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研究生论文-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

苏联帝国的解体已历经十年，现在看来，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这个词已完全失去其意义。假如仅仅从捷克和白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曾共同经历过共产党体制这一历史特点出发，恐怕很难充分理解这些国家过去十年来所走过的不同道路。

确实，中、东欧各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差别极大。不过，在这千差万别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趋势性现象。在欧洲的前共产党国家，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新的中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明显地代表着一种“成功”之路；而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脱轨”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变成了当务之急，同时旧体制及经济落后的残余影响也构成了民主化的障碍；而俄国则步履艰难地一面努力寻求后帝国时代的国家认同、一面在经济困境中摇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民主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的动向）。

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不久，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1]曾给三个不同领域的变革设出不同的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

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看起来，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们成功地应对了这三个时间表各不相同的变革之挑战。在所有的中欧国家里，新建立的议会民主制成了唯一的政治游戏规则；经由全体政治力量的共同参与，新创立的宪政架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的形成，为权力的平顺移转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私营部门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贸易已达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经济上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社会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s）网络的形成，公民社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这幅图景不仅与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除外）、而且与巴尔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制度转型“脱轨”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由于内战以及前南联盟分解成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存力仍属疑问。显然，在那里，维持领土范围的正统性仍然是民主化转型的首要前提。

不过，不应该把南斯拉夫这种内战和民族冲突的局面，视为所有巴尔干地区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两年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局势的发展还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保加利亚，1996底至1997年初，社会不满达到了顶点，这迫使无能而又腐败的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下台，提前实行大选后，为迟迟未能推进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在罗马尼亚的一场姗姗来迟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右翼联盟的政府取代了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从原总统伊列斯库手中赢得权力的新总统康斯坦丁斯库说，“我们耽误了整整七年”）。但是，这个新政府执政两年来，在改革上仍然乏善可陈。

假如把中欧国家的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作一比较，称前者为稳固的民主化，而称后者为一种“无自由的民主”，那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正好处在这两极的中间状态，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当然，很难用单一因素来说明上述转型过程的多样化结果，只有综合地考虑到多个要素和不同假说，才能理解转型期当中的不均衡发展。

共产党体制的遗留影响

虽然1989至1991年期间政治局势变化的特点（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是上层相互妥协的结果还是由下而上促成的），对民主化转型有重要影响，但是，对民主化成功转型之长期前景影响更大的，还是转型前共产党政权的特性及其在社会中留下的烙印的深度。

例如，在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后所实行的是最严酷的极权统治；而在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以后当局则实行了较为调和的政策，并推行了一些改革。当然，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些东欧国家的局势也出现过反复，196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向极权体制回归、出现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与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的制度一直是相对比较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