朝时代的诗歌总集，对研究六朝文学状况有很大价值

四声八病   自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由于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新发展。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著《四声切韵》（己佚），同时的著名诗人沈约著有《四声谱》（己佚），并把这一声律理论的发现推广到文学创作中，用平、上、去、入四声规范诗歌和韵文的创作，要求诗文的遣字用语，应使声音富于变化，以求语句的声调和谐。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沈约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一步提出了“八病”说，即在诗歌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前四者指声调方面）、大韵、小韵、豪纽、正纽（后四者指声母和韵母方面）等音律不和谐现象。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新体诗：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讲究声律格律和对偶用典的新诗体，也称新体诗。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萧衍、陆倕等“竞陵八友”。当时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从理论上要求和规范了诗歌创作中的声律，谢朓创作成就较为突出。新体诗促进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谢朓（464—499），字玄晖。与谢灵运并以山水诗见长，后世并称“大小谢”。

骈文又称骈俪文、骈偶文。“骈”为两骈驾，“俪”指两相依附，“偶”是两人并耕，因此以两两相对的句子构成的文章叫骈文。这种相对，首先是句意的排比，然后发展为句法上的对仗、声律节奏上对称和协调；并因之讲究辞藻，以富赡为能；注重用事，以博雅为工，从而形成了以骈偶、辞藻、声律、用典为要素的一种不同于散体的新形式。
骈文与散文、赋的区别：
散文是一种句式自由，不重对偶、声律，不押韵的文体。骈文是与散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多用四六句式，讲究对偶、平仄、用典和辞藻修饰。赋体的主要特点是“赋者铺也，体物言志”，讲究文采，韵散相间，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汉以后，赋或向骈文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接近于散文的为文赋，接近于骈文的为骈赋。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父亲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廷文人。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诗真正融合了南北诗风，兼有刚健与柔媚之美。他在诗体发展上也有所贡献。他的五言新体诗如《对宴齐使》、《寄王琳》、《秋日》，在声律上已接近唐代的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七言诗，《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绝。庾信又是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辞赋大家，今存《小园赋》、《哀江南赋》八篇。《哀江南赋》是其骈文的代表作。

吴歌：指《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所收主要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一带地区的南朝民歌，今存326首。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生动而集中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与坚贞，相思的欢乐和痛苦，婚姻不自由的苦闷，以及对男子负心的怨恨等种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感情和复杂的心态。

西曲：指《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所收主要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地区，包括其周围一些城市的南朝民歌。今存142首。西曲多写商人妇的相思离别和劳动者的爱情生活，题材较吴歌略宽，风格也更明快。

《敇勒歌》：乐府杂歌篇名。北朝民歌。敕勒歌辞系从鲜卑语译出。北齐高欢为周军所败，命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这首歌辞歌唱了草原的辽阔和牛羊的繁盛。风格异常雄浑朴质，不愧为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品。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著，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书、史书。主要记载洛阳佛寺情况，同时记录了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此外，作者在描写洛阳寺院的庄严盛大时，也处处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感慨以及怀恋沉痛的心情。叙事简明，文笔清新，以散体为主，间以骈偶句式，是一部有特色的散文著作。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相传此书是为汉代桑钦所作的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水经》所作的注。郦道元引书四百多种，加上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注《水经》，叙述了许多河流两岸的地理古迹、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作了生动的描绘，文笔简洁精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对后代山水游记文学有很大影响。

小说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言。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此所指始近于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可追溯至神话和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也往往被涂上神异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两汉中的史传文学对小说发展影响直接而深远

志怪小说：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起，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搜神记》：一部用笔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作。所记多神灵怪异之事，作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重大影响。

《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笔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亦复不少。语言精炼，韵味隽永。对后代笔记文学颇有影响。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典论•论文》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魏文帝曹丕著。其主要内容有四点：(1)肯定了文学的地位，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鼓励文人从事写作，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工”，对增强文人创作自觉性，繁荣文学起了促进作用。(2)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强调了因作家气质、个性不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启示人们不论创作或评论作品，都要首先注意贯穿在作品中的“气”，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3)把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并指出各自特点，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和评论指出了一个初步的标准。(4)讨论了文学批评的态度，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闇于自见”，“文人相轻”等陋习，提出了要“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
《文赋》 我国第一篇文学创作专论，用赋体写成。西晋陆机以赋体的形式写的文论作品，从分析文学的创作过程入手，论述作文的利弊，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言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钟嵘的《诗品》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门评论五言诗，共品评了汉代至梁代诗人一百二十二人以及古诗十九首，分为上、中、下三品，书前有总论。品评中，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的风格特点，注意探寻诗人间的承传关系，尽管有的地方不太确切，但初步建立了五言诗发展简史的框架。他的主要文学主张是：(1)倡导“建安风力”，主张文质并重；(2)反对声病说，主张诗要有自然和谐的韵律；(3)反对过多用典，主张赋、比、兴并用，做到既“直寻”又“有滋味”。钟嵘作《诗品》目的在于纠正当时诗坛严重的形式主义诗风，但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因此存在评价作品偏重辞采，对内容重视不足的倾向，和对某些诗人的评价失之偏颇的问题。

刘勰的《文心雕龙》    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全书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最后为《序志》篇，是全书的总序，介绍了本书的内容、体例、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1)把文学的发展同社会生活的变迁联系起来。 (2)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中提出了“文附于质”“质待于文”的观点，说明了内容和形式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文风。(3)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 (4)阐述了进行文学批评的态度、方法和标准。他认识批评家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要洞察时代和作家的自身际遇，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与鉴赏能力，要掌握批评的客观标准。

《昭明文选》：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由梁昭明太子萧统延集众文士编成，又称《文选》。《文选》选录了从先秦到齐、梁时期一百三十位知名作家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共七百余篇。《文选》的序文明确提出了选文的标准是“以能文为本”，具休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即作品所写的题材、内容必须是有意义的，在表现形式上必须通过深沉的艺术构思，要辞藻华美，基本囊括了这一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后人研究先秦至梁的文学发展概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李善注本最有名。

上官体：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旧唐书》本传：“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文章四友：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的并称。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四杰诗文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言浏亮，富于个性，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四杰为结束齐染文风，开启盛唐之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吴中四士：指包融、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四人为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长安，号称“吴中四士”。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并称，二人皆为初唐宫廷诗人，同以五言律诗见长。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山水田园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陶渊明以来的田园诗和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基础之上。偏重于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大多表现自然之美和闲适心情，偶或反映农家生活现实。所作以五言为主，风格多清淡恬静，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审美价值。代表诗人有储光羲、裴迪、丘为、常建等，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故后世又称“王孟诗派”。

边塞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其诗长于七言，特别是七言歌行，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表现征人思妇的思想感情，大多具有爱国感情和进取精神，显示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多慷慨悲壮。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以高适、岑参为首。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

七绝圣手：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大力用七绝写作，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他的七绝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

“诗史”：“诗史”是后人对杜甫诗的评价。杜甫用他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时代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所提供的史实，甚至可以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他的诗还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沉郁顿挫”：杜甫诗歌最具有特征性的艺术风格。所谓“沉郁”，主要指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指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曲折有力，而不是感情奔放，一泻无余。

“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近体，尤工五律，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自称为“五言长城”。

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韩孟诗派：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合称，孟郊诗颇得韩愈赏识，当时即有“孟诗韩笔”的称誉。同时二人作诗皆好奇思硬语，诗风相近，故称。
以文为诗：是韩愈的一种创作倾向和自觉的美学追求。主要特点是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打破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融叙述、议论为一体。“以文为诗”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影响极为深远。
元白诗派
是指以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派。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并通过诗歌酬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
韦柳：中唐诗人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二人皆长于山水田园诗，且诗风淡远，后人往往并称之。

郊岛：指中唐诗人孟郊、贾岛，二人并称。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苏轼《祭柳子玉文》用“郊寒岛瘦”概括二人的风格。

长吉体：长吉是李贺的字，此指李贺诗所独具的风格。其诗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新乐府：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

新乐府运动：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等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运动，是中唐革新思想在诗坛的反映。李绅首先创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写了和诗十二首，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五十首，正式标举“新乐府”之名。张籍、王建也创作了不少新乐府诗，由此形成影响较大的新乐府运动。

张王乐府：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的合称，二人借长于乐府诗，内容多反映民生疾苦，诗风浅近，故齐名。

古文：古文之名，始见于司马迁，指汉时先秦文字。古文作为文体，始于韩愈，指上继先秦两汉、奇句单行的文字，是相对于盛行于六朝、在唐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而言的。

骈体文：骈文：指讲究对偶、声韵、辞藻华丽、多用典故的文体，又称之为骈俪文或四六文。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但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