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人民日报》登出了经过分类整理加注的胡风信加了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升级为揭露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后又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一场大规模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误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第四节 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一、新闻工作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方针
至1956年，新闻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二是对苏联和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
二、《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
1956年，《人民日报》开始酝酿新闻工作改革事宜。7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宣告改版。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首先总结了创刊八年来的成绩，同时承认仍然存在教条主义、党八股等严重缺点，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将改版重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报道范围，报道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二是开展自由讨论，有许多问题是在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的；三是改进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改版后，最大的变化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新闻数量大增，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此外，言论明显改进。副刊与作进一步加强，在照片的使用上，更为灵活。同时，认为人民日报一字一词都必须代表中央的论调也被改变，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使思想界更为活泼。
三、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
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不应只是反映政策执行的情况，也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也不能仅报道有正确结论的事实，也要报道暂还不能做出正确结论的事实）、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广播改革工作也陆续展开， 1956年7、8月间召开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刘少奇指出，人民广播事业要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要跟人民的思想、生活、需要有密切联系。
会议结束后，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一是改进新闻报道，努力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二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三是努力办好文体、知识以及社会群体等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满足不同举和爱好的听众的需要。
四、新闻工作改革的收获和意义
首先，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对苏联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和批判。
其次，广大新闻工作者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EG：人民日报的改版、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的发展。
再次，这次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主要背景
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1958年大跃进，1960年冬以后，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来去匆匆，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就让位于政治需要，淹没在阶级斗争的大潮中了。
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1966年夏，中国的报纸形成了党报一统天下的大格局。
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调整
一、报刊与期刊
在大跃进和其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报纸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伏不定。
这一时期，晚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大晚报：赵超构北京《新民晚报》（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天津《新晚报》、《羊城晚报》作为南方日报的辅助和补充、《北京晚报》这四家晚报各具特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构成了建国后我国晚报的基本格局。
二、新华社
1956年，刘少奇对新华社的工作作过具体指示，为新华社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这一时期，新华社明确提出了要使自己成为消息总汇，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一）新华社在国内外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新华社用10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了自己国内和国际的广播通讯网，为成为世界级的通讯社奠定了基础。到1966年初，新华社的国外分社达到51个，形成了以亚非拉地区为主的国际报道网。
在大跃进中，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一样，犯了同样严惩的错误，从1960年起，开始纠正国内宣传报道中的左倾错误。
（二）《参考消息》的改版和扩大发行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创办于革命战争年代，选载当天收到的各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消息，以及各国报刊、台湾和香港报刊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文章编辑出版，仅供党内外高级干部阅读。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阅读范围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级别的党内外干部。1958年底，它的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机关团体、企业的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学生。
（三）电讯建设的加强
1956年以后，新华社为适应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需要，开始有计划地更新和改进技术设备，建立和完善国内和国际电讯网络。
三、广播与电视
（一）电视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宣告了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不久，上海电视台和哈尔滨电视台先后建成试播。到1961年，先后有19座省级电视台建成开播。到1966年底，全国的电视台恢复到13座。
（二）广播
四、新闻摄影与新闻纪录片
五、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一）新闻教育
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各类专门人才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复旦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培养过新闻研究生的大学
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使该系发展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新闻教育基地。
（二）新闻学研究
（三）新闻学研究中的左倾错误
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论点绝对化，对其他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行盲目的批判。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批判运动”，思想较左学生掀起的。
第三节 从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一、整风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一）整风鸣放中的新闻界
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此，报纸把整风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中心工作来宣传报道，自由鸣放的空气热烈起来。毛泽东密切关注着鸣放中出现的各种议论，面对意见中的过激、片面，他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等待时机成熟才实行反击。最后钓上来的大鱼和毒蛇正是《文汇报》《光明日报》两家。
《文汇报》：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当时的总编辑是徐铸成。反右斗争中，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光明日报》：当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主办的一张报纸，以统一文教工作为报道重点。当时社长由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担任，总编是九三学社的储安平。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任光明日报时，正赶上鸣放，他大胆地向中共提出意见，称党的统治为“党天下”，为此遭到严厉的指头，成为这次运动中引出的最大“毒蛇”。
在报道整风的同时，新闻界也展开了鸣放，当时有两件事情影响很大，一是左叶事件，一是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左叶事件：左叶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1957年在刘少奇陪同苏联友人参观农业展览会上，与记者发生争执，引起各报记者的反感，众记者对较为尖刻的讽刺，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中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一些学者、老记者对当时党报的现状深为不满，认为所报纸办得像布告牌、留声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不适应形势；一些与会者还指出，旧中国的民营报纸在编辑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不应全盘否定。
（二）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
徐铸成、浦熙修、章伯钧、储安平、王中等被打成右派，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1958年。
（三）新闻界的教训
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严惩的后果，为日后新闻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错误埋下了隐患。
二、大跃进与新闻宣传
（一）新闻事业与全国“大跃进”
浮夸风、瞎指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陆续开展，1958年，是党报宣传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大多数记者头脑发热，犯了大错。
（二）新闻事业的“大跃进”
（三）深刻的教训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及有关的宣传报道才停止。在大跃进中报刊上出现了无数的假新闻，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违反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但当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等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意见、表达真实看法时，立即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随后以此为由在全党开展了新一轮的反右倾斗争。刚刚降温的浮夸报道又开始抬头，直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第四节 60年代初期新闻工作的主经经验和教训
一、新闻宣传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962年，毛泽东在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则，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常的学术讨论又被火药味十中的政治批判所代替。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受胡乔木之约为《人民日报》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的文章，后写成《海瑞罢官》的剧本，戏剧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也很喜欢。江青等人向毛指出这是替彭德怀翻案，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默许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写了这篇文章，并于1965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毛还命令上海把此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
这一时期，林彪还通过报刊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底，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让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基层进行调查，先后两次对新闻宣传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坚持纪律性；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坚持原则性。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四、先进典型的宣传与报道
宣传先进典型在60年代成为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成绩，关于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五、杂文的大发展
杂文从五四以来就是我国报刊的重要文体之一。60年代初，我国的报刊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杂文专栏和优秀的报刊杂文家。
《燕山夜话》：是《北京晚报》1961年在副刊上开辟的杂文专栏，由邓拓执笔，署名马南邨。在61、62年间共发表杂文152篇。这个专栏题材广泛，作者旁征博引，将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赢得了群众的喜爱，不久续集出版，广为流传。
《三家村札记》：是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从1961年起开辟的杂文专栏，到1964年为止，共发表杂文67篇，这个专栏由邓拓发起，由他和吴晗、廖沫沙执笔，故名“三家村”。他们共用一个笔名“吴南星”，轮流执笔，自由选题。
《长短录》：是《人民日报》1962年开辟的杂文专栏，到同年12月为止，主要作者是夏衍、吴晗、孟超、廖沫沙、唐弢等五位作家。
针砭时弊不遗余力，谈古论今包罗万象，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第五节 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一、解放后毛泽东新闻思想评价
他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办报方面，主张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同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倡导生活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但是，过分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片面对待新闻自由，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新闻自由，“舆论一律”：对反动派报纸而言，主张剥夺反动派的自由；“舆论不一律”：在人民司令部实行，允许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引进贯彻双百方针，但是最后都变成了一花独放。
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评价
作为中央政治局分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他曾对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以及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可以看做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补充。
1964年，针对在大跃进中的宣传工作，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语，提出“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充分认识到在报纸宣传中存在的危险性。
此外，他也非常看重调查研究，多次强调报上的一切文章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对报纸宣传中存在的表面现象、形式主认的报道深恶痛绝。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全盘否定。
三、邓拓新闻思想研究
邓拓：1949年起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主持了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为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专栏、主编《前线》杂志。
一是，重视的是报纸的社论工作，认为社论是报纸的旗帜；二是，注重报纸的理论宣传，提出报纸应当“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解释”；三，对办报的任务与目的也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是有区别的；四，对于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的方针也十分赞同，认为我们党报的基本特点是不仅有专业的记者，还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通讯员；五，重视改革新闻报道。
但毛批评邓拓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在新闻宣传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表，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报纸广播出现了千报一面与千台同声的局面，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学处于瘫痪状态。整个新闻事业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
一、报纸与期刊
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在文革时期的文章，代表了中央表态，代表了中央的声音，成为统一全国论和号令全党全国的指挥棒。地方报纸绝大版面都用来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的文章，完全没有地方特色。
二、小报的兴衰
随着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的出现，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文革小报与红卫兵小报。1966—68年是小报的活跃时期。
随着各种群众组织的解体，大学的停办和学生的上山下张，文革小报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
（一）广播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一律停止编辑和播送地方自办节目，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大批办得有声有色的节目也被迫停办。
但广播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十年间增加了12种外语广播，对外广播用语达到39种。农村的有线广播也得到较大发展，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联结千家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二）电视
1973年10月，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的试传。
（三）新闻摄影与图片
四、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
一、林彪、“四人帮”的宣传伎俩
一是宣传个人崇拜，二是影射文章泛滥报刊；三是根据需要树立各种典型；四是成立各式各样的写作班子
二、四人帮控制下的党报的彻底堕落
三、文化大革命中新闻事业的经验教训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被否定，各省市尖嘴猴腮委机关普遍被夺了权，成为四人帮的帮报；新闻真实性原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加践踏。这一时期的报纸版面充斥着语录、口号、文件组成的拙劣文章。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上）
第一节 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中。从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到继承发展“喉舌论”，从承认新闻是一门科学，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观念。
一、喉舌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03年简答，简述有关“真理标准”的报刊讨论）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虽然新闻界开展了对林彪、四人帮新闻理论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改进作风和文风，但是华国锋仍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拨乱反正的工作难以深入，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工作中仍然面临着众多的禁区。
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组理论文章，其中有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提出“趔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掀起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原则，即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趔的任务，对两个“凡是”思想提出尖锐批语。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对强烈反响：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热烈赞扬这篇文章，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强烈反对。
新闻媒体则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使之成为一次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次讨论中，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新闻工作往往肩负着澄清是非、引导舆论的重大责任。在这场讨论中，广大新闻工作者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的立场，显示了他们的理论素养与知识水准，改善了新闻界自身的形象，提高了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二）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工作所犯的错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探讨如何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用人民性否定党性，也有学者重提私人办报、民间办报，打破党报一统天下的局面，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重新阐述了新闻工作的性质、新时期新闻工作的任务等等，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198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报刊、广播电视都是党的舆论机关，要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
1987年，根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开始对报刊出版单位的整顿。
1989年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部分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严重错误，之后，党中央特别重视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反对所谓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就此告一段落，基本认同了在肯定党性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给予人民性足够的重视。
（三）喉舌论的继承与加强
六四后，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新闻媒介的主旋律，但左倾思想有所抬头，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减缓了改革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给新闻界带来了活力，在坚持党性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1995年，江泽民提出了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告吹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成为新闻界宣传报道的方向，成为衡量新闻标准好坏的重要标准。
1996年，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98年，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喉舌的概念。
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不讳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介不仅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政府与人民的耳目喉舌。所以新闻媒介要坚持党性原则，也要坚持人民性，对党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
二、新闻本位的回归
（一）关于新闻定义及相关问题
新闻的定义 、新闻价值的讨论、新闻商品性的讨论
（二）新闻事业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用“社会舆论工具”来代替“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
三、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第二节 传播者的角色变化与传播内容的相应改变
一、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传主流意识形态
二、宣传促进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
（一）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报道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报道和宣传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报道
（四）金融宣传报道
（五）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宣传和报道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正面宣传中的典型报道是精神文明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央和各地宣传部门的部署下，全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典型。同时，也适当开展了批评性报道，对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进行讨论或批评。
同时，遵纪守法、科技报道等等
四、提供信息，满足社会需求
一是提供重大新闻的动态消息；二是从硬新闻到软新闻；三是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受众对新闻的要求越来越高，媒体为受众提供的新闻种类越来越丰富；四是新闻竞争与新闻大战
五、扶正祛邪，实行新闻舆论监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舆论监督逐步正常化。
一是新闻舆论监督成效卓著；二是上下协同，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机制；三是新兴的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初显身手。
六、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水平逐步提高
第三节 受众的变化
第四节 制约因素与传播体制的变化
一、宏观管理体制的变化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受到五个方面的调控：一是政党调控；二是政府调控；三是法律调控；四是集团调控；五是行业调控。
目前，我国对新闻事业实行管理的主要机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在我国，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是新闻媒介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中央宣传部和各地党委宣传部具体领导各级新闻媒介。
我国电视管理体制基本上试行的是“条块结合”、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所谓“条条”管理，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对口领导；“块块”管理则是指各地区党委、政府对同级所属电视台的直接领导。从20世纪50—70年代，电视事业基本实行以“条条”为主的垂直统一领导。1980年后，基本改为实行以“块块”为主的分级管理，条条领导主要表现为行为管理。
二、新闻媒体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是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新闻业务管理
三、新闻立法
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五、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一）严格的市场准入是我国传媒业最基本的特征。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全国报业迅速推广。
（二）传媒业是资本进入的热点
由于作为垄断经营的新闻传播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在其他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的时候，新闻媒介的业外资本有很强的进入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