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

这是关于民主发展的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可以回溯到韦伯（Max。Weber）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著作。假如看一下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结果的清单，是否能够推论说，西方的基督教与（中欧）的民主化转型的成功相关，而东正教与民主化、市场化进程的困扰相关呢？是否存在着某个案例，从而能够进一步推进韦伯的讨论呢？这一争论涉及到以下问题，教会依从于国家、东正教里宗教和种族认同的高度一致，是否确实是一种障碍，使得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公共空间难以出现。

自从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在巴尔干地区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其观点不仅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波斯尼亚内战，而且也被用来分析西方的政策目标，但他的观点同样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文化和民主的关系这一命题已变得非常政治化、非常沉重。幸好，在信仰基督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主化遭碰到许多困难（而在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主化的进程却还是令人鼓舞的），这样的事实倾向于否定亨廷顿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我的回应是，我拒绝文化决定论（非凡是当持此论的人把文化的作用缩小到宗教的影响这样的狭窄方向时），因为它会起误导的作用，且政治上是危险的；我也避免就此作政治正确性的判定，否则会把韦伯的经典社会学命题变成一种迷信式的戒律。

国际环境

中欧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国际环境是极为有利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俄国十分虚弱，其影响面正在缩小；德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个民主国家，而且与“欧盟”和“北约”一体化了；在这一地区也没有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有利因素的结合，是中欧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而与不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相比（那里不仅仅有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还有科索沃问题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威胁，以及长期以来的希腊──土耳其对立），中欧地区更是得天独厚了。

中欧地区转型上的成功和巴尔干地区的困难代表着明显的分野。而欧洲──大西洋的一体化，即“北约”和“欧盟”同时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野。“北约”和“欧盟”都坚持要求，欲成为其成员国就必须满足民主化这一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认同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的“北约”和“欧盟”，都优先考虑西欧与中欧的一体化。没有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在争取加入“北约”或“欧盟”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北约”和“欧盟”不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会有什么后果，尚待观察。到目前为止，在“北约”和“欧盟”增收成员国的扩大阶段，谁能加入、谁不能加入，其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候选国民主化转型相对的成功。但在今后一个阶段，“北约”和“欧盟”的这个扩大过程，本身就可能在民主制度最脆弱的地区动摇民主化转型的进展。

「注释」

[1]译者注：RalfDahrendorf是西方闻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是“冲突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2]译者注：在这里，“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指的是，在一个政治精英和民众均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运作常识的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即针对民主素质不足的社会（有“民主‘赤字’”的社会），补民主政治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