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合法化的武器已让位于两种互补的武器:诱惑与压制。其中诱惑是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工具,而压制则是对那些诱惑无法触及的区域的必要补充。也就是说,在市场依赖性无法起支配作用,即由“有缺陷的消费者” 组成的社会中,压制依然是使这个社会相当大的边缘部分沦为附庸的重要工具。因此, “市场依赖性”(对于被诱惑者或消费者) 和“规范调节”(对于非消费者或说新穷人) 成为社会整合与再生的手段。
二、后现代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分析策略（借助于后现代视角“反观”现代性）
1、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
现代性世界观：世界是一个有序的总体,人们通过努力能够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如果具备必要的资源和手段,就能够预见未来事件，对事物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密切相关。实质：一种科学世界观。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充当立法者的角色。
后现代性世界观：世界在本质上并非有序的总体,而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组成,人类生活中不存在对现实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存在着不能被彻底消除的矛盾，世界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具有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充当阐释者的角色。
《现代性与大屠杀》
2、知识与权力的共生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
《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87)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于20世纪，被“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在鲍曼那里，是否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尺度不在于你是否身处于学院之内或某一专业领域,而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于你有没有知识话语的参与感、参与权和参与行为，换言之，你是否进入了某种“实践模式”。
立法者：现代国家规划与设计的“园艺师”
立法者的兴起是因为满足了社会的功能需要，能够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法化的依据。（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考察）
鲍曼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是一场实践。分为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两个部分：第一，国家扩展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和臣民的社会生活。正是国家希望通过约束与训导人们的行为建立社会秩序的意愿，使得原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家设计了监狱、劳动救济所和其他社会机构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阐释者：市场自身能够为自己提供合法化依据，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衰落。
结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现代性最显著特征就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而在后现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与权力的分离。
权力技术的变化
前现代的统治技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
现代的统治技术：全景监视（福柯）
后现代的统治技术：单景监视（多数人通过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关注少部分人）
3、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流动的现代性》（2000年）
在该书中, 鲍曼将“流动性” 一词引入现代性的思想领域,指出: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在时间意义上(从有效地阻碍它的流动或者使流动无关紧要的意义上说),流体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状,相反,它是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的;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占据某一空间,毕竟只是‘短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
现代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绩效产生约束。
其次，资本与劳动力分离。在现代性中，劳资双方紧密结合。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资本单独地离开劳动力而自由流动起来。
最后，权力与政治的分离。真正的权力（以资本形式呈现的权力）超越地域，居无定所，而政治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具有地域性和局部性。

第三节  后现代性的描述性分析与批判性质疑
一、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
1、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随着现代性受到质疑，社会学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正当性。
后现代社会学：代表了社会学对一种新的社会情景的回应策略。是一种阐释社会学，是对后现代社会的符号化，但它并未根本改变与研究对象的模仿关系。（例：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
后现代性社会学凸显“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但鲍曼并未建构一个完备的分析框架。
二、后现代的道德
现代性是伦理时代，伦理先于道德，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结果用对规则的付出代替道德冲动，用他治的论理责任代替自治的道德责任，导致了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大屠杀）
后现代时代：意味着伦理时代的终结和道德时代的到来，后现代社会情境的碎片化、生活追求的插曲化以及伦理规范的多元化使道德丧失了伦理基础。
道德是一种“先于存在的存在”，在探求道德的过程中，道德自我得以生成。这种探求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为了他者”的道德。
三、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
世界化表达的是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除此外还只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建构。全球化指的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后果），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不是全球性倡议和行动。
1、资本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面临困境
2、资本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现代性和大屠杀》
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各个方面的进步,它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全面的理性化的建设。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挑战和危险。
鲍曼：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反常事件,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悲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配合的社会集体行动。
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鲍曼从现代性的三个特点对为什么犹太人是牺牲品,为什么大屠杀是可能的,为什么大屠杀没有被禁止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现代性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从头到脚都体现着“计算”的精神。大屠杀最基本的理由建立在例行的计算精神之上。
（1）犹太人的特殊身份
A、对于上层阶级贵族和乡绅来说,他们是奴仆。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因此只能在经济中谋求发展。但对于更底层的阶级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因为犹太人是他们唯一接触的剥削者。犹太人“集可怕的金钱力量与社会的鄙视、道德的谴责和审美的厌恶于一身。”
B、“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间的民族,是一个无民族的民族。”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它与希伯来人只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地域分散但是在所处地都被隔离。
隔离在前现代社会不是一个问题,但随着现代性的上升,犹太人的隔离成了问题。
“就像现代社会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种隔离现在也不得不受到制造、搭建、理性地讨论、科学地设计、执行、监控及管理。那些前现代社会中的统治者可以采取看守员那样闲适和自信的态度:社会可以自食其力,以一种小得难以察觉的变化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自我生产。然而,他们的现代继承人却不是这样。在这里,任何事物都再也不能想当然。没有被栽种的事物就不应该生长,任何自生自长的事物都必定是错误的,因此也是危险的、会危害和破坏全盘计划。看守员似的自满是个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相反,需要的是一个园丁的态度和技能:对草坪、花坛和分开草坪与花坛的沟渠要有详细的设计构思;要有眼力判断和谐的色彩,还要有见识来区分令人愉悦的和声与令人讨厌的杂音;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并同时保留整个设计和限定的那些部分。”
（2）现代社会对犹太人的隔离
A、纳粹上台之后, 组织生物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成立科研机构,调查犹太人问题。
启蒙打倒了迷信和神话, 科学成为唯一的正统信仰,科学家成为先知和神父。启蒙运动认为一切都是可知的, 可以进行客观研究的。真善美,实然与应然,都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同时在这个时期,达尔文主义非常盛行,生物进化论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人们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B、纳粹视德国人是优等种族,犹太人是劣等种族,是细菌、害虫,为了优化德国人种族,为了后代人的体质,为了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必须将犹太人这种遗传不良、有缺陷、遗传犯罪的种族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掉。这就是大屠杀用科学在逻辑上取得的正当理由。
从启蒙运动起,现代社会利用科学对自然和自身进行积极的管理。“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 社会被看作是管理和设计的对象,是一个花园,社会管理者是园丁。他们根据科学的原则将园中的杂草除去。
2、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
大屠杀和现代性是紧密相连的,现代文明在大屠杀中扮演着积极而非消极的角色。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现代社会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紧密合作和分工, 没有合作和分工，人就会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由此引发了技术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分离。工人关注的只是自己能否完成任务,是否有效率、是否能够达到获利的目的、是否能够晋级,至于事件的整个后果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无关。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很好地工作,而使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到损害。
随着劳动、专业知识和职能——精确分工的到来，几乎每一种事业都需要很多人去从事，每个人都仅仅完成整个任务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卷入的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令人信服地主张最终结果的“著作权”。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
伦理与道德
在观念上，伦理是一种法律体系，它对普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做出判定，还将正义和邪恶断然分开。因而，哲学家、教育家和传教士常常是伦理的规定者。
而在一个承认道德无根源、缺乏效用而且仅靠习俗行事的社会存在的只能是无论理根据的道德，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义，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是道德自己建造了自己。
伦理陷入危机
因为，不仅道德，就连社会也是自我建构的，而且社会一开始就是通过自我建构而存在的，仅仅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伦理规则：他治的、外部强制的伦理规则
伦理希望成为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即它是一种并且是惟一一种相互一致的箴言，这种箴言应该被任何有道德的人遵守，这种箴言把人类道路和目标的多元性看作一种挑战，把道德判断的模糊性看做是热切希望被校正的不健康状态。但多元主义的到来打碎了伦理的这种希望。
此外，伦理规范将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在目前只是潜在的，是一种尚未产生的可能性。
道德：强调自我的自治责任，道德责任——在能与他者相处之前首先为他者考虑——是本我第一位的实在，是社会的起点而非社会产品，无论是通过习得知识、进行评价、承受苦难还是付诸行动，道德责任都先于所有对他人许下的诺言。因此，它没有根基，没有原因，没有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