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断裂的、自我起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中包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说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个人起作用的空隙呢？隐匿的主体是否可能从那些字词、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可能性呢？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革命写作，才与文学传统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衔接上，才可以被文学共同体认可为文学。字词的记忆正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保持习惯指涉关系，它使文学的那些修辞方式，那种表意形式得以存在。而个人记忆则是使文学作品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
    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正是这些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与革命历史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这些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的成份，其实是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革命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的记忆，然而，还是它们，给“革命”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给革命以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革命的命名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但命名使革命获得自己想要的假象。
    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得以永久存在的根基。

第六章         边缘处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

中文系：陈晓明

第一节        双百方针：短暂的解禁
1956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如昙花一现，极尽绚丽，却迅速凋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翻云覆雨的斗争，显示出它极端复杂而微妙的特征。
    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试图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党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
    1956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无疑鼓舞人心，它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乐观局面：中国经历过对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后，对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顺利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显然重视了陈伯达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方针。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要求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整风会议。但形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一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现在突然变成了打右派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在短短的数个月内，也就是在当年十月反右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但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和降职降薪等处分。

第二节        个性的自觉：反官僚主义的文学
    1956年的百花运动，在相当热烈的程度上鼓舞了青年作家，一大批怀抱着理想与责任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的作品。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 从56年到57年的上半年，中国文坛确实有一股生龙活虎的气氛。
显然，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不可勿视。例如苏联“解冻”潮流中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影响了百花时期的特写与小说创作。1956年《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状况作了深入揭示，产生强烈的反响。
    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这篇小说讲述一个22岁的小学教员林震，因为工作积极向上，被调到区委组织部任干事，他的一腔理想热情与这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机关产生矛盾，他被怀疑与失望的情绪所困扰，但他最终还是站出来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与典型的官僚作派的韩常新比较起来，刘世吾的形象显得复杂得多。
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主要在于作品揭露了社会主义党政机关的阴暗面，揭露了当时盛行而人们不敢发言的官僚作风。但严厉的批评一度还是占了上风。
    关于这部作品，后来的文学史有不同的评价和读解。这篇小说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五四时期在革命文学中已经断裂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的那种叙事的重新抬头。如何理解这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五四文学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新的思考点。

第三节        情感的多样性：战斗、红豆与百合花
   
    尽管社会主义文学一直以乡村为其起源，在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的断裂中，拒绝了小资产阶级形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文学的写作主体不可逃脱的是知识分子，而且世界观改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写作主体总是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主体性的内在情感，那些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个人的思想意识也会在那些历史缝隙遗露出来。建国后开展的一系的思想文化斗争，确实有效消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写作的那些内在规律，那些对艺术性单纯理解，也必然促使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完全压制文学性表达。1956年的“双百”方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作家们又试图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感也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以下简称《洼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深入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作者也试图表明，一方面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以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小说描写情感心理的笔墨显得细致入微，作者显然是想表现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
     尽管说1957年6月过后，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但刊物发稿与印刷的周期导致1956年或1957年上半年写成的作品，直到年中以后才得以发表。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发表宗璞的《红豆》，小说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之间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这部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爱情描写无疑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茹志娟的《百合花》。这篇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把结婚被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包裹了向他借被子的年轻战士。小说描写了年轻朴实的战士纯朴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生动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在跃进年代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的美丽的故事，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思议的。

第四节  回避现实的企图：一些边缘性的写作
    1956年的双百方针显然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表达愿望，干预现实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通过对古典时代的写作，隐晦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态度。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
    当然，这篇小说并没有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权力政治的英雄，而是着力去描写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那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这篇小说有四个要点把握：其一、陶渊明与权力阶层的关系。其二、他与慧远和尚关于形神、关于死亡的争议。其三、小说细致地写了陶渊明与儿媳妇之间的微妙情感关系。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死亡思考。
    孙犁（1913—2002）的创作无论如何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但是孙犁既没有受到严历的批判，也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时期，孙犁发表《铁木前传》（《人民文学》，1956年11期），显然，孙犁始终以他的风格，以他对小说和语言的理解在写作。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5月。小说反映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周而复如此浩大的写作，却并没有获得其他革命文学的声誉和影响，这也许是耐人寻味的事。

第七章        历史中的个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

中文系  陈晓明

第一节        个人的历史：革命历史的具体化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五十年代展开了历史化的主导任务，那就是建构一个党领导人民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大历史。这个历史具有集体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但明显缺乏个人性的特征。知识分子只是以一个全知的叙述者的角色完成这一客观历史的呈现。如何使这个整体化的历史个体化，使客观化的历史具有主观性的特征，这是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文学在艺术上必然与必要的深化。
    不管如何，文学写作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在文学之外来表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歌颂工农兵、服务于工农兵，这在革命文学扭转方向的历史起源时刻，是必要的且可以理解。
   显然，革命现在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如何可以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的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这一历史难题，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加以完满的解决。
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转向知识分子为主角，这显然是一次历史的偷工减料，也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偷梁换柱。正是从客观与主观二方面的需要，从被表现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主体的内在化的需要，革命文学展开了个体性的叙事。文学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它正在创造一个神话，这就是知识分子成长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革命起源与革命历史相伴随的神话。知识分子不是外在的革命历史的叙述者，叙述他者的故事并被他者化的叙述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自我叙述的主体，叙述自我主体化的叙述者。

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情感建构：《青春之歌》

    在《青春之歌》（以下简称《青》）之前，实际上宗璞的《红豆》已经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从写作的时间上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有承继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却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时代心理，与文学自身的需要。
《青春》讲述了大革命时代一个女知识青年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生活的徘徊与选择，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
    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与生活选择，却浮出了历史背景，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她的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但令人惊异的在于，革命与爱欲在小说的叙事中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构成的张力来推动这一主题的展开。小说奇怪地写到林道静与卢嘉川以及江华之间的暧昧关系。这部小说陷入了革命与爱欲的矛盾叙事，在每一个革命的进程中，在林道静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革命与爱欲双管齐下，促使林走上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