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可缺乏中心。本来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消解中心和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个性和民主平权的,但是,它借助网络全球化的传播力量,却又自行扮演着领导世界文化新潮的角色,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中华文化既有的价值体系实施冲击和消解。
网络在对各异质文化实行消解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实施西方文化的同质化,因为网络的各种技术标准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网络的主体及语言的绝对优势也都在西方。网络的全球化就可能在“消解”的旗号下悄然推行文化的垄断化、同质化。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网络所表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网络既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也就要求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对待它,目前特别不能为了加强管理而钳制甚至扼杀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凭借这种优势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世界性播散和复兴的大好机遇。
《“融合新闻”：应用新闻学研究的新视野》蔡雯
美国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了融合新闻专业。
我国，各类型媒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已经为推进“融合新闻”准备了条件。
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手机短信近年来在政府公共信息发布和新闻传播中的功能越来越引人注意;个人媒体如博客等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通过手机短信获取新闻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播) 到传统媒介上,等等。更进一步,传统媒介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途径,直接衍生出了新媒体,如电子报纸、手机报纸、电子杂志、网络电视等。这些新媒体本身已经是“融合媒介”的成果。
然而,由于我国报业与广电分属不同的行业,媒介融合发展限于体制的原因,尚未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媒介集团的运作水平。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这一变革给应用新闻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融合媒介带来的新形式/变化）
1 新闻信源结构与新闻传播主体正在发生变化。新媒介的出现使普通公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新闻传播的能力,他们借助手机、博客、播客、BBS 等,发布新闻表达观点。从东南亚海啸到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第一时间发出的现场新闻报道都出自普通民众而非职业记者。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多人、多人对多人的传播网络已经形成,传者受众一体化将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特征。
 新闻信源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博客越来越多地从个人化媒体走入大众传媒,来自普通民众的新闻和言论在新闻传播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也使得新闻传播效果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介组织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也越来越难。
2 “融合新闻”在本世纪初出现,是以媒介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的改变为前提的。
2006 年11 月2 日,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甘奈特集团首席执行官Craig Dubow 在一份备忘录中宣布,集团旗下的所有报纸都将设立“信息中心”,全面取代已有的新闻编辑室,让原先的报纸读者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过他们喜欢的任何平台,接收新闻和信息。
河南报业集团《河南日报》和河南报业网共同主办《焦点网谈》栏目，每周二、四在报纸上刊登两个整版。“焦点网谈”栏目成为获得中国新闻奖的第一个网络名专栏。
3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新闻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介主导的单向式变为专业媒介组织与普通公民共同参与的分享式、互动式,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更加紧密地结合与汇流。
这种新格局一方面造成新闻信息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也促成人们对专业媒体组织整合、诠释信息的更多依赖。相对于新媒体而言,在专业人才、传播经验和社会公信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的传统媒体,更具备诠释新闻的资格和能力。但如果不注意通过与新媒介的融合扩充信息容量、改变新闻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整合加工新闻信息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因此，随着传播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对新闻传播内容整合加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对内容精准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成为所有新闻媒介面临的新问题。
4 媒介融合带来的资源配置与内容重整,客观上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尽快完成两方面的转型:一是从单纯的“新闻采制者”转向全方位的“新闻与信息服务提供者”;二是从单纯的“新闻把关人”转向“新闻解析者”与“公共论坛主持人”。
《中国公共新闻活动的实践辨析》强月新
【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分析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基础上，对中国公共新闻活动是否高于民生新闻，中国是否可以复制美国的公共新闻以及中国公共新闻活动的实践误区进行了辨析。文章认为，虽然中国公共新闻活动的探索不是美国意义的公共新闻，但这种探索活动的本身是有价值的。

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 或civic journalism)是20 世纪80 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场新闻改革运动和政治民主运动。它是一种新闻思想、新闻方法和新闻实践的综合体。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创始人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杰伊•罗森和记者梅里特。
公共新闻目前尚缺乏一个公认的概念。对此，公共新闻的倡导者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兴起的新闻样式，过早的确定其概念无利于其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如此，杰伊•罗森仍然为公共新闻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如果有人让我给公共新闻下一个简短的定义，它可能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公共新闻学是新闻行业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之事而非偶尔为之的，它要求从业记者：1、将人民看作是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团体解决其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问题是什么；3、改善公共讨论的氛围，而不是坐视它的恶化；4、在我们的关注下，使公共生活变得更好，实现公共生活的目标。如果记者能够找到某种方式来实现上述目的，他们便能及时地恢复公众对于媒体的信心，使日益离散的受众回归媒介，重新树立一种理念，以一种更加坚定的方式来捍卫美国民主，而民主是新闻媒介享受新闻特权和新闻保护的根本所在。
作为一场新闻改革运动，公共新闻的发轫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公共生活的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主生活和媒介生态；另一方面，媒介生存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报纸生存面临严峻的现实经济压力，在这种背景下，20 世纪80 年代末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公共新闻运动。
一、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之辨
民生新闻目前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定义。电视民生新闻是2002年前后中国省市级卫星台创办的一系列感关注普通市民生活状态的电视新闻栏目，初始实践者是江苏卫视的《南京零距离》。初期的电视民生新闻炮制了很多轰动性的新闻，发掘出了大批被成为“平民”的读者，收入不高、职业、年龄边缘化的城市中下层平民。后来发展到吸引社会中产阶级的参加，开始酝酿有别于煽情主义新闻的内容改革，即开始关注社会公共事务。
“民生”是一个具备丰富内涵的概念，孙中山先生在“新三民主义”中定义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不仅把“民生”理解为人民的生活、群众的谋生之道和维持生命的手段，还把“民生”看作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起始点，是国家“建设之首要”所在，是“政治的中心”、“历史的重心”、“经济的重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养民”，即以改善人民谋生之道为核心，力图使人民生活由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向高层次的“安适需要”乃至“繁华需要”发展。所以，在孙中山那里，“民生”一词广泛地包括了牵涉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各类问题。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不存在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实现、过渡，乃至超越的逻辑推理，民生新闻不是公共新闻的初始阶段，而公共新闻也不是民生新闻的最终归宿。两者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存在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两元对立。
民生新闻关注的是普通大众的社会生存状态，更多体现的是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这些是民众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状态，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民众都极具意义，媒体在报道中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公共新闻将人们看作是公民，强调媒体力量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和引导，塑造公民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和矛盾，化解冲突。这也是媒体对于民众理性精神、民主意识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点来看，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不仅没有矛盾的地方，还存在某种精神的契合。
二、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与中国媒介生态的现实考量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能够复制到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中吗？
1、萌芽状态的中国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
公共新闻与公民社会密不可分，美国公共新闻诞生的政治基础就是在民主政治传统催生下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唯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才能产生公众，而公众是“公共新闻”的核心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起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一个假设是：国家和社会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二者在很多时候会发生冲突；国家代表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了避免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危害个人的利益，便强调在国家统治之外，需要一个独立的社会、一个独立的自主空间来维护个人的私利。托克维尔认为：公民社会和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公民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赖于国家民主的制度性保障、社会民主政治环境的优化以及社会整体公民文化素质及公民意识的提升。英国的公民社会萌生于12 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与国王之间的抗争；美国的公民社会从美国独立战争前已经开始酝酿，经过了300 多年的历史才渐趋成熟。
公民社会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要素：1、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是相一致的，并且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前提下的产物。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转和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契合并相互促进的。2、公民社会是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公民社会体现了社会相对于国家统治的自我治理，它的产生也是对政府作用边界的界定。
这是公共新闻运动会诞生于美国的制度性原因。因为具备了成熟的公民社会，所以当媒体发现公众日益丧失参与公共事物的兴趣时会感到恐慌不已；同时当媒体发现真正的公共生活正处于危机之中时会感到这会严重伤害美国的民主，因为公民社会直接对应的就是民主传统和民主追求。
而中国的公民社会在1978 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兴起。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萌芽的状态：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这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独自运行的状态。而这点与西方公民社会的初衷就是冲突的，公民社会虽然以国家的存在为基础，但公民社会并不包括国家；公民社会需要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它要求限制国家(政府)的行为范围，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保障公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
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有序的关系，如果国家开始动摇，公民社会的牢固结构就会立刻表露出来。
因此，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中国公民社会若想复制在发达的公民社会中萌生的公共新闻（而这种公共新闻学思想即使在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一种新闻理想而缺乏可以操作的模式）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理想性成分。这也是中国媒体进行的公共新闻活动陷入到单纯的概
念模仿和商业化追求的尴尬境地的原因。
2 商业利益高于公众利益
美国公共新闻实践主要发生于读者范围相对固定并比较单一的中小城市的报纸，而中国的公共新闻活动却发生在省市级的电视媒体。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诞生一方面来自于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上述），一方面来自于中小报纸生存压力。而全国性的大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对此并不热心，仅仅认为这是一场致力于提高报纸发行量的争夺战。而电视媒体由于面临的危机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对公共新闻的实践也不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