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教案（下）
第一编——宋代文学
第一章 绪 论
宋代是中国文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十分繁荣；二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发达；三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四是作品的数量惊人。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为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迥异其趣的宋诗；词，在宋代达到了颠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种，而宋人别集则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0000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为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三、四辈之多。《全唐文》收录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刚出版不久的《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仅68家，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宋代1330多家词人的近2万首词，是唐五代词的50倍。
宋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众多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首先，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
其次，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
第三，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
第四，宋代的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宋代的思想状况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理学的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尤其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将担负社会政治责任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一起来，他们的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都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士大夫们更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
第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演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发展，而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宋代因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以财富笼络官员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享乐的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因此，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之中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士大夫词人们以诗文来表达他们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如欧阳修诗文、词就如同出自两人之手。正是宋人将词看作是用来娱情、宣泄个人隐秘情怀的载体，因此，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而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以各种渠道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社会对词的需求，刺激了词人作词的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与发展。
宋代文学，诗词散文仍占重要地位，它继承前代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杰出的作家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而且诗词方面流派多，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戏曲小说虽然没有众多的作品保留下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宋词的成就最高，一向被推作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宋初的词，直接继承五代南唐的余风，词调仍以令曲为主，李煜在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词作进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化。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词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一些新的变化。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进一步奠定了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达到高峰。
宋诗开始是承绪中、晚唐诗风。白居易体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学晚唐体则多是僧侣隐逸之士。至杨亿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隐，诗风一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真正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黄庭坚和追随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诗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诗坛最突出的人物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宋后期“四灵派”、“江湖派”学习晚唐，多抒发流连山水、田园的情趣。宋诗以意胜，重气骨，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因此后世诗歌出现“尊唐”、“崇宋”两个派别。
宋代的散文，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成果而有新的发展。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等人的推进，才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北宋，而欧阳修、苏轼的影响更是垂及元明清诸代。
宋金时期，在民间说唱、歌舞表演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戏曲，它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杂剧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雏形，金院本表演的故事性增强，戏曲音乐和表演艺术又有新的发展。南宋的戏文，是在南方温州等地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宋金诸宫调是我国说唱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说话艺术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是用口语和比较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
第二章 宋词的繁荣、演变和发展
一、宋初词人
北宋前期将近百年的承平，使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定局。北宋初期，上层文人仍继续晚唐、五代“花间派”或南唐的婉丽词风，但在言情写志、抒发作者主观情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深入，这时期词坛的中心人物是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人。在他们笔下，词的抒情性又有所发展，风格也变得更为雍容秀雅。
晏殊词绝大部分内容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的，但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显得温润娴雅、和婉明丽。晏殊非常善于捕捉自然景物敏锐而纤细的感受，并善于抒发由此而产生的深蕴凄婉的感情。这类作品最能反映晏殊词的特色。如《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词意蕴单薄，感情柔弱，这是最大的不足。但是他的词音律和谐，语言精美，进一步奠定了疏淡清丽、精致柔婉的风格在宋词中地位，也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张先早期所作的词仍袭花间、南唐遗风，大部分作品是描写男女之情的。由于他善于写“影”，时人曾据其三个佳句，誉之为“张三影”。他的词风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前期词作全是小令，后期写了一些长调慢词。对于词体的解放有一定的影响。
较早为宋词开辟新意境的，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范仲淹词作不多，今存者仅六首。但因他久任边防，首先把边塞军旅生活写到词里，给词意词风带来了新的内容与新的精神，为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范仲淹词作沉郁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派词的滥觞。
欧阳修词数量很多，今存二百多首。世以“晏、欧”并称，可见他也是学南唐、五代的。这与欧阳修对词的认识有关。欧阳修大体上还是将词看作为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他的词在形式上仍多用传统的小令，在内容、风格上多以婉约之笔写柔曼之情，有些作品写得比较香艳甚至放肆，以至于有人将这些艳冶词和其本传中所说的帷薄不修之事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同作者私生活本有浪漫一面、同整个时代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与欧阳修本来就没有将词作为严肃文体看待有关。欧阳修喜用口语入词，这一点和张先多作慢词的尝试，在后来的柳永词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改变词风的两个重要方面。再者，欧阳修在其宦途生涯中几经波折，他常把由此引起的个人身世感慨写入词中，这是当时词人写得较少的题材。另外，他的词歌咏自然风光，抒发人生感慨、豪迈性格与怀古之情，对当时狭隘的词风有所突破，进一步加强了词的抒情功能，使其成为更能表现个性的抒情言志的文体。
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晏几道的词有近似其父晏殊的一面，如写妇人不作淫腻之语，写富贵不作猥俗之语。但他也把词作为娱乐的艺术，所以词的题材比较狭窄，不脱“尊前”、“花间”的艳科，不如晏殊词之深刻，少含蓄韵外之意。其长处在于他的词作写得风流妩媚，轻柔自然。虽更逼近花间，但感情却比花间词派真诚深挚，他写恋情时包涵了自身的经历与体验，在凄楚伤感的情调中给读者以较大的感染，思想也较为健康。另外，还善于在词中“多寓以诗人句法”（黄庭坚《小山词序》）。如《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里才发生重大变化。柳永对词的发展贡献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晏殊、晏几道、张先等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慢词的发展和词调的丰富。慢词（按：“慢”，本指音乐而言，“盖调长拍缓即古曼声之意也”。见《词谱》卷11。一般来说字数都比较多）本始于民间，唐代文人偶尔为之。至柳永始大盛。慢词占了其词的十之七八。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乐章集》的153曲（曲名同而宫调异者，仍别为一曲）中，仅4调、21个词牌系采自前人，其余大多数是柳永改造旧调、自创新调而成，所增新声又多为长调慢曲。其曲名在教坊曲（有40多曲）、敦煌曲（有16曲）本为小令者，柳永大都衍为长调，如[长相思]本双调36字，柳永增为双调103字；[浪淘沙]本双调54字，柳永增为三迭144字。柳永以前无二迭词调，而《乐章集》中的[夜半乐]、[十二时]、[戚氏]等都是三迭，其中[戚氏]长达212字。这些慢词，体制加长，篇幅增大，音调更加繁复曲折，句式又富于变化，从而增强了词的容量，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多内涵，开拓了新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第二，柳永还从词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通过采纳市井新声、自度曲及改造旧曲等手段，“变旧声作新声”，极大地扩大了词的影响范围，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市民文艺。也正因为此，柳词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3）。不仅下层民众喜欢柳词，而且上层人物私下也很喜欢。宋仁宗就很喜欢柳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柳词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写歌妓及与歌妓的恋情，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应歌妓之求而作，是为歌妓写心的；二是自抒羁旅行役之苦与离情别绪的。二者有时也相互渗透。此外，还有少数作品专写都市风光的。这些作品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表达了被遗弃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痛苦的心声。可以说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柳词描写都市繁华及上层社会豪华生活是他对词的内容的又一开拓。
第三，柳永还对词作了艺术上的革新。柳词一方面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和意象，另一方面，也善于运用口语俚语，大都写得比较直率明白，不以典丽见长，很少掩饰假借之处，这种雅俗结合的语言特点，与别人词不同。柳词还喜欢运用齐梁以来小赋的铺叙和白描手法表现比较复杂的感情和事物，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在词史上，柳永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苏轼和豪放词派对词的革新
词的彻底革新，实成于苏轼之手。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是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
苏轼词的最大特点，可以用“以诗为词”来概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词境的开拓。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乏，苏轼革新词体，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使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第二，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王士祯：《花草蒙拾》引黄庭坚语），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苏轼词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象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真正使词成为“诗之苗裔”（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苏轼词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限制，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苏轼词不少作品开始使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一些小序长达数百字，文采斐然，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第三，风格多样化。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既有像《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昂扬，又有《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劲拔，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的一些恋情词、悼亡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其中，苏轼词与前人最主要的差别、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豪放词派。“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郭麐《灵芬馆词话》）。苏轼的豪放词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北宋时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就有续作。至南宋则蔚为大国，形成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
三、北宋后期的词
北宋后期，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他们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此期词坛，有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此外晏几道、贺铸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等大晟词人群。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其中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在苏门文人中，黄庭坚不仅以诗名，词也写的很出色。他的词今存192首，大抵收录于《山谷琴趣外篇》中。据说黄庭坚早年的词风很像柳永，爱写艳词，有的艳词比柳永写得还露骨。为此，受到了法秀道人的指责。黄庭坚遂尽改前非，把早年的词都烧了。但从现存的词来看，他的词仍有柳永的痕迹。不过，黄庭坚词受苏轼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黄庭坚论诗强调“以俗为雅”，论词也是雅俗并重。一方面承认词是“艳歌小词”，另一方面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从词史流变的角度看，黄庭坚主要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信念。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他的词大多数有题序，表明写作时间、地点和日常情事。这一点给后来南渡词人进一步将词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可加仿效的创作范式。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并不是一个主动投身于政治的人，虽然少怀壮志，决心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但世事艰难，他37岁才中进士，43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便被卷入党争的旋涡而被流放。由于秦观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再加上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所以内心总被悲愁哀怨所缠绕，不能自解。他的诗被人称为“女郎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四），他的词也是泪水涟涟，情调悲苦，“愁”成了他词的最常见主题。
如《踏莎行·郴州旅社》：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在伤怀人生命运之外，秦观又写了不少描写男女恋情的词。这虽是一个传统题材，但秦观往往写得情感真挚，语言优雅，意境深婉，音律谐美，符合词体的本色与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如《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词大都写得纤细、轻柔，语言优美、巧妙而平易，善于把哀伤的情绪化为幽丽的境界，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写景、抒情更形象化、生动化，善于捕捉细节，作微妙而细腻地刻画，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就婉约词的发展来说，秦观对另外两个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有直接的影响。
当时另一个著名词人是贺铸。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十分奇特的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他身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但他的词却情思绵邈，“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出生豪门、又娶宗室之女，而颠踬潦倒，一生当不了高官。为人豪爽，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但又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于书无所不读，而且手自校雠，如同寒苦书生。贺铸词和他的个性一样，也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明显地受到词的诗化的影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所谓得力于“骚”，是指他的词长于幽怨，时有牢骚不平之气。因此，贺铸的词有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的，如《六州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