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面对的是最简单的法律体系。然而，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用"习惯服从说"去补充命
令说，我们便能够掌握法律体系的实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什么是命令？命令
只是一个人强制或禁止他人做某种行为的愿望的表达，与该愿望表达所伴随的是威胁，
即不服从者将受到惩罚。命令只有在符合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法律：其一，它们必须是
一般的；其二，命令必须出自某个人或某集团，--他／她们接受社会上大多数人之习惯
服从，自己却不服从他人。（正如边沁和奥斯丁所说）这些个人或集团存在于任何政治
社会之中（不论其政治体系如何不同），它们即主权者。因而，法律是任何社会中命令
者的命令，是完全处于法律之外的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的意志的创制。
对法律体系的这种描述显然没什么意义。人们也可看出：其缺陷在于，它忽略了法
律和道德之间的某些实质的联系。如果你完全准确理解了命令、制裁和主权之简单的三
部曲所隐含的意义，便会发现，它们描述的很像是一个强盗情境。强盗说："把钱交出来
，否则，老子杀了你。"唯一的差别是，在法律体系中，"强盗"的对象是大量的习惯于被
勒索和服从的民众。当然，很明显，法律并不是强盗的命令，法律秩序也不可能简单地
认为是强迫。
尽管成文法律和单个命令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法律命令说忽略了法律作为法律
所具备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它将一个工作成员经常变动的民选立法机关看成是被习
惯服从的一群人，这是错误的。这个想法只适用于长命君主以致"服从习惯"能够养成的
情形。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此想法成立，但是，如果立法者不遵守公认的立法程序
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制定的仍不能叫做法律。即使在某拥有单一宪法的体制下，比如英
国，道理也是一样。公认的基本规则规定了什么是立法机关必须做的，它们既不是被习
惯服从的命令，也不可看成是对他人服从的习惯。它们是法律体系的根基。对于一个社
会团体或官员而言，接受这些规则意味着什么呢？功利主义完全忽略了对此问题的分析
。然而，正是此问题本身以及对它的回答而不是奥斯丁所声称的命令，才是法理科学的
关键，或者说，至少是关键之一。
再者，在民主制下，奥斯丁将立法者背后的选民看作是主权者（在英国，他们是主
权的一部分）。他认为，在美国，州及联邦立法机关的选民是主权者，他们的命令经由
立法机关中的"代理人"宣布，构成了法律。然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法律之外存
在被人民习惯服从的主权者的整套观念必须抛弃：因为如果这样，便是人民服从人民，
即自己服从自己。很明显，如果将大众对在法律之外的某些人的习惯服从作为分析的根
据，那么，人们不顾操纵立法的如走马灯般变换的具体个人而只是普遍地接受立法程序
本身的权威的这种事实必将受到歪曲。这种说法与一更为简单的现象类似，即，社会普
遍地接受了进教堂要脱帽的规则，但是，如果说这是大众对某具体个人的习惯服从，无
疑是对这种现象的歪曲。
另外一些批评者隐约觉察到了命令理论更深刻更重要的缺陷，但是，由于他们将它
归咎于功利主义者没能坚持法律与道德间存在重要联系，从而使得自己的批评软弱无力
。该缺陷是，在"命令理论"者看来，人们在法律之下的生活被描绘成命令者与服从者、
上级与下级、高层与低层间的一种简单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垂直的，它存在于高于法律
的立法者、命令者和接受命令、遵守法律的服从者之间。这里人们对事实上极为不同的
法律规则的区分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它们仅仅是偶然的或次要的。一些法律要求人们以
某种方式去行为或禁止某人行为而不考虑人们愿意与否。刑法中包含了大量的规则：它
们只能是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除此之外，再无第三种选择。但是，社会上其他法律规则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为个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便利，从而便利人们能够在法律的
强制结构内为自己的行为创制"某权利义务"关系（structure）。人们依据这些规则定立
合同、遗嘱和信托，与他人形成法律关系。与刑法不同，这些规则不是用来阻止人们"反
社会"（antisocial）的愿望及选择的。相反，它们为愿望及选择的实现提供便利，它们
不是象命令那样，说："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这样做"，而是说："如果你想做，你
可以这样做"。依照这些规则，我们行使权力，提出请求，主张权利，这些词汇体现了授
予权利和权力的法律的重要特点。可以这样讲：它们是由个人以某种不同于刑法的方式
予以运用的法律。有许多天才的学者曾努力将第二种法律化约为第一种法律的复杂变体
（variant）。有人极力主张，授予权力和权利的法律，实际上只是负有最终法律义务之
人所作出的制裁的条件性规定。这颇类似于凯尔森所做的大量的工作28。然而，这是种
极为教条的做法，为了维护"制裁之条件带表了法律的本质"的理论（比如奥斯丁的理论
），它压制了法律体系的其它方面。法律与棒球（游戏）规则不同。人们可以认为，棒
球规则"事实上"只是得分手复杂的条件性指引，它表明了规则真正的或"根本的"性质。

英国的一位背弃奥斯丁法学传统的法学家萨尔蒙（Salmond）批评说，命令说的分析
无视法学中的权利观念29。但是，他混淆了问题的关键。他第一次认为，如果法律只是
命令，"依法律授权的或产生的权利和权力"这种常见的说法便无法得到解释。这一观点
是正确的，但是，接着他却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法律体系的规则必然与道德规则和正
义原则相联系，只有如此，法律权利的现象才能够得到解释。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纯
粹"语词的巧合"与法律和道德的权利概念是有关联的。与此相同，功利主义在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