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政治上也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他虽功盖天下，又“挟天子而以令诸侯”，但却能审时度势，至死也未代汉称帝。他曾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把才能作为选任官吏的首要条件，因此在他身边罗致了众多的有识之士和文臣武将。这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总之，曹操以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杰出才能，为消除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同一时代中很少有人能和他比拟的。虽然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残酷暴虐和奢侈荒淫等诸多缺点，但他的巨大功绩却是不能抹煞的。��
2.评述诸葛亮
诸葛亮主要政绩：
（1）联吴抗曹。夷陵战后，蜀汉和孙权的关系破裂，双方都面临曹魏的威胁。诸葛亮当即派人前往江东，重申友好，终于恢复了吴、蜀联盟。��
（2）以法治蜀。诸葛亮认为，“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这是蜀地自刘焉以来诸多弊政的根源。因此，他采取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和“荣恩并济”的治蜀方针，不仅严厉打击了“专权自恣”的土著地主，对外来的不法官吏也严惩不货，执行“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法治路线，遂使蜀地“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3）安定南中。南中位于蜀汉南部，包括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这里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西南夷”。刘备取蜀建汉后，曾于此地置庲降都督，任用当地豪酋管理该地。刘备死后，南中的越嶲、牂牁、益州和永昌四郡一时俱反，蜀汉面临丧失南中的危险。后主建兴三年(225年)，经过一段充分准备以后，诸葛亮开始对南中用兵。他先后遣将分别进攻牂牁、益州，又亲率主力进军越嶲，击杀了叟帅高定元。同年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进入益州，用“七擒七纵”的策略，连败叛乱的蕃将孟获，南中之乱终于平定。南中的稳定不仅消除了蜀的后顾之忧。还成为蜀的比较富庶的后方，为蜀对曹魏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4）北伐曹魏。诸葛亮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屡遭挫败，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前方。��
3.评析曹操的统一北方
东汉末年，皇权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地方势力迅速崛起，分裂割据之势已经出现了。至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辗转返回洛阳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曹操据兖州，公孙度据辽东，刘虞、公孙瓒据幽州，袁绍据冀、青、并三州，袁术据扬、豫二州，陶谦据徐州，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还有些虽非州牧，也据地自雄，如孙策据江东，韩遂、马腾据凉州，张鲁据汉中。就在这一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地位。
建安二年，建忠将军张绣屯兵宛城，与荆州牧刘表联合，成为曹操的肘腋之患。正月，曹操南征张绣，军至清水(今河南白河)，张绣率部投降。张绣又趁曹操毫无戒备，突袭并大败曹军。曹操退到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收集部众，击退张绣追兵。九月曹军进攻在寿春称帝的袁术，迫其南逃淮南。十一月，曹操再次兴师讨伐张绣，攻战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大破张绣、刘表联军，克取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三年三月，曹操急于消灭张绣、刘表联合势力，不纳荀攸提出“暂缓出兵，待机破之”的建议，第三次南征张绣，包围穰城(今河南邓县)。此时，曹操闻悉冀州牧袁绍将趁虚袭取许都，即撤转而返。五月，刘表乘机派荆州军占据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切断曹军退路，企图与张绣夹击曹军。曹操示弱伪逃，巧出奇兵，大败张、刘联军，顺利回到许都。
是年夏，占据徐州的左将军吕布联合割据扬州的袁术反曹。曹操放弃继续南征张绣，于十月率师进屠彭城，击败吕布军，吕布退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曹操围之，引泗水灌城。十二月，吕布部将侯成等引曹军攻入下邳，诛杀吕布，曹军凯旋而归。
四年四月，曹操派部将北渡黄河，击斩依附袁绍的眭固，攻占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控制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由于曹操在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速战速决，逐步由弱变强，据有兖、豫、徐等州，为抗击袁绍集团准备了条件。
建安五年（200），袁绍和曹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决战于官渡（今河南中平境内）。曹操在官渡以少胜多，歼灭袁军主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随后，曹操采纳荀彧先定河北，后图荆州的建议，乘袁绍新败士众离心之机，出兵北上，占有冀、青、并州，进攻幽州。十二年击败袁氏残余及与之相勾结的乌桓王蹋顿。十三年，曹军进取荆襄，迫降继荆州牧刘琮，击溃投靠刘表的刘备。刘备退往夏口(今属湖北武汉)栖身。至此，曹操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地区，初步奠定统一中国北方的局面，形成威逼江南的战略态势。
曹操在统一北方战争中，深谋远虑，善纳良策；利用汉室名义，争取民心，征抚兼施；重视战略基地建设，实行屯田，发展经济，减轻民赋，安定社会秩序；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善任将吏．兼收并蓄，用兵灵活，力争主动，面临危局，临阵若定，善于捕捉战机，抓住作战关键，出奇制敌，终于取得内线作战和战略性决战的胜利。
4.简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皇兴五年(471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死，其子拓跋元宏继位，时年五岁，其母冯太后辅政。从太和九年(485年)开始，孝文帝曾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先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并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三个方面。��
（1）经济方面。第一，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遣使“均给天下之田”：即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良人。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4牛。土地宽余之处露田可加倍或加两倍授与。受田者年老或身死，则要给国家交还露田。受露田的男子又给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妇人5亩，奴婢依良人。桑麻田皆为永业，可世代相传，并可买其不足，卖其所余。�サ胤焦儆谌嗡�授给公田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县令、郡丞各有差。罢官者还田，新任者继受，严禁买卖。由于均田制并未触动大土地私有制的封建性质，故拓跋贵族和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并未止息，农民受田不足相当普遍。但由于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增加了北魏的财政收入，改变了拓跋族内农、牧业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北魏初年，为了拉拢和争取拥有大量荫庇户的豪强地主和世家大族，便把他们封为宗主，用以督护所属民众，是为宗主督护制。孝文帝于太和十年下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即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分别设立邻、里、党长。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三，变九品混通制为新的租调制度。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初年在宗主督护制推行时的一项赋税制度。即按每个宗主的财产多寡，分为九等，按等征税。实行三长制后，孝文帝即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度：即一夫一妇调帛一匹，纳粟二石，另外，十五岁以上未婚者4人，奴婢8口，耕牛20头，并纳一夫一妇租调。由于曾被荫庇的大量民户从宗主督护制下分离出来，纳税户比前大大增加，故国家的财政收入亦有增长。〖JP〗��
（2）政治方面。第一，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初年的首都平城，地处偏北，土地瘠薄，交通不便，又是拓跋贵族聚居之地，保守势力很大，对推行改革不利。于是，孝文帝遂于太和十七年(493)借口南征南齐，遂率军迁至洛阳，并下令定都于此，并先后平定了保守势力的多次叛乱，有利于改革的大力推行。��
第二，改革官制。北魏初年的官名“皆拟远古云鸟之义”，不仅质朴，且带有图腾余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遂模仿两晋南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新的官僚机构。��
第三，改革律令。孝文帝曾于太和十六年颁定新律。新律不但律文简省，而且删去了旧律中的一些残酷而又落后的刑法，在我国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社会风俗方面。第一，禁胡服胡语，倡导着汉服，说汉话，用以消除鲜卑族和汉族在服饰和语言方面的隔阂，为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改革丧葬风俗。孝文帝迁洛后曾下令：“迁洛之人，死葬河南，不得北还。”，改变了鲜卑族原来身死要归葬祖茔的旧习。��
第三，改姓氏。太和十二年(496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一律改为汉字单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等。��
意义：第一，使北魏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5.试析东晋南朝时期门阀衰败的原因。��
门阀经济实力的削弱。由于南朝时期家族关系的变化，门阀大土地所有制也由宗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财富的分散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使门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魏晋以来，门阀长期拥有政治特权。到了南朝，士族虽然夸耀门第，自视清高，但实际上已经腐化堕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逐渐丧失了统治能力。于是庶族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的阶梯，在立了军功、掌握军权之后，进而取得政权。刘裕出身寒门，掌权后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军政实权，重用寒门 。宋、刘、梁、陈四朝，军政实权，均由寒人掌握，门阀士族独揽朝政的局面被打破。侯景之乱中，京都大族被消灭殆尽。��
6.简述南朝“寒人掌机要”。��
寒人担任中书舍人。从刘宋开始，多用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担任枢机要职——中书舍人，掌握奏章，传宣诏命。寒人执掌兵权。寒人出任地方典签。典签的地位，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以进一步控制地方，由此出现了“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状况。“寒人掌机要”，使庶族势力逐步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取代士族奠定了基础。��
7.简述魏晋清谈与玄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
魏晋是一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心态发生了畸形的裂变，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约束消失了，法律的制裁也失去作用，对天下对自己陷入绝望，对人生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了当时的流行风尚。
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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