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考研真题及参考答案[修改加目录版](21)

本站小编免费考研网/2015-12-10

30.金瓶掣签
见金奔巴瓶。
三、简答和论述
1.东汉、唐、明三朝宦官擅权及其特征。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而唐后期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权势日盛，以致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皇帝利用朝官，朝官依靠皇帝，向宦官展开夺权斗争。宦官都取得了胜利，唐代宦官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可见权力之大。明朝的中央集权明显强于唐朝，这种中央集权，使得国家政局以及社会的动荡明显弱于以前，加上明朝皇帝总体来说登基年龄都不小，宦官想要更换皇帝并不容易。明朝的宦官不掌握兵权，至少没掌握全部兵权。另外明的政治制度也避免了象以前权臣专权的可能。而唐朝皇帝安史之乱不相信大臣和边将，左右禁军都在宦官手里，所以中晚唐的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中晚唐边将掌军权，不被中央控制，而中央军队主力是左右神策军，神策军被被宦官所控制，所以宦官能拥废皇帝。而明朝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卫所军权被中央掌握，魏忠贤虽训练内操，但毕竟人数有限，所以能被崇祯一夕所灭。
2.论明太祖惩治贪污整顿吏治的措施与效果。
明太祖非常重视吏治，严禁官吏蠹政害民。明政府编定《大明律》，加强了维护君主集权的内容。但《大明律》对保护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太祖又亲自编撰了《大诰》三篇，汇集大量严惩官民贪污索贿、逃税抗租等案例。明代还实行廷杖制度，以震慑官员，维护皇权。
为打击豪强、贪官，明太祖多次下令将地主豪富从本乡迁徙到外地，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他对贪官的惩治尤重，甚至剥皮枭首示众。朱元璋为了巩固国家统治，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整顿吏治，设立了严酷的刑罚，为了惩治腐败，他甚至还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人要杀头。而明朝的开国功臣也几乎被他屠谬殆尽。这些措施使得明处贪污状况大为减少，巩固了统治，但由于过于严酷，使得官吏人人自危。
3.明初是怎样加强中央集权的。
答案要点：（1）废行省，设三司，改革地方机构；（2）废丞相，以六部治国，加强皇权；（3）废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制定卫所制度，加强对军队控制；（4）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强对百官的监察；（5）设置锦衣卫和东西厂，加强特务统治；（6）杀戮功臣，提高皇权。通过以上措施，明太祖提高了皇权，促成了明代集权政治的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但是，因为明朝时我国封建社会已到晚期，专制主义的强化，必然导致封建政治的腐败，也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4.“嘉靖倭难”的前因后果。
明朝建立后，厉行海禁，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它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问题。嘉靖二十八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的仓皇报告。嘉靖三十一年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嘉靖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前期李光头，中期王直，后期张琏。如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领袖，由于要求通商不果，便抢掠浙东沿海，次年遭官军围剿，无处容身，逃往日本，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邸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王直的队伍中确有一批真倭，他们是受王直集团雇佣。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原因非常复杂。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其三，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冒充真倭上报。
由于倭患严重，明政府倾全力平定，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平倭战争宣告结束。然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是明朝政府逐步放弃了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去世，海禁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
5.略论宋明间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即任他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故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中期以后，朝贡贸易的政治色彩有所减弱，外番货品免税政策渐改为按例抽分。这一改革一般被看作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实行不久就又迎来了嘉靖时期的海禁，使正常的中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隆、万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贡期、船只数量等等限制也已放松，基本是来船都可以进口，照例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贸易。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而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交易。明后期，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在口岸贸意中恣意抽分和掠夺，极大地损害了中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环境。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开放只是在不能有效禁止情况下的无可奈何之举，并且仍有诸多限制，管、卡和防范的色彩浓重，完全谈不上主动推动、大力支持。
6.隋唐之后，中央地方机构的演变及其特点。
答案要点：中央机构：中央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过渡。（参看前面三省六部制的变迁）
地方机构：宋代的地方官制，有异于前代的，大体有四个方面：第一、府州设通判。其用意在于对地方官吏的监督。通判实际上是皇帝安插在府州官僚机构中的耳目，以牵制这级官吏的一切行动。第二，地方官由文人充任。自宋太祖开始，即以“文人知州事”。太宗初年，与辽冲突很厉害；但西北边陲的官员仍由文人担任，这主要是怕武人专军事之权，容易独霸一方，反叛朝廷。第三，宋代的地方官任期三年；三年任满即走，即所谓“三年一易”。严格地说，宋代没有真正的地方官。地方官多为临时差遣，当了三年就得离开任地，又不准本地人在本地当官。所以没有一个官吏能够真正熟悉地方的情况。第四，恢复县尉。县尉是管军事的。五代时，各县军事由节度使派一个镇将专管，宋代改为县尉，其权力与镇将相差甚远，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宋代皇帝不但控制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而且将各府、州、县的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军事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使得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了。元朝开始实行行省制，到了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行省，在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布政司之下则为府、县，清朝加以沿用。
7. 就弗兰克《白银资本》谈他提出的“ 中国中心论”。
弗兰克认为，在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几乎所有自称为反西方中心论的人，其实还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预设。弗兰克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他认为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
   在弗兰克看来，中国和亚洲优于欧洲的证据是，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作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又没有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下之分。
   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完全没有什么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先进落后之分。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交汇点在1815年。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应当说，弗兰克的理论勇气还是有相当可取之处。但他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
8.试就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主要史实进行比较，并对其历史意义予以评述。
答案要点：张骞通西域乃是由于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为反击匈奴，而出使西域。公元138年，张骞“凿空”西域，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获得了西域资料，并介绍了汉朝情况。公元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派使回访，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传播了西汉的声威，使封建国家的影响深入边疆；也利于对西域的管理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开通了往西域的道路，使天山南北与内地首次联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之间联系日益密切，既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社会生活。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对外交往范围的拓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骞是西汉政府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他的勇敢坚毅精神为后世景仰。同时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西域开始正式归属中央管辖的标志。、
郑和下“西洋”，处在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以宣扬国威，向外示富。郑和共七次下西洋，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也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而郑和远航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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