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网融合后的网络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三网合一后“一网”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的社会危害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作为三网融合核心的互联网的安全容易遭受非人为的故障或灾害、恶意代码传播与人为攻击等的威胁,并且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较短,对其安全的监管尚处于摸索阶段，因而，解决互联网的安全问题难度较大,但是,因互联网安全问题引发社会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却较高
2 市场层面的社会风险
三网融合要求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行业在内容层面共享互通,在业务和服务层面相互进入、相互渗透,这实则是三个行业相互开放市场的过程,也是传播权再分配、行业利益重新分割与博弈的过程。
电信业有着成熟的市场运营模式、丰厚的营销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并且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机制,在三网融合中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它们希望主导三网融合。广播电视业虽然经济实力处于电信业的下风,但是,它们拥有内容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并没有放弃争夺三网融合的主导权。同时,由于认识到了自身的竞争劣势,广播电视业对于三网融合的态度比较冷淡。电信业和广播电视业都想争夺三网融合的主导权，一旦达不成实质性融合的实现，仅仅停留在物理层面的“三网合一”，则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网融合实现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三个行业将展开适度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现有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优化我国信息产业结构,不断提升我国信息产业的竞争力,增强与巩固其战略地位,并且能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为便利、快捷、优质的信息服务。但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总是推动强势资本趋于垄断,以获取更大份额的市场利润。这样一来,三网融合可能会形成“一网独占”或“一网独大”的局面,三网不是“融合”而是蜕变成“吞并”或“兼并”,势必造成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浪费。同时，市场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将破坏社会信息服务的公共属性，削弱全社会公民的社会福利，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3 信息层面的社会风险
三网融合在信息层面的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它对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威胁以及能否提供高质量的、满足受众需求的内容产品上。
实现三网融合后,历经审查机制过滤的广播电视系统的信息内容进入电信和网络传播不存在任何问题,而电信系统的传播内容能否对等地进入广播电视和网络系统面向大众进行传播,则是一大难题。
目前国外通行的做法是实行“非对称准入”,即广播电视网的内容进入其他两大网络进行传播,而其他两大网络的内容却不能完全自由地进入广播电视网。
互联网本身存在信息内容安全方面的隐患与挑战,如信息泛滥、信息良莠不齐、不良信息和非法信息肆虐等,三网融合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互联网承载的不良信息和非法信息进入融合后的三网,将会通过跨网流动形成扩散效应,社会危害来得更加严重。同时,在三网融合语境下,电信系统和广播电视系统可能会成为新的跨网攻击的目标。如此一来,信息内容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网络知识产权、个人隐私权和虚拟财产权等将遭到侵害。
有可能造成三网融合中信息传播的“二律背反”——信息过剩与优质信息短缺并存。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侵害了受众信息权,而且浪费了社会资源。
4 监管层面的社会风险。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电信业传输内容的监管机制,而在三网融合背景下,电信传播渠道拥有惊人的传播潜能,显然,就电信系统而言,内容监管机制与传播实际严重脱节。三网融合后,这一问题普遍存在,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严重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和三网融合的挑战,而且监管机制的完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还有更大的是如何协调各个部门和三大行业之间的利益，保证国家监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被扭曲。
上述是三网融合监管层面“管起来”的问题。对电信系统和网络系统的内容加强监管的同时,还要保证“放得开”：即保障和鼓励受众参与传播内容的生产、传播。在“管起来”和“放得开”之间,如何把握一个“平衡度”,是对三网融合监管工作的一大挑战。处理失当将压制受众内容生产的力量,破坏受众参与传播内容生产的积极性;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则不利于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三、我国三网融合的社会风险治理举措
1.“软治理”:树立三网融合的风险意识。
2.“硬治理”: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与法律体系。
《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石义彬
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
“第四等级”概念来源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议会设立了记者旁听席，强调新闻业作为与行政、立法、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3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采纳“自由采访、自由传播、出版自由、表达自由”4项为新闻自由的标准化界定，标志着新闻自由作为“制度性的基本权利”被广泛认可。
1974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P•斯图亚特提出“第四权力理论”,并从法理角度对该权力进行了解释和界定：“根据我的看法，宪法保障的目的是媒介的机构自主权”。自此，作为机构权利的出版自由在美国第一次得到确认。“第四权力理论”使新闻自由的价值认定从“追求真理说”变成了“健全民主程序说”，新闻自由从人的理性的自然权利转变为制度性的权利，成为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部分。
多重视阈中的西方新闻自由悖论
1、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
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历程显示，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自由一直是资产阶级巩固权力、捍卫政体、彰显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并逐渐具化成一种制度性权力。早期，资产阶级利用新闻自由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取权益；当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新闻自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其巩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保障；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全球化的名义向外扩张时，新闻自由又成为其对外进行新闻垄断和政治、文化渗透的有力武器。
“倡导国际新闻自由”等主张，看似美好，却隐藏着西方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单方面入侵；大力鼓吹全球新闻自由的同时，自身却在大肆扭曲新闻自由原则；
2、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的影响
首先，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抑或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量，媒体所有者可能介入日常新闻生产，从而扭曲新闻的真实面貌，影响独立的新闻评论，干扰新闻自由的实践。
其次，在媒介市场中，商品的供给必须符合消费者的需要。新闻信息在商品市场上常常被当作休闲、娱乐信息进行消费。许多时候，让受众过瘾、满足其需求，更有利于带来利润。因此，在商业利益的侵袭下，资本解构了新闻的专业主义，表达意见的公众沦落为需要被迎合的消费者，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与之伴随的新闻自由观念也被逐渐扭曲。
此外，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造成了新闻资源的集中甚至垄断的现象。新闻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同质化，限制了媒体的多元和自由发展。新闻报道尺度和言论取向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媒体的独立和自由在媒介集团化的阴影下黯然失色。
3、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生产
西方媒介以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不断叙述和建构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身份。在这种媒介话语中，对非西方世界固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更多地充斥着一种历史想象和非理性因素。“他者”形象实际上是“自我”形象的投射，而“自我”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文化上理解，始终采取了支配的形式。上述文化语境中的西方新闻生产常规及排他性原则，将社会主义中国及实行有别于西方政治体制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界定为西方世界的“他者”，并为之附上专制、落后等负面标签。新闻自由理论在实践中滑向霸权话语，客观中立的专业精神在文化的藩篱下悄然缺失。
4、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的固有缺陷
理论预设的前提是人具有理性。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何为理性，理性受到质疑。对于个人而言的理性选择，对于社会而言未必理性；一些短期内看来理性的行动，长期来看也未必理性。在新闻学界盛行一时的“社会责任论”就认为：人类常满足于眼前的需要与欲望，会因为怠惰运用理性而陷入盲从。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的伊里调查结果指出，在每一次貌似公正、自由、民主的政治大选运动中，民众并不是根据自己对候选人的客观评估，独立而理性的投出选票，而是受到固有偏见、个人喜好、家庭成员、舆论领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4月11日发表了《两种修复中国形象的妙方》一文，提到，“如果砸自己的脚也是一项奥运会项目，中国无疑是冠军得主。
结语：
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逻辑及其当下表述的悖论，提示我们对全球话语体系下“他者”描述的失误与偏差保持警醒。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肆意扭曲，我国政府应尽快完善高效的信息公开以及新闻发布体系，在各类事件发生后能第一时间主动介入舆论，成为值得信赖的权威新闻信源。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应重视国家意识的技巧性融入与表达。部分国内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喉舌宣传的报道传统，经常在报道中抓住中国的进步大做文章。孰不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在西方视野下正暗合了其“中国威胁论”的忧虑，更易激发“敌意”。反之，客观、中肯、平实的报道则更易赢得理解与支持。
此外，在对外传播实践中，个体叙事的作用同样不能小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每个个体的意见都有可能达到真理，或者说与真理休戚相关。因而，个体叙事在我国对外传播中理应得到进一步重视。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博客、播客、BBS等传播形式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参与全球传播的机会。我们期待新平台之上的政府外交、媒体外交、民众外交能为全球传播秩序的合理建构融入新的希望，最终破除西方新闻自由对“他者”功利性的遮蔽，达成对“彼岸”公正合理的描绘。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单波
新闻传媒在扮演民主参与角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对立统一意识,既要维护民主的理想,又要回应民主政治的严酷现实。一方面,新闻传媒要从参与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提供更好的信息给理性的公众,帮助公众在参与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恰当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又要面对李普曼对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的批评,不仅要警惕个人利益、偏见对新闻传播的扭曲,还要防止把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评西方受众理论》单波
【提要】本文认为,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要准确理解受众,仅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亦即在“主体间性”中把握受众。受众研究的“类主体”思维的实质是把受众当作可资利用的“潜在消费者的聚合体”。哈贝马斯、霍尔等人在受众研究上的理论思维秘诀,不仅仅在于深刻的文化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树立了具有主体间性基础的传播价值理念。

《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介融合》陈力丹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对《指导意见》做了清晰的阐述，为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
这个重大消息第二天发布后，立即引发传媒界的热议。遗憾的是，各大媒体的第一反应不是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最终目标“形成现代传播体系”，也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前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而是“传媒股利好上涨”、中央圈定“新型媒体集团”谁将入围？看来，我们的传媒还没有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转变到对国家新闻传播业整体发展的战略思考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思想，即习近平所说的“强化互联网思维”，似乎也被忽略。
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从传播主体到方式、路径均为发散式的，以传统媒体的主体思维模式来领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将会南辕北辙。媒体融合不是在原来传统媒体基础上的叠加，也不是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的并行，而要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和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