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分析一下东欧各国1989年之前共产党政权经历过的危机之性质，也有助于理解这些国家九十年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欧的共产党国家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即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至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崛起）。在这三次危机中，反对极权统治的力量所要求的主要是民主和公民社会的生存，仅在较次要的层面上（当来自苏联的压力和约束日益增加时），涉及到国家独立的问题。

而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三次主要危机（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闹翻、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从效忠于莫斯科变为效忠北京、1968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企图争得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其性质则明显不同，在这三次危机中，当时三国的共产党首脑一方面向莫斯科争取本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同时强化了国内的极权统治。

在中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再度复苏，无疑与那里的三次主要危机有关，也与七、八十年代的异议分子运动密切相关。米什尼克（AdamMichnik）说过，“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巴尔干地区原共产党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之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铁托、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政治遗产。而在1989年及随后之阶段，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则与以前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的存在有直接关系。但在东南欧的原共产党国家，由于以前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结果，在那里的民主化转型中，由前共产党变异而来的政党都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市场和公民社会

巴灵顿。莫尔有一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句名言提供了第二条线索来比较和评估中、东欧的制度转型。当然，由于共产党统治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在共产党统治的衰败阶段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深度不同，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时的状况本来就有差别（匈牙利和波兰是领先者，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落在了后面）。不过，中、东欧各国制度转型中最显著的差异其实表现在这一点上，即1989年后，是着手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还是选择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或者干脆推迟这一改革及私有化。

不同经济转型道路结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私有部门的相对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外贸、经济增长率和外国投资的数量上（在西方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差不多有一半投到了匈牙利）。在捷克有一百万家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匈牙利则有八十万家。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信息革命”的进步和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有直接关系，在这些部门“人力资本”的报酬较高（1989年以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捷克人相信，个人的成功要靠教育，而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二）。这些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部分原来的老党政干部（nomenklatura通过私有化过程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支撑着那里新的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个词是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议人士运动中出现的。其原意是指由公民自我组织的、与极权统治相抗衡的社会活动（瓦斯拉夫。本达1978年说，公民社会是一个（与官方控制的“社会”）“平行的城邦（polis）”）。

自从共产党的统治瓦解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被赋予两个新的与民主化转型有关的含义。其一是试图将它与经济转型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在中欧的“右翼自由派”当中十分流行，它视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保障（在这里，英文的civilsociety在德文中所对应的是Buergergesellschaft）。

另一种新的理解则完全与市场经济脱钩了，它把公民社会等同于所谓的（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s）。这种看法在“左翼自由派”当中相当盛行。按照这第二种理解，公民社会既区别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型活动，它比国家和市场都纯洁，既不会被权力污染（如在政治活动中），也不会被金钱污染（如在市场型活动中）。

从前一种角度来理解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中欧国家更发达；而相对来说，在东南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非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就大得多，因为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半威权统治（如前南斯拉夫以及伊列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而能够抗衡这种半威权统治的中产阶级和政治反对派比较弱小，所以非政府部门的活动能够弥补这一缺陷。1993年以后斯洛伐克好象已经偏离了中欧模式，在该国最近的选举中，非政府部门这个“第三部门”充分显示了出它的作用，它能动员社会、并帮助反对派克服所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2]。

法治和“哈布斯堡因素”

过去十年中，法治与巩固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未得到重视；最近，关于“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democracies）”现象之争论有助于重新强调法治在巩固民主制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所有的概括性表达往往有夸大自身重要意义之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法治、宪政主义和司法独立，在中欧国家比在巴尔干地区各国要发达得多。要解释这一差别，可以从这两类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新的政治精英接受西方的分权模式的程度不同等角度来找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重，即奥地利在反对奥托曼帝国过程中形成的遗产。也许，称哈布斯堡王国的制度为自由制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的制度也不象沙皇俄国那样属于君主专制型，而是一种法治国家（Rechtsstaat），属于依法治国的类型。在本世纪初，奥地利文献中（从Musil和Roth到Broch和Kafka），最常涉及的就是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正统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矛盾等。哈布斯堡的法治传统对中欧的几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的法学研究和公共行政治理方面，甚至更广泛地看，在政治文化方面，都能看出这一传统的延续。

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同样可以看到哈布斯堡法治传统的影响，那时，统治者开始接受对他们权力的某些限制，反对派则开始挑战这一统治，双方都是在尊崇国内和国际上依法行事诉求的名义下互动的。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更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前哈布斯堡王国的领域内，只有今天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比较缺少哈布斯堡法治传统，说明这一传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局限，但并不否认这一法治传统的历史影响。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民“同质性（homogeneity）”

在1989年，民主的回归过程与民族国家的回归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人民的主权和民族的主权变得无法区分。从这一点来看，1989年的历史是沿着1848年和1918年的足迹走的，并且再次肯定了这样的观念，即民族──国家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自然而又最合适的架构。从共产党统治的前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沿继下来的联邦主义相继解体，似乎也令人更相信这点。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偏执，同样也可能阻碍民主和法治，我们目前在原南斯拉夫所看到的就是如此。这是个古典的两难问题。

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IstvanBibo）在一篇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TheMiseryoftheSmallNationsofEasternEurope）的论文中，描述过这一古典的两难问题，“法西斯主义到处处于萌芽状态，接着就是政治大变动或政治幻想的出现，想把国家的存在和自由割裂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担心自由和民主会“威胁现存国家的基础”，这种惧怕成了民主的主要障碍；而1989年之后在巴尔干地区国家，这样的担忧无疑也是民主化转型偏离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东南欧国家相比，中欧国家之所以较少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它们的国民更同质（而那些国民比较不同质的地区，如斯洛伐克，恰恰就是民主化转型最不成功的地方）。历史上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曾是少数民族，但今天的波兰是个国民同质度很高的国家；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实现了这个波兰老民族主义右翼的梦想。同样地，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个没有犹太裔、德裔、甚至也没有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它在转型中最后还是经历了这一国民同质化的过程。斯洛文尼亚是唯一的一个从原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其民主化转型又与中欧模式相同的国家，它也没有多少少数民族人口。简言之，在中欧地区，半个世纪以前就完成了种族清洗；而在巴尔干地区，通过重建民族──国家而实现国民同质化的过程尚在进行。

以上的说法，就象恩耐斯特。盖奈（ErnestGellner）所说的，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张。假如以为种族“同质性”是民主化的一个前提，那无疑是荒谬的。不过，将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以上情形加以比较，至少能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有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