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的死亡，如自杀、车祸、人质危机之所以有意义，主要在于它们充满了激情和刺激性,是因为那些非正常的死亡。引起了大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它不再是单个个体的毫无意义的死亡，这些死亡引起了人们的社会回应和反响,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谓的象征交换,也就是“给予-回馈”的系统。
2、其次，布希亚的死亡观是建立在原始的象征交换基础上的死亡观，也就是具有“意义”的死亡。在原始社会的生死观中，生死之间是轮回的。在原始人那里,交换不随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不论是活人之间,还是在活人与死人之间，象征交换都永无终止。这是一个绝对的法则:义务和互惠不可逾越,谁都无法逃脱,不论何人何物都是如此,否则必死无疑。”
同样,在布希亚看来,我们现代人与原始人并无生命差别，虽然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我们仍未摆脱生命与死亡的相互性,只不过我们与死亡的交换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不是原始社会那种公开的象征交换仪式,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死亡,诸如人质危机、自杀和交通事故等形式,来与死亡进行交换。
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的生存权和生命权,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理性战胜西方神性所取得的取得巨大胜利。可以说,人道主义与西方文明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人道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它不但成为一种文明社会的进步思想,而且也成为了文明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针对人道主义的辉煌成就,布希亚从其象征交换的理论，对人道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以死刑的废除为例,他指出,无论是关于死刑的左翼或右翼思想,即主张废除死刑和反对废除死刑的两方面,他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两者都是在试图控制“死”的权利,一个是必须去死,另一个则是不让去死。但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没有让死刑进入象征交换,没有使死亡与生命进入自由的循环。
布希亚认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于其把“死亡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从这一点出发,它陷入了最严重的矛盾。……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道主义争议的出发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人道主义是这一系统的最终完成。……人们就这样仅仅根据一种文明是否尊重作为绝对价值的生命,来判断这种文明是否进步”。
打着“人道、进步和文明”旗号的西方的人道主义,从近代以来,在它逐步取得对生命的话语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把“死亡的权利”也纳入自己的权力地盘,这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方面。人道主义及其现代机构在逐步取得对死亡的垄断权的同时,也将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假如人道主义完全控制了对生命与死亡的垄断,如果没有象征的回应和反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体制必将崩溃。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场境中的拟像关系的三个不同阶段（“三重秩序”）
1、第一个阶段：“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
人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为“仿造”。
这一阶段的拟像是自然主义性质的，是“在意象(也就是在摹仿和伪造的二元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与仿造对象的关系是和谐的、乐观的，而且，它的存在性，是要去重建出那个以上帝为意象的自然之理想结构”。此时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向自然学习，人依从自然规律、模仿自然存在方式，并依自然为参照制造物品。 （《拟像与拟真》 ）
2、第二个阶段：“工业时代”
拟像方式：“生产”
此时发生作用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律”。
此阶段为生产主义性质，是“在能量与动力的前提上存在，那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目标,想要造成永不间断的全球性扩张，以及某种能量的无限解放”。人们主要不再是面对自然物质存在,而是生产出自然界没有的人工制品，生产不再仅仅是仿造自然，而是在物性存在中制造人的有用性外部世界。这个阶段就是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建构的社会历史场境，人创造了经济价值存在的王国，却在这个物性生产中迷失了自己。（布希亚在《拟像与拟真》 ）
3、第三个阶段： “受代码支配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拟像是在“信息、模型,以及赛伯操控的游戏之上建立起来的,它完全的操作性,超级现实,它的目标就是总体控制”。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人不再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拟真建构世界,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拟真已经是反拟像的,因为前两个阶段中的拟像关系都是有对象性世界和指涉物的,而第三个世界本身是无对象无指涉物的,这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无外部指涉关系的代码关系世界,或者叫自体性结构性价值世界。（《拟像与拟真》）
在新的第三阶段的拟像之中,“资本不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它开始操纵以“拟真模式”为支配结构的伪现实———超级现实。
布希亚认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基础不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建立在多重拟像伪相之上的幻觉。这个新的伪世界的构成元素的就叫拟真，而由这种代码自我模拟的超级真实建构起来的伪世界则叫超级现实。
“拟真” 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替代性概念。拟真：“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决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以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
拟真，比真实更真实，因而是真实更彻底的死亡。所以，布希亚说，真实现在成了一条被人遗弃的“母狗”。拟真的呈现方式表现为真实的逼真在场性，布希亚也将其指认为超级真实。超级真实是一种遮蔽谋杀真实的“完美罪行”的新幻觉，但这个幻觉是“一种从大众传播和数字理性用技术合成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形式”，今天的真实与幻象的关系更加复杂难辨。
布希亚认为，相对于经济的交换价值中基于效用功能的确定性之真，今天的存在都具有了不确定性。这也就是说，过去只是在社会的象征交换和神性关系中才存在的不确定性，现在已经由超级现实逼真地居有了。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此处的超级现实的“拟真社会”，这是一个本体论中的恐怖事件。
从《物体系》一书开始，布希亚就始终在将实体物转换成物的我性功能和符号象征功能，现在，物性存在被全新的拟真替代了；第二层转换，相对于物性存在的具象性，不定性过去恰好是布希亚对象征交换的理想性规定，可是现在，不确定性却以疯狂的拟像方式占据了原初象征(真实)的本体性空位。
在今天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时代中，现实本身被由代码和拟真的超级真实吸收了，新的拟真原则将代替原来那个价值规律时代的现实原则管理这个新世界。（布希亚）
除去作为死亡在场的象征交换的真实世界，出现了四个相互叠映的伪现实场景：一是布希亚刚刚批判过的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伪物性世界，二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的交换价值的伪关系世界，三是他前不久刚刚认证的符号交换价值的代码伪世界，第四个伪世界是他的新发现，即今天突现于代码之上的拟真的超级现实的伪世界。
在这第四个伪世界之中，我们完全失却了生存的目的，因为生活是由各种拟真模式生成，作为虚假社会关系图绘的意识形态也消解了，因为今天的这种最新的拟像之中没有原初的真实，所以，只有拟像，而没有意识形态。可是，拟像比意识形态更疯狂。由此，布希亚完成了从资本主义“符号社会”向由他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拟真社会”的转换。
二、评价（见课本p317）
凯尔纳：布希亚的前期理论是在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布希亚在其转折时期提出的“文化革命”或“总体革命”（即与象征交换有关的理论）缺乏理论的论证，同时更与他对课题系统、模仿世界的理解相矛盾；在其后期，布希亚则以某种后现代主义者的姿态来尝到某种恶意的玩世不恭和贵族式保守主义了。（这是其中一人观点，其他的请参考书上内容^_^）
第十章   鲍曼
第一节  鲍曼其人及其主要著作
齐格蒙特•鲍曼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被认为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一、生平经历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
研究主题：关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
著作：《阶级与精英之间：英国劳工运动的发展》（鲍曼的第一本英文著作 —）、《作为实践的文化》、《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论批判社会学》、《解释学与社会科学》、《阶级的记忆》
2、第二阶段：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初期
研究主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通过后现代的理论策略来凸显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内在的两难困境）
著作：《立法者与阐释者》、《自由》、《现代性与大屠杀》、《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现代性与矛盾情感》
3、第三阶段：90年代初中期
研究领域：描述后现代社会状况，主张建构后现代性的社会性与后现代性的伦理学
理论特征：强调后现代性所具有的独特性
著作：《后现代性的通告》、《必死性、不朽性与其他生命策略》、《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性及其不满》
4、第四阶段：90年代迄今
阐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著作：《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寻找政治》、《流动的现代性》、 《个体化的社会》、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被围困的社会》、《流动的爱》、《城市：恐惧与希望》、《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流浪者》、《欧洲：未完成的冒险》、《认同》、《流动的生命》
 核心主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鲍曼的理论经历了反思现代性——肯定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性的过程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在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鲍曼坚持认为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应,是现代性的直接产物。对鲍曼而言,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现代性的附属物。社会学不仅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和服务学科而发展,而且它潜在的世界观、概念工具和策略都由现代性的实践和宣布的野心所发动。
一、“后现代性”的多重内涵
1、经验的角度：后现代性＝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
 “‘后现代性’的概念把握和阐释的仅仅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别——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这一点而言,后现代性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价值。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是对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估,对他们集体发挥的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他们的新策略。”
知识分子对后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焦虑、脱位(并) 失去方向”的感觉。
首先,当今世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提供“对认识真理、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等问题的权威解答”;
其次,知识分子传统的合法化功能已被更经济有效的“诱惑与压制”机制所抹杀;
最后,知识分子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潜在) 的影响和控制地位已为“资本家”和“官僚”所取代。鲍曼指出,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忧虑、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构成了“后现代性”概念的真正所指。
2、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觉醒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视角（认知视角）
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拒斥。后现代性是正在成年的现代性,它是从远方而不是从内部反观自身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与其自身的不可能性相妥协的现代性;一个自我监控的现代性,一个有意识地抛弃它从前无意识地做过的那些事情的现代性。
3、后现代性代表一种成熟的社会系统,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
崭新的社会形态指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
消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鲍曼指出,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已经稳步地进入到认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存在的。工作逐渐离开它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被消费自由所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