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看，即使维新变法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都是一些非常温和的改革措施，都将那些该得罪的人，不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了。当官的害怕丢了官，当兵的失去了收入，读书人失去了尊严，于是他们就集结起来，开始攻击改革派，这也为之后的变法失败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去，维新变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面临失败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地觉醒。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人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

　　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

　　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 。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振聋发聩的警世钟。

　　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