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子的构成，判断句

一般的句子由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组成。主语部分是陈述的对象，谓语部分就是陈述的话。例如：

妇 ║ 抚儿。（林嗣环《口技》）

黔 ║ 无驴。（柳宗元《黔之驴》）

 

主语部分里的主要的词叫作主语；谓语部分里的主要的词叫作谓语。例如：

君之病 ║ 在肠胃。（《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

（“病”，主语；“在”，谓语。）

公 ║ 亦以此自矜。（欧阳修《卖油翁》）

（“公”，主语；“矜”，谓语。）

 

句子里除了主语和谓语以外，还常常要用一些词作连带成分。一般讲连带成分，指的是宾语、定语、状语。

宾语表示行为所涉及的人或物，一般放在动词的后面，如上面所举“抚儿”的“儿”，“无驴”的“驴”，“在肠胃”的“肠胃”。又如：

亮躬耕陇亩。（《三国志·隆中对》）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

 

定语放在名词的前面，用来修饰、限制名词。例如上文所举“老翁”的“老”，“君之病”的“君”。又如：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诗》）

以刀劈狼首。（蒲松龄《狼》）

 

状语是动词、形容词前边的连带成分，用来修饰、限制动词、形容词的。例如上面所举“公亦以此自矜”的“亦”“以此”“自”，“晋陶渊明独爱菊”的“独”，“故人西辞黄鹤楼”的“西”。又如：

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吕氏春秋·刻舟求剑》）

于厅事之东北隅施八尺屏障。（林嗣环《口技》）

儿含乳啼。（同上）

宾客意少舒。（同上）

 

由于谓语性质的不同，句子可以分为三类：（1）叙述句；（2）描写句；（3）判断句。

叙述句以动词为谓语。例如：

诸将请所之。（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

四鼓，愬至城下。（同上）

 

描写句以形容词为谓语。例如：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木兰诗》）

夜半雪愈甚。（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

 

判断句以名词为谓语。例如：

吴广者，阳夏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其巫，老女子也。（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以上所述汉语句子的构成，大多数情况都是古今语法一致的，所以不详细加以讨论。现在只提出判断句来讨论一下，因为古代汉语的判断句和现代汉语的判断句却是大不相同的。

在古代汉语里，判断句一般不是由判断词“是”字来表示的。最普通的判断句是在主语后面停顿一下（按现代的标点是用逗号表示），再说出谓语部分（即判断语），最后用语气词“也”字收尾。例如：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周密《观潮》）

（浙江的海潮是天下雄伟的景象。）

 

有时候，主语后面加上一个“者”字，更足以表示停顿。例如：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师说》）

 

有时候，判断语很短，虽然主语后面加上“者”字，“者”字后面也不停顿。例如：

杨诚斋诗曰“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周密《观潮》）

（杨诚斋诗里说的“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就是指这样的景象。这里的“是”字不是判断词，而是代词，指这样的景象。）

 

如果主语是个代词，中间一般就没有停顿（按现代的标点不加逗号），但是仍旧不用判断词“是”字。例如：

我区氏儿也。（柳宗元《童区寄传》）

（我是区家的孩子。）

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谋攻》）

（这是用谋略攻取的方法。）

谁可使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谁是可以出使的人？）

 

有时候，句子开头有个“是”字，但这种“是”字不是判断词，而是代词（等于现代语的“这”）。例如：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天论》）

（“是”字都应翻译作“这是”。）

 

有时候，句子里没有主语（主语省略了），只有谓语（判断语），更用不着判断词“是”字。例如：

对曰：“忠之属也。”（《左传·曹刿论战》）

（曹刿说：“这种事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柳宗元《黔之驴》）

（那驴是庞然大物。）

旋见一白酋督印度卒约百人，英将也。（徐珂《冯婉贞》）

（一会儿看见白人头子率领着大约一百名印度兵，那就是英国的军官。）

 

有两个字能有判断词的作用：第一个是“非”字，第二个是“为”字。

“非”字可以认为一种否定性的判断词，略等于现代语的“不是”。例如：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韩愈《师说》）

 

“为”字可以认为一种肯定性的判断词，略等于现代语的“是”。例如：

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沈括《活板》）

（五代冯道时开始印五经，从此以后，书籍都是板印的本子。）

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同上）

（如果只印两三本，不能算是简便。）

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同上）

（如果印数十、数百、数千本，那就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用得上“为”字。例如“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在古代汉语里就很少人写成“童寄为郴州荛牧儿”，而且绝对没有人写成“童寄为郴州荛牧儿也”。

古代汉语里也不是绝对不用判断词“是”字，汉代以后，比较通俗的诗文还是用判断词“是”字的。例如：

翩翩两骑来是谁？（白居易《卖炭翁》）

（两个骑马的人翩翩而来，他们是谁呀？）

 

但是，就通常情况说，古代汉语是不用判断词“是”字的。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

 

 

（四）“倒装”句

古代汉语的句子和现代汉语的句子，结构方式不很一样。有时候，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若拿现代语的句法来比较，觉得用词的次序颠倒了，可以叫作“倒装句”。不过，在古人看来，却并非“倒装”，因为古代这种句法是正常的句法。现在分为四种情况来讲。

1.疑问句　在古代汉语的疑问句里，如果宾语是个代词，它就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例如：

卿欲何言？（司马光《赤壁之战》）

（你想说什么？）

客何为者？（《史记·鸿门宴》）

（这客人是干什么的？）

 

介词“与”“以”本来有动词性，它的宾语也该放在它的前面。例如：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不是这样的人，我跟谁在一起呢？）

何以知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你凭什么知道呢？）

 

注意：宾语必须是个代词，然后可以“倒装”。如果宾语不是代词，就不能“倒装”。

2.否定句　在古代汉语否定句里，如果宾语是个代词，它就放在动词前面。例如：

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

（古人不骗我。）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隆中对》）

（当时没有谁承认他能比管仲、乐毅。）

城中皆不之觉。（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

（城里人都没觉察它。“它”指官兵进城这回事。）

 

注意一：宾语必须是代词，然后可以“倒装”。如果宾语不是代词，即使是否定式，也不能“倒装”。例如“不闻爷娘唤女声”（《木兰诗》）不能说成“不爷娘唤女声闻”。“遂不得履”（《韩非子·郑人买履》）也不能说成“遂不履得”。

注意二：否定词必须是直接放在代词宾语前面的，然后宾语可以“倒装”。如果句中虽有否定词但不是直接放在代词宾语前面，就不能“倒装”。例如：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沈括《活板》）

（不能说成“未盛之为”。）

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同上）

（不能说成“不以木之为”。）

 

3.“是以” “是以”这个词组也算“倒装”，因为“是以”是“以是”的颠倒，是“因此”的意思（是＝此；以＝因）。例如：

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

 

4.“之”“是”　“之”和“是”是使句子“倒装”的一种手段。说话人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去，只要把“之”或“是”插在宾语和动词的中间就行了。例如：

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庄子·天地》）

（富而让人分享，还有什么事呢？）

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只看我的马头。）

 

以上所述的“倒装句”都是上古时代的语法。到了中古以后，口语已经变为“顺装”，但是在文人的作品里，这种“倒装句”还是沿用下来了。

 

 

（五）句子的词组化

两个或更多的词的组合，叫作词组。词和词并列地联合起来，叫作联合词组，如“工农”。定语、状语、补语和中心词组合起来，叫作偏正词组，如“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动词和宾语组合起来，叫作动宾词组，如“战胜敌人”。主语和谓语组合起来做句子的一个成分的，叫作主谓词组，如“人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不知道你来”。

在古代汉语里（特别是上古汉语里），主谓词组很少。凡主语和谓语组合起来，往往算是一个句子；如果要使它词组化，作为主语或宾语，还得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上一个“之”字，使它变为偏正词组。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即患秦兵之来”，若依现代汉语语法，只说“就怕秦兵来”就行了（“秦兵来”在这里是个主谓词组）；但若依上古汉语语法，“即患秦兵来”不成话，必须说成“即患秦兵之来”（“秦兵之来”是偏正词组）。我们从古代汉语译成现代汉语的时候，可以省去“之”字不译，只译成“就怕秦兵来”，但是，我们讲古代汉语语法的时候，仍应理解为“就怕秦兵的到来”，看成偏正词组。这又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

既然古代汉语的主语和谓语结合起来一般只构成句子而不构成词组，那么这种在主语和谓语中间插进一个“之”字的方式也就可以称为词组化。例如：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游》）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韩愈《师说》）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同上）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同上）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捕蛇者说》）

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同上）

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同上）

 

有时候，词组化了以后，并不作为主语，也不作为宾语，只作为不完全句，表示感叹。例如：

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史记·项羽本纪》）

（这是天要我灭亡！我还渡江做什么！）

 

这种表示感叹的不完全句，中古以后就很少见了。

“其”字的意义是“××之”，所以“其”字的作用和“之”字的作用一样，也能使主谓形式词组化。例如：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列子·愚公移山》）

（“其不已”是“惧”的宾语。）

秦王恐其破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其破璧”是“恐”的宾语。）

 

 

（六）双宾语

在现代汉语“给他书”这个结构里，共有两个宾语：第一个宾语是“他”，因为它和动词接近，叫作近宾语；第二个宾语是“书”，因为它距离动词较远，叫作远宾语。近宾语是个代词，远宾语是个名词。

在古代汉语里，“给他书”可以译成“与之书”。这类结构是常见的。但是，在古代并不限于说“给予”的时候才用双宾语。双宾语在古代汉语里的应用，比现代汉语还要广泛些。例如：

议不欲予秦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近宾语；“璧”，远宾语。）

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同上）

（“赵”，近宾语；“城”，远宾语。）

问之民所疾苦。（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之”，近宾语；“民所疾苦”远宾语。）

使人遗赵王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王”，近宾语；“书”，远宾语。）

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同上）

（“我”，近宾语；“城”，远宾语。）

 

双宾语中的近宾语，往往用“我”“之”等字。当译成现代汉语时，可以译为“给我”“给他”“为了我”“为了他”“对我”“对他”等。

 

 

（七）省略

古代汉语另有一种结构也显得比现代汉语简单些，那就是所谓“省略”。“省略”是省掉句子里的一个部分，如省掉主语（《晏子使楚》：“对曰：‘〔 〕齐人也。’”）；或者是省掉一个词。这里我们专讲省略一个词的情况，因为这种省略不但是常见的，而且是容易忽略的。

 

 

1.“于”字的省略

动宾词组中，宾语如果是代词（有时候是名词），而后面的介词结构是“于”字加名词，那么，这个“于”字往往省略。例如：

西门豹往会之河上。（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等于说“会之于河上”。）

复投一弟子河中。（同上）

（等于说“投一弟子于河中”。）

以区区百人，投身大敌。（徐珂《冯婉贞》）

（等于说“投身于大敌”。）

 

如果谓语是个不及物动词，谓语后面的介词是“于”字加名词，这个“于”字也往往省略。例如：

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等于说“立于大巫后”。）

 

如果谓语是个形容词，谓语后面的介词是“于”字加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介词结构表示“在……方面”，这个“于”字也往往省略。例如：

西人长火器而短技击。（徐珂《冯婉贞》）

（等于说“长于火器而短于技击”。）

火器利袭远，技击利巷战。（同上）

（等于说“火器便于袭远。技击便于巷战”。）

 

如果谓语是个形容词，而介词结构表示比较，“于”字也往往省略。例如：

是儿少秦武阳二岁。（柳宗元《童区寄传》）

（等于说“少于秦武阳二岁”。）

 

 

2.介词后面代词的省略

介词如果是个“为”字（读wèi，为着，为了），或者是个“以”字，介词后面是个代词（一般是“之”字），这个代词可以省略。例如：

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等于说“为之具牛酒饭食”。）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诗》）

（等于说“愿为此买鞍马”。）

愿以闻于官。（柳宗元《童区寄传》）

（等于说“愿以之闻于官”。）

 

所谓“省略”，其实只是习惯上容许的另一种结构，不能理解为非正式的、例外的。“为具牛酒饭食”，并不比“天子为之具牛酒饭食”更少见，“愿以闻于官”并不比“愿以之闻于官”更少见。“于”字的省略，也同样不能理解为非正式。

本章讲的是古代汉语语法，特别着重讲了古今语法不同之点。为了便于初学，叙述得特别简单。如果要深入研究古代汉语语法，还要看一些专书。

 

 

①关于词类，这里的说法和我主编的《古代汉语》略有不同，因这里要与中学语文课本的说法取得一致。

 

 

文言的学习

文言和语体是对立的，然而一般人对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常常分不清。普通对于语体的解释是依照白话写下来的文章，反过来说，凡不依照白话写下来的，就是文言。这种含糊的解释就是文言和语体界限分不清的原因。所谓“白话”，如果是指一般民众的口语而言，现在书报上的“白话文”十分之九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有人把它叫作“新文言”。如果以白不白为语体文言的标准，“新文言”这个名词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书报上又有所谓文言文，它和语体文同样是和一般民众的口语不合的。那么，文言和语体又有什么分别呢？原来这种文言文就是把若干代词和虚词改为古代的形式，例如“他们”改为“彼等”，“的”改为“之”，等等。它和语体文的分别确是很微小的。如果语体文可称为“新文言”的话，这种文言文可称为“变质的新文言”，或“之乎者也式的新文言”。

这种“变质的新文言”如果写得很好，可以比白话文简洁些。有人拿它来比宋人的语录。在简洁一点上，它们是相似的。但是，宋人的语录是古代词汇之中杂着当时的词汇，语法方面差不多完全是当时的形式。现在那些“变质的文言文”所包含的成分却复杂得多了，其中有古代的词汇，有现在口语的词汇，有欧化的词汇；有古代的语法，有现代口语的语法，有欧化的语法。总算起来，欧化的成分最多，现代口语的成分次之，古代的词汇又次之，古代的语法最少。由此看来，现在一般所谓文言文并不是民国初年所谓文言文，后者是严复、林纾一派的文章，是由古文学来的，前者却是纯然现代化的产品，古文的味儿几乎等于零了。

现在一般人所谓文言文，既可称为“变质的文言文”，又可称为“变质的语体文”“白话化的文言”“文言化的白话”，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明，它和语体文是没有界限可言的。但是，我们所谓文言却和现在一般人所谓文言不同，它是纯然依照古代的词汇、语法、风格和声律写下来的，不杂着一点儿现代的成分。若依我们的定义，文言和语体就大有分别了。语体文是现代人说的现代话，心里怎样想，笔下就怎样写。有时候某一些人所写的话超出了一般民众口语的范围，这是因为他们的现代知识比一般民众的高，他们的“话”实在没有法子迁就一般民众的“话”，然而他们并没有歪曲他们的“话”，去模仿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文章。文言文却不是这样。作者必须把自己的脑筋暂时变为古人的脑筋，学习古人运用思想的方式。思想能像19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就够了，至于词汇、语法、风格和声律四方面，却最好是回到唐宋或两汉以前，因为文言文是以古雅为尚的。必须是这样的文言，才和语体有根本的差异。我们必须对于文言给予这样的定义，然后这一篇文章才有了立论的根据。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我们为什么向来不主张一般青年们用文言文写作了。我们并不排斥那种“白话化的文言”。我们只以为它和普通的语体文的性质相似到那种地步，语体文写得好的人也就会写它，用不着一本正经地去学习。至于我们所谓文言，纯然古文味儿的，却不是时下的一般青年所能写出来的。科举时代，读书人费了十年或二十年的苦功，专门揣摩古文的“策法”，尚且有“不通”的。现代青年们的脑子不是专装古文的了；英文、数学之类盘踞了脑子的大部分，只剩下一个小角落给国文，语体还弄不好，何况文言？中学里的国文教员如果教学生写两篇“白话化”的文言文，我们还不置可否，如果教他们正经地揣摩起古文来，我们就认为是误人子弟。因为学不好固然是贻笑大方，学好了也是作茧自缚。文章越像古文，就越不像现代的话。身为现代的人而不能说现代的话，多难受！况且在学习古文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古人运用思想的方式，于是空疏、浮夸、不合逻辑，种种古人易犯的毛病都来了。所以即使学到了三苏的地步，仍旧是得不偿失。

什么时候可以学习文言呢？我们说是进了大学之后。什么人可以学习文言呢？我们说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研究中国语言史的人，对于古代语言，不能不从古书中寻找它的形式。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更不能不研究历代的文学作品。语史学家对于古文，要能分析；文学史家对于古文，要能欣赏。然而若非设身处地，做一个过来人，则所谓分析未必正确，所谓欣赏也未必到家。甲骨文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不会写甲骨文的，而且多数写得很好。他们并非想要拿甲骨文来应用，只是希望写熟了，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可以得到若干启发。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者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对于文言的写作是个门外汉，你并不算是了解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至少是了解得不彻底。

但是，模仿古人，真是谈何容易！严格地说起来，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成功过。拟古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事情。自己的口语如此，而笔下偏要如彼，一个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来。姚鼐、曾国藩之流，总算是一心揣摩古文了，咱们如果肯在他们的文章里吹毛求疵，还可以找出若干欠古的地方。至于一般不以古文著名的文人，就更常常以今为古了。例如《三国演义》里所记载的刘备给诸葛亮的一封信：

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伦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达，再容斋戒薰沐，特拜尊颜，面倾鄙悃。统希鉴原。

 

如果现代的人能写这样一封文言的信，该算是很好的了。但是，汉末的时代却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文章。“先此布达”“统希鉴原”一类的话是最近代的书信客套，不会早到宋代。至于排偶平仄，整齐到这种地步，也不会早到南北朝以前。单就词汇而论，也有许多字义不是汉代所有的。现在试举出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