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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阿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英勇抵抗，击退了英军的进攻。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激起了浙江人民的反抗。当地民人徐保、   张小伙、钱大才等组织黑水党，神出鬼没，专门袭击小股英军。据史料记载：                                       ①    “两月之中，擒斩数百，英人大恐”       浙东三城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为了挽回败局，保住江南财富   之区，道光帝决心再次对英开战。10 月 18 日，他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   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   陕西、甘肃等省抽调军队近2万人，赶赴浙江作战。奕经一路游山玩水，需   索地方，花天酒地。随员杨熙、联芳、阿彦达及侍卫容照等，“皆纨绔少年，                                             ②   所至索供应，征歌舞，纵樗薄，揽威福”。 他们流连苏州多日不进，直到人   言藉藉，言官弹劾，才离开苏州，于 1842 年2 月到达绍兴。3 月 10 日，奕   经为邀功请赏，企图侥幸取胜，在完全不了解敌情和未作认真准备的情况下，   分兵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英军早有准备，结果清军惨败而归。英   军乘势攻陷慈溪，奕经则溃退杭州，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战争失败后，道光帝无心再战，决意求和。他下令前线清军停止进   攻，同时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和已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赶赴   浙江，办理议和事宜。       清政府虽然转向妥协，但此时的英国侵略者却认为议和的时机未到，不                                                   ①   足以 “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决                              定增派军队，按照原   计划，攻打清政府的心腹要地——长江流域。5 月，英军退出宁波、镇海，   集中兵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6 月，英军进入长江，直取吴淞炮台。江   南提督陈化成请两江总督牛鉴作后援，自己亲至炮台，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   指挥守军猛烈还击。敌兵伤亡颇重，不敢正面突进，转攻东炮台。不料牛鉴   临阵逃脱，致使炮台失守，陈化成腹背受敌，处于险境。陈化成坚守不退，   虽身负7处重伤，仍奋力杀敌，力竭殉国。吴淞炮台失守，宝山、上海相继   陷落。英军溯江西上，于7 月下旬进攻镇江，但遇到了副都统海龄率领的守   军的顽强抵抗。镇江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中国军队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战斗   精神。侵略分子柏纳德在 《“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中说：“镇江府   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   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   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 “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   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   ②7 月 21 日，镇江失守，海龄在衙署自焚殉国。英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在镇江失陷当天，侵略军死亡37 人，伤 128人，失踪3 人。入城后，英军   大肆杀戮抢掠，镇江城顿成一片废墟。连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认： “即使是   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   动于衷的”。③       英军侵入长江后，道光帝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急忙催促耆英、伊里 ①  《定海直隶厅志》，《鸦片战争》，第4 册，第 382 页。 ②  《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6 册，第 157 页。 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 卷，第 331 页。 ② 引自：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91—100 页。 ③ 利洛： 《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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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速向英军求和。8 月初，英国军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伊里布先后 赶到南京，向侵略者乞降。8 月29 日，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在英舰康华利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历时两年多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英之间进行的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自卫战争。 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社会经济技术落后，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 昏聩愚昧和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等因素，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与 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也取得了某些局部的胜利，但却无法扭转整个战 争的失败结局。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从此，古老的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驱使下，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之 中，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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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战后的中国社会                        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是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通过炮舰政策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这个条约共 计 13款，主要内容是：       （1）割让香港。从此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对华侵略的重要基 地。       （2）五口通商。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 为通商口岸，英国可在这五口派驻领事等官。从此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源源东来。       （3）中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 万元、兵费 1200万元，三 项总计2100万元。 （其中不包括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以及英国侵略军 四处抢掠勒索的银两。）条约规定赔款分4 年还清，未付清之前，英军继续 占领舟山群岛和厦门鼓浪屿。 （直至1847年，英军始退出这两个地方）。       （4）协定关税。条约规定，居住五口的英国商民缴纳进出口货税，“均 宜秉公议定则例”，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5）废除公行制度。条约规定，英国商民在华贸易无须与例设公行打交 道，可以任意与华商直接交易。这就便利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培植买办势力。      有关关税税率、开埠通商等问题在 《南京条约》中还未作明确规定。对 此，中英双方继续在广东谈判。1843年 10月，璞鼎查 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 作为 《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英国侵略者通过这两个约章又取得以下权益：       （1）领事裁判权。 《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中国人与在华英人打官司， 英人如何定罪， “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项规定严重 地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2）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有新恩施及各国， 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条规定后来被侵略者广泛利用，只要 一国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他国家都可分享其中特权，对中国造成的危 害极其严重。       （3）低关税。 《五口通商章程》附带的《海关税则》，把中国的海关税 率大幅度压低，将其减少到5％至6％左右。这种低关税率极大地削弱了中国 海关对民族经济的保护作用，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 夺原料。       （4）在华租赁土地。 《虎门条约》规定，英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 房屋，永久居住。这便成为日后西方殖民势力在华设立 “租界”的口实。      鸦片问题虽然是导致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但在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 没有提及。因为清朝官吏认为这用不着明文写入条约，他们曾向璞鼎查作过 保证：无论外国商船是否载有鸦片，中国政府都不会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 动。      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 《望厦 条约》和中法 《黄埔条约》。      1844年 7 月3 日，美国专使顾盛和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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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村签订了中美 《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这是中美两国   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共34 款。美国除了依据利益均沾的   原则取得了英国在 《南京条约》中所攫取的同等特权外，还以欺诈的手段取   得其他一些权益，主要包括：扩大领事裁判权、美国兵船在中国沿海各港口   的航行权、美国可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和医院、变更税例须与美国领事等官   商议、所订条款如有变通之处可在 12年后由两国派员议商修订等。这些条款   进一步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领海权、关税自主权，并为其日后向   中国作进一步勒索埋下了伏笔。顾盛在条约签订后得意洋洋地宣称： “美国   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 《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   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   了”。①       1844年8 月，法国政府派专使拉萼尼率8艘兵船到达澳门。9 月，拉萼   尼会见耆英，百般威胁利诱。10 月 24 日拉萼尼与耆英在停泊于黄埔的法国   军舰上签订了中法 《黄埔条约》（即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法国通过这   个不平等条约，不仅取得了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规定的各种侵略权   益，还使法国人获得在五口建造教堂和墓地的特权。它实际上迫使清政府承   担了保护法国教堂和教会的义务，为在中国扩张其宗教势力打开了方便之   门。次年，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百余年以来对天主教的禁令。       其后，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丹麦、普鲁士、瑞典及挪威等   欧洲国家也纷纷东来，相继与清政府签订条约。葡萄牙还在1849年驱逐中国   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强占澳门。       西方列强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迫使这个长期封闭的东方古国向世界开放，并给它套上沉重的殖民枷锁。这   场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   前，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的关税、司法和领土的主权开   始遭到破坏，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战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战后，传统   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总而   言之，战后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是，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   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战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不仅成   为中国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而且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中国   人民不能不同时肩负起双重历史任务，即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为此，近代中国   人民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探索、奋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留下了可歌可泣   的历史篇章。                            二 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1）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的出现。       英国割占香港后，推行了一整套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很快把这 ① 詹逊： 《美国外交史》，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 卷，第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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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荒凉的渔岛变成了它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和物资转运站。与此同时，各国 也纷纷在这里建立商行、银行、船坞、集市、码头等设施，使它迅速繁荣起 来。按照 《南京条约》第2 款的规定，从 1843年起，广州、福州、厦门、宁 波、上海五口相继开放。英、美、法等国的商人、传教士及形形色色的投机 者、冒险家大批涌入五口，在这里开设商行，兴办企业，占地造屋，建立和 经营各自的势力范围，逐步使五口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 城市。五口当中，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着力 经营，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到了50 年代初，南部中国 的贸易中心已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为了巩固自己的在华利益，西方各主要 国家争先恐后在开放口岸建立起租界。      上海开埠后，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立即着手勒索土地。1845 年， 他迫使苏松太道宫慕久签订 《上海租地章程》，划定洋泾浜 （今延安东路） 以北、李家庄 （今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的地区为英国租借居留的地 区。这块总面积830 亩的土地被称为英租界。这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勒索到的 第一块租界。英国人并不就此满足。1848年，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再次逼迫 清朝地方当局签订扩界新约，把租界的西边划到泥城浜 （今西藏中路），北 边划到苏州河。这使英租界的总面积扩展到了2820 亩。      1848年，美国代理领事文惠廉借口修建教堂，用低价在苏州河北岸虹口 一带购占土地。1863年，美国领事终于迫使清朝上海当局把苏州河北岸7856 亩土地划为美租界。同年，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驻 上海领事敏体尼得到苏松太道允准，划北门外一带为法租界。      1854年 7 月，英、美、法三国领事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大行敲诈勒 索，与苏松太道订立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上海租界 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外国侵略者还在租界 内成立被称为 “工部局”的机关，下设警务、司法、行政、财务、学务等机 构，对租界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统治制度， 把租界变成了 “国中之国”。此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不断 扩张，租界制度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成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种政治象 征。      来华的外国不法分子，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走私贩毒，掠卖华工，巧 取豪夺，无所不为。鸦片走私以香港为中心，以上海和广州为最大输入口岸， 运往南起广东，北至奉天的大小港口。由于清政府在战后不敢再提 “禁烟”， 鸦片走私恶性膨胀。40 年代，仅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已超过 37000 箱；50 年代，平均每年高达68000箱。商品走私也十分猖獗。各国不 法商人大多以租界为据点，在侵略特权的庇护下，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走私活 动。此种走私活动不仅在开放的五口大肆泛滥，而且蔓延到东南沿海各大小 港口和城镇，使中国原有海关和关税制度几近瓦解。      西方殖民者掠卖华工的罪行尤其骇人听闻。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 民者就利用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拐卖中国的人口。战后，他们在厦门、广州、 汕头、上海、港澳等地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这种罪恶勾当。外国人口贩子利 用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使用各种卑鄙凶残的手段，绑架、捕掠和诱拐华民， 把他们当作 “猪仔”，运往海外。据估计，1801—1850年，被掠卖出国的华 工总数约32 万人，多数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 地区的。被掠卖的华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被关进密闭的船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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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尽非人的折磨，致使华工在航行途中死亡率高达40—50％以上。运送华工   的船只因此被称为 “浮动地狱”。掠卖华工实质上就是奴隶贸易，是西方国   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惨剧在中国的重演，充分暴露出西方殖民侵略的野蛮性、   残酷性。         （2）传统自然经济初步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鸦片战争后十分注重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        《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曾向国内吹嘘说，他已为英国的生意“打   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                         ①   供给她一省的衣料。” 英国资本家也相信，“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                                                                   ②   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英美资产   阶级兴奋不已，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1837—1839年，英   国输华货物总值平均每年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增长到239万多镑。其中   主要工业产品棉布棉纱的输华总值，从 1842 年的 70 多万镑，增长到 1845                     ③   年的 173 万多镑。 美国的对华贸易也有很大的增长。1831 年，美国本国产   品输华货价为24万多美元，1843年增加到 175万多美元，到 1845年则激增   至207万多美元。然而，这种对华倾销商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没有直线   地持续增长，从 1846年起开始下降。这一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为 179万镑，   比1845 年降低了 1/4。直到 185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也只有 100 万镑，   甚至低于鸦片战争前的一些年份。显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   于外国商品的容纳量很有限度，而改变这种经济结构，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   间。尽管如此，在战后10余年间，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   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由于输入的洋货为机器制品，物美价廉，竞争力强，使不少土货滞销。   如东南沿海一带盛产土布、土纱，洋纱洋布的剧增，使这些土货陷于困境。   上海附近的嘉定县， “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                                                         ①   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 在广州、厦门一带，   也出现因倾销洋布导致妇女纺织半数停工的情况。这些表明，在洋货倾销的   狂潮中，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自然经济首先解体。       欧美各国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1842   —1846年，茶的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8400 多万磅，丝的出口增长近5倍，   达到 18000多包。1846—1856年，茶的出口再增长55％，达到13000万磅，   丝的出口又增3倍多，达到 79 000 多包。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扩大了   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减少了农业经济中自给成份。这   些产品经过商贩、大商人和买办之手，最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工业国的重   要原料。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反转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   此时，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商手中，由他们支配着数量和价格。   这就不能不使这些生产部门产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在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有两重性。它给中国 ①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引自《经济研究》1955 年第2 期。 ② 香港 《中国邮报》，1847 年 12 月2  日社论，转引自 《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63 页。 ③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引自《经济研究》1955 年第2 期。 ① 杨震福等： 《嘉定县志》，卷八，光绪八年刊本，第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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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然而由于这种变化是外国资   本在中国扩展殖民地贸易和实行经济侵略强行促成的，因此又不可避免地要   服从西方资本主义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它们的附庸。这种变化   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烙印，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        （3）买办势力和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买办   势力和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买办原指在广州充当外商译员或助手的人员。这些人由中国公行雇用并   控制，外商不得自行雇用。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取消，外商可以在中国   自由雇用买办，通过他们做生意或办理其他交涉事务。这时的买办已与战前   截然不同，完全为外商所控制，成为西方殖民势力侵华的重要工具。五口通   商后，买办势力迅速发展形成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当中，有的是从行商转   化而来，有的原是旧式商人，有的则是由外商直接培养起来的雇员。买办在   外国人的洋行、公司、银行中充当经纪人，有的则是自己另开商号，专门从   事进出口贸易。他们依附于外国资本势力，主要通过收取佣金等方式，迅速   积累起巨额财富。       在上海， “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即买办）一言，顷刻之间，                    ①   千金赤手可致。”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华不断扩大，买办阶层不但   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而且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逐渐成为沟通外国资本主义   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重要桥梁。例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 （1815—   1870）就出资捐纳道员，于 1848年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苏松太道。另一位买   办杨坊 （？—1865）以贩卖鸦片致富，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幕府，由同知升   为道员。他们后来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和组织华尔洋枪   队攻打太平天国的行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资本家在开放口岸积极投资办厂，建立了一些近   代企业，如厦门船厂 （英）、下海浦船厂（美）、柯拜船坞（英）、老德记   药房 （英）、望益纸馆（葡）、浦东铁厂（英）、埃凡馒头店（英）等。它   们的规模都不大，多属加工性质，但这毕竟是外资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批近   代企业。在这些企业中雇佣了第一批中国产业工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及其他城乡无业劳动者是近代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时期，产业工人   数量少，影响小，尚处于阶级形成的萌芽状态，但它的出现却显示了中国社   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                          三 民众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英国侵略者虽然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但是却未能摧垮中国人民反对   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在战后的几年中，广州、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接连   爆发大小不等的民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其中尤以广州人民的斗争最激烈，   规模也最大。       经过鸦片战争的劫难，广州人民对英军的暴虐无不切齿痛恨，但又不满   官府的软弱无能，因此决心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 “社学”成   为发动、领导民众进行抗英斗争的重要组织形式。所谓 “社学”，又称“义 ① 王韬： 《瀛堧杂志》，卷1，光绪元年刻本，第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