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被拆除后，开辟和整修了东大街，使东大街成为西安城内最宽畅的街道。当时，张凤翙凭借官府的力量修盖了东大街的街房，其高低尺寸及南北距离均完全一致，各房檐下都有走廊，门面以九间为一组，整齐划一，甚为壮观^①。由于东大街新房林立，街道宽畅，又距火车站和汽车总站（今西一路东段）均较近，终于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西安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它集中了当时城内最主要的行业，如绸缎、茶叶、纸烟、药房、干鲜鱼类、水果、五金等^②，以及最著名的饭馆和旅馆，如义仙楼、曲江春、长乐楼、王顺楼、西来堂、北平饭馆、西北饭店、长安公寓、关中旅馆等，生意兴隆，气象一新^③。原来的商业中心西大街、南院门、东关等反而有所逊色，有些逐渐萧条下去。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失守，大批难民拥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一带。他们为了谋生和支援抗战，大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④。新市区的尚仁路（今解放路）就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就完全集中到城的东半部。东大街和尚仁路均距火车站较近，商业发展迅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民国时西安不仅市政建设进展缓慢，而且还是一座大兵营。市中心的钟楼、鼓楼，以及小雁塔、东西南北四个城楼（北门为箭楼）上都驻有军队。胡宗南的官邸就在东仓门（今东仓巷）一号，他的参谋部就设在小雁塔。然而，在市政建设方面却连吃水、照明都未能解决，其他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了。全城照明仅靠一家小小的西京电厂，灯光昏暗不堪，而吃水却只有西瓮城的一口甜水井，广大人民依旧饮用咸水。市内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连今解放路还基本上是草棚毛庵。街道坎坷不平，一下雨泥泞不堪，十分难走。

中国的地方城市，虽然不像首都那样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但在城市平面布局方面也有许多特点，对当前的城市建设仍有参考价值。首先是衙署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城市中衙署是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所在地，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或位于城的中部，既居高临下，又便于居中指挥。唐扬州城的衙署位于蜀岗之上，宋平江城（今苏州）的衙署位于全城的中部子城内，就是典型代表。县城也不例外，譬如陕西神木县衙位于城的东北隅，居高临下；山西太谷县衙位于城中部“丁”字形干道的北侧，平遥县衙位于城中部偏西地区，便于居中指挥，都体现了衙署在城市布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次是城市多沿河道和交通干线扩展。中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之上，而且多数在河流的沿岸，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就沿河流或交通干线展开。景德镇、兰州、武汉、重庆、天津、上海等都是沿河流扩展的城市：平遥、太谷、太原、西安、郑州等都是沿陆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都是沿水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泉州、广州、青岛等都是沿海港扩展的城市。第三是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由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格局受到首都布局的影响，街道多呈“十”字、“井”字或“丁”字形，为东西、南北走向。这与中国城市的形制多为方形和矩形有关，街道与城墙的走向大体一致。当然，这种街道格局也使城市显得整齐、大方，使居民区比较容易安排。同时，“天圆地方”这种观念，也要求街道东西、南北端直，因此，端直的街道格局也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第四是居民区多为方形或矩形。中国城市的居民区犹如城的形状一样，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均被街巷所分割。唐以前称为里坊，里坊有围墙，直到现在，位于新疆吐鲁蕃以西的唐代交河古城遗址，坊墙仍历历在目，进入坊墙后，才能看到院落的门户。唐以后的居民区已沿街巷布设，但作为住宅的院落来说，仍为方形或矩形，显然同中国古老的房屋结构有密切关系。第五是城市平面布局多按功能分区。也就是说有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居民区等。当然，每个城市未必都整齐划一，把城市严格区分为不同功能区域，但相对集中、各有不同特色的区域也就成为不同的分区。譬如官署区、市场区、文庙、居民区，是县级以上城市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市场在唐代以前有固定区域，只有扬州例外，唐以后沿街布设，但并不是每条街都成为商业街。文庙是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立的，而县学、府学也往往在它的附近，形成文化区。第六是交通干道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放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是由城墙固定的，随着市区的扩展，通向四周的干道就以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城区就成为城市对外联系的中心。近代以来的大城市，这种辐射式交通网就更加明显。城市愈大，辐射的范围就愈广，城市的腹地也就愈大，也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就是中、小城市也各有自己的辐射范围，构成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城市平面布局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所谓城市规划也就是依据城市的基本形态，框定城市的平面模式，使城市的范围、各种功能区都跃然纸上，限定和指导城市的发展。中国的首都和许多地方城市都是经过精心规划而建成的，遗留到今天的城市平面图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西安碑林的《唐长安城图》，苏州文庙的宋《平江图》，桂林鹦鹉山《静江府城池图》（即桂林图），都是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