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世俗人生的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最为深入的莫过于刘震云了，他的不少作品都努力从官场权欲的争斗中，坦现人们灰色的精神状态。小说《官司人》写某政府机关里的权力争斗，凸现出人们畸形的人格和心理。部里新换了部长，传闻这个局的局长、副局长之间不团结要大换血，又听说原局长老袁留用，并由他重组班子，他要把七个副局长全换了，引起副局长们的不满，老袁成了众矢之的。八个局长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拉小山头、打小报告，捏造罪名、胡乱整人。整材料放暗箭，竭尺全力把对手搞下台；走路子找关系，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位子。部里派下调查组，搞民意测验，找群众调查，结果却是调查组组长老曲当了局长，因为他是部长的亲信。最后副局长中仅留下两个，老袁与另一位副局长调走，其余的四位副局长全部退休。作品在叙述局长老袁难堪的处境时说：“难的倒不是工作能力达不到，工作干不了，而是身边几个人捣蛋，相互看不起，相互不服气，有隶不往一个壶里撒，撒得遍地都是，等着让老袁去收拾。有劲儿不往工作上使，相互拆台，相互想看笑话，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不知哪来的那么多阶级仇恨！这还像党的机关吗？但老袁说服不了他们，拢不住他们，最好现在老袁突然有一天死了，把位置让给他们才好。”这种争权夺利而显示出的卑劣心态无耻行径，将人们的灰色精神状态描述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池莉的《白云苍狗谣》以流行病研究所的人们为争夺所领导的职位而费尺心机，揭示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灰以人生。有人反映所里画宣传画的阮宣与一有夫之妇有染，李书记、张干事决定去捉奸，捉奸未成却闹起轩然大波。李书记调走已成定局，为能得到这个位置不少人四处活动。张干事告汪所长滥发日用品收买人心，希望能获得研究所书记之职；黄副教授自荐为研究所所长，并拟订了一份流病所的改革方案；许多人则认为刘干事既然懂行又没整人之心，推举她当所长，为此而引起所里人们的勾心斗角各显神勇。然而，最后上级却让不学无术逢拍马的郑尔顺当了所长，汪所长调整为书记，李书记调出却升了一级。这导致了黄副教授的醉酒骂街，刘干事的愤而辞职，张干事的调出研究所。辞职的刘干事对大伙说：“……我突然感到一种憎恶，一种很深的疲倦。我想到自从我进这个所工作以来，所里就没有平静过几天。十年里，所领导几次更替，生一次都复杂得不得了。其实呢，不论汪所长王所长，李书记孙书记，都是想把工作搞好，可就是影像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头，就想尽办法抓住对方短处。这样何年何月是了个了结？我真累了，我讨厌这一套了。”权力争斗中人们的阴暗心理心态被揭露得原形毕露栩栩如生。
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们对世俗人生中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是多方面的。刘恒的《两块心》揭示了人们居心叵测见利忘义的精神状态。主人公乔文政在粮栈做合同工过于卖力，遭到同事的嫉妒陷害，后他受雇于老同学郭尚真去服装厂工作，日夜忙碌却受尺剥削。方方的《白雾》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是非颠倒无是无非。主人公田平开出租车斩客，后却成了改过自新的典型四处演讲。记者豆儿先撰写题为《正义的胜利》的文章，报道吴教授离婚为法庭驳回的经过，后却撰写褒扬吴教授的新闻，大谈他新婚的妻子如何支持吴教授的科研工作。刘震云的《单位》突出了单位里人际之间的尔虞我诈微妙关系。处长老张被提升为副局长后，老孙、老何为了得到处长的位置四上活动勾心斗角。新写实小说在对世俗人生中灰色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描绘中，表现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世界的关切，他们写出了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精神状态的畸变，体现了作家们对当代社会精神匮乏的思考和焦虑。
新写实小说创作，在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的写真中，在揭示现代社会物质的匮乏时，透露出作家们的生命意识；在世俗人生的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中，在针砭现代社会精神的匮乏时，洋溢着作家们的人伦意识。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的关注和描写，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品充满着人本色彩，洋溢着人道精神。
 三、新写实小说的艺术特色
倘若说寻根文学努力在人类远古历史的深处寻觅文化之根，而疏远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倘若说先锋文学刻意在文学形式的探索中追踪文学新潮，而忽略了对文学内容的关心；那么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在注意汲取一些新的形式和手法的同时，更注重文学创作的实际内容，努力将文学与现实人生紧密地连在一起，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在新写实小说的取材、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们可以作为衡量一篇作品是否是新写实小说的依据。
1．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
1988年刘恒谈及他创作的小说《四条汉子》时愤愤然地说：“近期的小说讲究文化，讲究人类，讲究忧患意识。写小说捎带了多么多讲究，真是越写越难了，摇杆的人迟早要给讲究到边个像样的屁都放不出来的地步。我崇拜这些高大的讲究，但我疑心写小说时念念不忘它们是否恰当。”这表明了刘恒对故作深与崇高的躲避与反对，以及对真实生活庸常人生的关心与注重。刘恒的《四条汉子》，以桑峪曹伍奎患食道癌而死、是火化还是落葬为主要事件，叙写了曹家四条汉子平凡而琐碎的人生故事：大儿子国槐是腰缠万贯的桑峪建筑队承包人，他一心卢钻入党内因此将父亲火化，把寿材送给了村支书；二儿子国榆是桑峪第一台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在老婆的撺掇下千方百计想搬进父亲为老三盖的新房；三儿子国柳是雁翅小学的语文老师，又是业余剧团的名角儿，追求同校的女体育教师，却被她轻而易举的地踹了；四儿子国杨是桑峪的候补流氓，最终因为撬窃供销合作社的货物而被关进监狱。作品絮絮地进述庸常琐碎的人生故事，在写出四条汉子不同生活态度生活道路时，也刻划了他们不同的秉性。谈及此作时，刘恒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四条汉子》来源于我的亲戚。”关注现实生活，瞩目庸常人生这成为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共同追求。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大多以现实社会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客观真实地再一作家门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现实人生，他们所写的以方方的话来说“其实都是身边事”。几乎没有金弋铁马的浩之气，同乎没有生离死别的惊心动魄，有的只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恋爱、结婚、怀孕、打胎、生孩子、带孩子，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挤，气候的令暖、菜价的上涨，小夫妻间的打情骂俏、争争吵吵，婆媳之间的鸡毛蒜皮、勾心斗角，似乎大多就是发生在你我家庭中的琐事。即使走出家庭，所展示的大多也是发生在你我之中的身边事：上班、下班、打瞌睡、磨洋工、挤车子、谈妻子，工作的繁忙、奖金的多少，单位的远近、职位的竞争，同事之间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大多就是你我单位里面的凡了小事。
在描写普通人们生活中的身边事时，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努力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池莉在《我写〈烦恼人生〉》一文中说：“我下班得挤三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车老坏，路老堵塞，可我又拼命想早点到，想将自己的这份工作干得让别人说不出闲话。……我得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太阳出来得赶紧晒被褥，气候变化了得赶紧换上时令作品。我还得孝敬父母、侍候久丈夫，应酬朋友，灭蚊灭鼠……与此同时，还得读点书，写点什么。我很想对一切都应付裕如，但总也办不到。”池莉的《烦恼人生》就将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放到了创作创作中，因而主人公印家厚平凡普通的一天，在作家的笔下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半夜里孩子的跌下床，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为父亲祝寿买礼物的奔波，房子将拆迁的烦恼……一切都是这样平平常常零零碎碎，但却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操作工的烦恼人生，我们可以从这种“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且又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展‘问题’与‘诗意’”。新写实小说作家们表现出对下层社会里人们命运的同情与理解。开车铺的田二道将铁悄撒在胡林村的大陡坡上，想以此扩大他的修车生意（刘恒《陡坡》）；拆迁户陆建桥尴尬地寓居在姐姐的家里，做着早日搬进新房的美梦（方方《黑洞》）；落榜的考生们参加高复班，受苦受累拼足全力准备再考一次（刘震云《塔铺》）；守寡的小女子努力求生存，含辛茹苦挣扎着带大七个孩子（池莉《你是一条何》）。还有的新写实小说描写出租车司机斩客被告（方方《白雾》）；或叙述集中训练的新兵争强好胜（刘震云《新兵连》）；或描写打工他的被剥削受欺凌（刘恒《两块心》）；或叙述知识者的被奚落受嘲弄（方方《行云流水》）。在对这些下层社会里日常生活的叙写中，展示普通百姓的生态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含蓄地表露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
很多论者认为新写实小说具有还原生活本相的特性，其实文学创作真正要做到还原生活本相似乎的是不可以的。作家的创作从生活到作品总有一个对生活的选择取舍过程，不可能完全是生活本相的还原，倘若作家的创作完全是生活本相的还原，那也就不成其为文学创作了。新写实小说的特性之一是作家对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不回避、不隐匿，不夸饰、不拔高，不为了达到主题的深刻而故做姿态，也不为了追求思想意义而努力地“去粗取精”，而是注意生活的丰厚复杂，注意人生的多姿多彩，并且大多以冷静平实的语调写来。《上海文学》在1992年第2期发表叶兆言的小说《艳歌》时的《编辑的话》中说：“《艳歌》叙述一对大学生从谈恋爱、毕业分配、结婚、生孩子、过小日子到闹家庭矛盾的整个过程，作者写得客观、冷静，正因为笔下的人物不是某种政治意义、道德意义或者某种哲学观念的符号，无所谓‘美’，无所谓‘丑’，无所谓‘高’，无所谓‘低’，所以作者也就隐去了在某种作品中常见的‘爱’与‘憎’。然而，作品描写这样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和生活决不是无意义的。当社会摆脱了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与道德色彩之后，作家看到的是一种原色的生活、原色的人物。”从某种角度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看重文学创作的源于生活，而看轻文学创作的高于生活。
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主题的模糊乃至消解作品常常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指向”。其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并非太故意模糊和消解主题，它强调的只是生活本身，强调老老实实地写生活，“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要矫情，不要造作，不要取悦于谁，更不要屈服于什么，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历史，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人类的欢乐和呻吟，也感受自己生命的流程”。这种不矫情不造作、以自己整个身心去感受去创作的追求，正是新写实小说创作的特征之一池莉在谈到他的《烦恼人生》的创作时就说：“……我很怕直露地写出思想，而认为应该含而不露。我对人的感受很敏感，中国人很苦，能自我忍耐，印家厚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我的作品完全是写实的，写客观的现实，拔高了一个，就代表不了人类。作者的作用中只是在技巧上的凝练，使小说不那么单调、枯燥、冗长和无意义，实际上是生活现象的集中、提炼，是生动的细节忍气吞声组合，《烦恼人生》中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毫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对生活现象作适当的集中和提炼，客观而不拔高，真实而不夸饰，含蓄而不直露。新写实小说虽然不刻意作思想道德文化伦理的评判与教诲，但是作家并非努力去模糊乃至消解主题，在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和体悟到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曾卓在池莉的小说集《太阳出世》的跋中就曾经写道：“我们应体会得到，在作者似乎不动声色地涂写人生诸相，有时近乎白描时，从选择题材到表现题材，都寄寓着她对生活的思考、体验，她的家憎，她的批判和追求的。”“她力图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卑微的向往和希望……没有故事的铺展，没有技巧的卖弄，没有浅薄的乐观主义，然而却自有吸引读者、感染读者的力量。“刘震去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该体现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写作前总是有了独特的体验，然后再写作。”新写实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已人中国传统的启蒙者与俯视视角和焦虑情绪，而以形而下的平凡与平实与平民的平视眼光、平常心态。关注和描写芸芸众生平平常常的生活，将他们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融入作品中，含蓄地透露出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新写实小说创作的这种特性，正如作家范小青谈及新写实小说时说的：“小说写凡人小事，锁碎的细节，表面上无甚意义，但我觉得在骨子里还是有内容的，只是这些内容不像过去那样集中，直露，而是分散在全文中，小说的深度意义不能概括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2、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
1987年池莉的《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发表时，该刊《编者的话》中介绍说：“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它那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它那既有故事、又没有故事模式，让主人公面对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自由行动，因而就像植物的生长发育那样，不是预先定型而是逐渐定型的结构形态；它那接近于提供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它那希望由读者自己面对作品去思考、去作判断的意愿。”这种概括可以说道出了新写实小说叙事结构的特点：不重情节结构的过分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我们将这种特征称为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
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是采用了十分典型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小说以尾随主人公猫子行踪的叙事方法叙述作品。作品选写天气太热，营业员猫子卖出的一支体温表在顾客手里爆了，下班了本准备回家的猫子去女朋友家。接着作品就描述猫子在女友燕华家的种种生活细节：猫子在公用厨房里大汗淋漓边炒菜边与女人们聊天，猫子和燕华在门口放好竹床摆上饭菜，猫子与燕华父亲边喝酒边说体温表爆了的奇事，猫子和男人们边吃饭边看国际新闻，猫子与燕华上楼在闷热的房间里亲热，猫子与邻居们说体温表爆了的怪事，燕华父亲和街坊们讲毛主席吃豆皮、金日成吃汤包的故事，燕华与女友们一起逛大街吃零食，猫子听作家谈他小说的构思，凌晨燕华开车见猫子摊成个大字睡在竹床上。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生活小事，集中描述主人公猫子在女友家的日常琐事，作家似乎随着猫子的行踪事无世细地录下了他的所作所为，构成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却真切地展示了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方方在谈到她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们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序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的事来得漂亮和巧妙，为此，想写小说，不必作什么刻意的观察乃处心积虑地收集什么素材，闭上眼睛，你的经历便如潮般自动涌来，只需牛来一些，组成文字，加上姓氏，集中一起，便是人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了。而小说中的人物，随便放一个到你的生活里，他也只会是如鱼得水，并不给人做作之感。”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描写生活，保持生活的自然形态，这就是方主的经验之谈，她的许多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写成的。小说《黑洞》尾随着借住在姐姐家的拆迁户陆建桥 的生活流程叙写故事，从而突出小人物人生命运的难以捉摸和把握。作品选写陆建桥在下雨的晚上察看对面三楼那套空关房子的窗口，想等那灯亮了去与主人商量高价借住。接着写回家后妻子要他到房屋开发中心多跑几趟，陆建桥思量近几个月姐姐、外甥女对他一家的敌意。然后写陆建桥睡的沙发翻身移动引起妻子与姐姐半夜的口角，在儿子身上出气后陆建桥破门而出。上班时他得罪了来照相馆取照相的老头儿。下班回家妻子告知新房已竣工，但要按迁出的先后编号。陆建桥 得罪的老头儿告到报社牵连到摄影师大陈，陆建桥忍借款去老通城请客赔罪。他去房屋开发中心找到小路送礼请客，想早日搬进新居。他接受局调查组的调查帮助，并在单位大会上作检讨。下班路上他心血来潮去看新大楼，回到家妻子告知小路说事情难办，他家得最后一批分房。屋里停电了，心烦意乱的陆建桥 起到巷口，他似乎觉得那套空关房的灯亮了，就上楼去找房屋的主人，邻居说这家根本就没有人。作品就这样尾随着陆建桥日常生活的流程写来，平平淡淡就是真，琐琐碎碎也是情。这种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在似乎没有故事的生活流积的叙写中，揭示主人公尴尬烦恼的生存状态。方方在谈及这篇作品时说：“坦率地说，它甚至并没有作什么特别的构思以及人物的安排，几乎是写到哪算哪——因为急于了结那笔文债。但是《黑洞》中的人物及故事，却是闭上眼睛就能出现的。在都市里生活了30年的我，对陆建桥们的底细太了解了。”作家对所描写的人物生活及其环境的熟悉，作家注重对真实生活的叙写，使她择取了“没有作什么特别的构思”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读来真实而生动，细致而感人。
刘震云谈到他的小说《一地鸡毛》时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就以“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为叙写内容，以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展示主人公小林窘困的生存状态。作品以小林买的一斤豆腐变馊了写起，豆腐变馊引起了夫妻俩的争吵，查水表老头的上门却无意间制止了事态的发展。老婆因单位太远想调动，小林由老张介绍，找到欲调人单位管人事的头头，老婆另外又托了在那单位工作的处长，管人事的头头却停止了努力。小林夫妇硬着头皮上门去送礼，却碰了壁。乡下来了小学时的老师看病，小林却无力相助。孩子病了夫妻俩急忙带她去医院，单位通班车了，老婆就不想调单位了。为孩子进幼儿园小林四处奔波，幼儿园尚未落实小保姆却突然辞了职，邻居意外地帮孩子进了幼儿园。小林排队买单位可报销的大白菜。小林下班为卖鸭子的大学同学收了10天帐，得了二百元。小林请假去拉蜂窝煤。小林收了查水表老头儿送的微波炉，疏通了老头儿家乡被压在处里的报告。小林跑遍全城高价买到了木炭，送给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小林买完豆腐上班，收到有关来城里看病的小学老师病逝消息的来信。林林总总琐琐碎碎，都是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拉拉杂杂絮絮叨叨，尽为道不明的世俗家长里短，作家就顺着主人公小林的生活过程录写，似乎没有故事的曲折离奇，似乎没有结构的跌宕起伏。作品以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以这些平凡、琐碎、偶然的日常生活琐事和细节，展示出主人公窘困而尴尬的生存状态。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被人称为平面叙述，作品常常不采用传统小说的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按照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杂乱而无序的日常琐事、自然而庸常的生活事件。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有的常以人物恋爱结婚的生活流程结构作品，以发生在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平平常常的人生琐事构成故事（《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结婚年》、《艳歌》）；有的常用官场争权夺利的矛盾发展结构小说，以发生在单位内部人员之间的蝇营狗苟的勾心斗角形成情节（《单位》、《官场》、《官人》、《白云苍狗谣》）；有的常顺着人物人生历程的先后结构作品，以发生在人物生活经历中的人生琐事构成故事（《力气》、《你是一条河》、《狗日的粮食》、《风景》）；有的常依照主要事件的发生顺序结构小说，以主要事件里各色人等的所作所为形成情节（《四条汉子》，《落日》，《关于行规的闲话》、《塔铺》）。新写实小说这种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使作品读来自然流畅、真切生动，就像走人你身边的生活，接触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显示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 3、世俗化的平易语言。 新写实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浓浓的平民意识，这不仅是由于作品描写的对象大多为现实生活中的下层平民，还在于新写实小说中常常运用世俗化的平易语言。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以清醒的平民意识，常常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以俚俗之语描写几俗场景、世态人情，在近似老娘都解的平易之语中，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地叙写平平常常真真切切的世态世情。在谈到新写实小说创作时，作家范小青说：“过去写小说总围绕着中心思想，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推敲，而现在小说则不然，张三说的话很可能很罗嗦，很平淡，很粗俗，也和主题没多大联系，但因为生活中张三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在小说中也这么说。”囫关注生活的真实性，注重语言的本真色彩，不避粗俗不避罗嗦，重视世俗生活的描写，重视世俗语言的叙写，成为新写实小说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 与先锋文学追求语言的雅化不同，新写实小说常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作品常透露出一种浓郁的民俗色彩。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里，那种热烘烘的夜晚，女人们边烧晚饭边说长道短，那种晚上都在门口吃饭睡觉纳凉的夏夜景象，都在作家平易通俗的语言中絮絮写出，充满着民俗意味。小说中纳凉时王老太的一段数武汉的小吃通俗而生动，别有情趣： 王老太搬起指头数开了：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堂的小小汤圆，王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汰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王老太的牙齿不关缝，气一急普出了一挂口水。她难为情地用手遮住了嘴巴，说：“丢丑了丢丑了，老不死的涎都馋出来了。” 王老太这一段如数家珍般的说武汉的小吃，通俗而平易，王老太这种作为老汉口的自豪，这种精神会餐的满足，和数小吃的口水直流的模样，真实而生动，使江汉路的纳凉之夜溢出浓浓的民俗意味，使作品中人们并不丰裕的生存状态多了几分温馨，也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地弥漫于字里行间。在新写实小说中，方方的《风景》以通俗冷漠之语叙写生活在河南棚子里人们的世俗人生，那种酗酒与殴斗、打骂和调情，那种挣扎与奋斗、生存和生命，在世俗人生的展示中透出民俗色彩。刘恒的《四条汉子》用通俗朴拙之语描写奋斗在桑峪村内外的四条汉子的人生故事，那种背着病笃的父亲看承包山和宅基地，那种正月里乡村场院上上演梆子戏的欢乐，在乡村故事的讲述里沁出民俗意味。池莉的《不谈爱情》以通俗自如之语叙写生长在花楼街上的小市民的庸俗环境，那种粉香脂浓营歌燕舞的过去，那种不知羞耻泼辣风骚的景象，在市民人生的演绎中透出人生真谛。刘震云的《单位》用通俗厚重之语描写小小单位里的人生闹剧，那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作为，那种拍马奉承苦心钻营的面目，在人际的争斗中显出世态人情。新写实小说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俗风俗尚，使作品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充满了生活的原汁原味。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生活，作家们注重对本色生活的摹写而常常不避粗俗，常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语、世俗之见，使作品在原汁原味生活的展示中见出独有的情趣。在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在叙写公交车司机燕华与女友们逛街时，作家写道： 燕华说了今天她车上售票员小龙和乘客相骂的事。说是两个北方人坐过了站，小乜要罚款。北方人不肯掏钱，还诉了一通委屈。小乜就说：“赖儿叭叽的，亏了裆里还长了一坨肉。” 北方人看着小也是个年轻姑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问：“嘛？” 小乜也大声地告诉他们：“鸡巴。不懂吗？” 北方人面红耳赤，赶快掏了钱。 四个姑娘笑得一塌糊涂。燕华顶快活，说：“个婊子养的，家里一个老头子，一个男朋友，想讲给人听又讲不出口，憋死我了。” 售票员用粗俗之语，使不肯掏钱罚款的乘客乖乖就范。这在燕华的复述中，粗言俗语依然生动有趣，将售票员小乜姑娘的泼辣粗俗勾勒得十分真切，也突出了四个姑娘间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把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十分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描写瘦袋曹杏花偷摘邻家爬过墙的葫芦为邻家所骂，而疲袋则只骂葫芦不骂人，把葫芦骂作勾引人的骚娘们：“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的货哩！明几个记着，有骚憋在自家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这种指桑骂槐的粗俗之语令邻家女人只剩了拔葫芦秧的力气，而没有半点招架之功。这种粗俗之语把瘦袋的泼辣嘴坏的秉性展露无遗。方方《行云流水》中，描写大学老师高人云去个体户理发店理发却少带了钱，他说以人格担保马上送来，却遭到了女理发师的嘲笑：“女孩鄙夷地一笑说：‘我不认人格只认钱。’她的同伴亦说：‘别信他的，他们知识分子会算计得很。一分钱是一分命。买豆腐恨不得用尺量。一人荷包放一个弹簧秤。’发廊里所有的人都哄笑起来。”这种鄙夷嘲笑的粗俗之语使高人云感到无地自容，导致了他的胃出血倒卧街头。这种粗俗之语把理发师的世俗无理的嘴脸勾勒得十分真切，也突出了知识分子窘困的经济处境。刘恒的《四条汉子》中，老二想要他们爹给老三盖的新房，老大则对老二说：“你少给我拉稍搅臭泥！老婆撒泡尿你就当酒喝，你肠子里的粪什么颜色瞒不过我。回家老实呆着，有啥屁留着过了春节再放！你守着咱爹犯混，小心我不客气。”这种劈头盖脸的粗俗之语把老大的胸有城府老练率直、老二的无主见怕老婆都显露得十分生动。在如上的这些粗俗之语中，常常也展示出人物的世俗之见。 新写实小说常常在真实地叙写生活时，也描述一些十分丑陋的生活场景，不净化不掩饰，常以俚俗之语描写几份场景、世态人情。因此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凡俗场景的描写，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人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囫。这种说法是切中肯繁的。池莉的《太阳出世》中，作家描写“太阳出世”时的场景： “杀了我吧！”李小兰在待产室绝命地嘶叫。 一切都顾不上了。这里哪有什么女人？哪有什么羞耻？进来的都是生育机器。司空见惯的医护人员对痛不欲生的惨叫充耳不闻，她们用熟练工种的职业表情操作一台台生育机器。抓下她们的裤子，量骨盆，摸宫口，剃阴毛……这些都使人疼上加疼。 “求求你们……杀了我！” 李小兰听见自已变了调的声音在空中冲撞。体内的什么东西在撕裂，汗水把她浮了起来，枕头被她抓破了，她并不真想死，但此时此刻她宁愿一死了之。 一个护士在她牙齿之间塞进了一块消毒纱布，说：“乱叫什么！怕疼就不和男人睡觉嘛。” 这一段描写以俚俗之语不加掩饰地展示产妇生育时丑陋的凡俗场景，近似于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将产妇的嘶叫、挣扎、苦痛、煎熬写得分外真切，将接生的程序和过程也写得十分真实，这种丑陋凡俗场景的展示，不仅将艰难的“太阳出世’写得十分生动，为主人公生存的艰难作了铺垫，而且透露出作家自身在人生经历中的生命感悟。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们常常以俚俗之语写几俗场景，在凡俗场景的描写中时常现出世态人情。刘震云的《官人》开篇就生动地描写二楼的厕所坏了屎尿满地蛆虫乱爬的丑陋场景，却道出新局长要调整领导班子弄得人心惶惶。清洁工借机偷懒的事实。刘恒的《连环套》细细地描写清凉涧小窑里挖煤的窑工段兴来、李三更被连环套炸得一伤一死的血肉横飞心惊肉跳的丑陋场景，却写出窑主陈金标碍于亲戚情面雇佣并不老练的炮工酿成悲剧的事实。方方的《落日》细腻地描述了如龙、丁如虎兄弟将病笃未死的母亲送进火葬场停尸柜的卑劣情景，却写出武汉下层市民窘困的生存状态和丑陋的精神面貌。池莉的《你是一条河》细致地描写寡妇辣辣以出卖肉体换取粮食以养活七个孩子的悲哀情景，道出在苦难时代里人们的生存窘境。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以世俗化的平易语言叙写人生故事，作家们瞩目于写出真实生动的生活，注重生活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重视生活的逼真感，而不对生活作美化和粉饰，不避粗俗丑陋，不避庸俗卑劣，甚至追求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赤裸，努力写出生活的本真色彩。池莉就曾说过：“生活给文学的影响最大，而理论家总喜欢找哲学美学影响，写作时关心的是把生活变成自然的、有滋味的语言，写作时比较冷静，总是酝酿成熟再写。” 4、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刘震云谈及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有什么价值。”慰这使新写实小说呈现出近乎“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宋张来在《东山词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丽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新写实小说可以说大多为至性至情之文不雕琢不粉饰识是实实在在地将身边的事情写出。方方曾经说：“都市生活就是许许多多的如我一样的人组成。……自己自然熟知自己。自己自然不必再下到自己生活里，只需化些时间，寻些稿纸，用几个晚上把自己的事写出来给人看就行了。”这种叙写自己熟知的身边事的俯拾即是，这种让生活像生活本身一样展示出来，使新写实小说具有自然的审美色彩。 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作家的真情实感，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虽然作家在创作中尽量不进行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评判，尽量不作善与恶、美与丑的直接判断，只是努力写出自然形态底层人生的生活状态，然而读者从中仍然能见出作家的喜好与憎恶、赞美与针贬。从池莉的《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烦恼忙碌的一天中，编者读出的是：“我们的印家厚太累了！能不能使印家厚一类人到中年的普通公民生活得轻松些呢？作者与主人公、与读者一样，寄希望于改革。”在池莉貌似平静的叙写里，可见出作家的不满和希冀。从方方的《风景》主人公七哥的挣扎与奋斗中，作者意在告诉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该谴责该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在方方似乎冷漠的语态中，可看出作者的愤感与不平。从池莉的《不谈爱情》主人公庄建非和吉玲的爱情婚姻故事中，可读到“人人不可超脱的生存状态的缺陷”，读到“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的意蕴。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的烦恼苦涩的小公务员的生活中，可读出“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读出人们在严峻的生活中精神的磨损与丧失。当然，许多优秀的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叙事语态和风格不尽相同，刘恒在真诚朴实中呈现着凄惨与厚重，刘震云在机智嘲讽中显示着焦虑与愤嫁，池莉在细腻流畅中透露出苦涩与犀利，方方在强悍疏荡中洋溢着感伤与热忱，但是，他们的创作都不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刘恒对改革开放中乡村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揭示，刘震云对人事变动中官场人们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争斗的剖露，池莉对下层社会委会众生的烦恼人生的描写，方方对底层社会普通市民的窘困生活的叙写，都不难看出在他们似乎十分平静冷漠的叙写之中涌动着的激情，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只不过他们在创作中故意表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直面现实而不主观地去判定现实，源于生活而不努力追求高于生活，将自己的情感蕴涵在对原汁原味生活的叙写中。 新写实小说大多描写人们在物质匾乏中的生存状态、在生命力匾乏中的生命状态、在精神匾乏中的精神状态，它们展示的大多是一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在这种人生中徒劳的挣扎与奋斗，从中或显示出无可奈何对命运的妥协与认同，或表现出自嘲自慰的无谓与看破，但是人们总难以走出这种悲哀的状态，这使新写实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悲婉的审美风格，一种独特的悲剧意味。虽然作家们大多以十分冷静的语调叙写这种悲哀人生，不像传统的悲剧故意渲染悲剧气氛、突出悲剧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只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地叙述平凡的人生故事。面对这种不如意的悲哀人生，主人公大多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在默默无闻里认同了可悲的命运，或在调侃自嘲中化解了内心的不平，或在无奈的希冀中淡化心中的抑郁。《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在身上盖着一地鸡毛柔软舒服的梦里，忘却了房子、孩子等一切烦恼；《黑洞》里的陆建桥在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中下坠的幻觉里，暂时摆脱寄居的苦恼；《艳歌》中的迟钦亭在黑暗里手握着女弟子的信，暂且拂去夫妻不和的烦闷；《不谈爱情》里的庄建非在妻子怀孕、朋友调解中，消解了准备离婚的矛盾；《结婚年》中的维扬在结婚年的夫妻相拥中，排解了小两口争吵的苦闷；《白云苍狗谣》里在新所长的上任、刘干事的辞职和张干事的调走中，平息了流行病研究所的矛盾。如此种种，人物面对不如意的悲哀人生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使新写实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婉的情调，使新写实小说表现出一种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以其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世俗化的平易语言、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构成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的独特风貌。然而，新写实小说又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中长成的，也汲取了一些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新写实小说创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它勿容置疑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新写实小说创作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中形成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期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和深化。然而，新写实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又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的创作观念与法国的新小说派甚为相似，在创作的手法上，它汲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些艺术技巧，因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又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显示了现实主义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坛的开放性。  刘震云说：“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现在提倡新写实，真正写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刘震云对中国五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变异状况深感不满，他认为新写实与这种变异了的现实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主潮，但在其发展的坎坷道路上一再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常常发生了某种变异而离开了原来的轨迹。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翻身解放的强烈自豪感、充沛的政治激情、空幻的政治理想等，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削弱了直面生活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1957年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1958年周扬对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都使现实主义的精神受到压抑和削弱，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批判和冷落，关注生活干预生活的创作受到讨伐和围攻，而使五十年代的创作充溢着虚幻的浪漫色彩、空泛的乐观精神和狂热的英雄意味。1962年邵全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五十年代脱离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1963年“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又将趋于复苏的现实主义引入畸途。直至文化革命中“阴谋文艺”的占领文坛，现实主义精神就被打人了冷宫。文化革命以后，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文艺界首要的任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但其中有不少作品依然沿着五十年代的惯性前行，对具有理想色彩的英雄形象的刻画、对带有虚幻色彩的浪漫理想的描画、对具有平民色彩的庸常生活的忽视，使新时期之初的创作依然与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精神有着一定的距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注重写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强调生活的真实性，从这个视角说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把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称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要是有人问我们，现在俄国文学的特殊性在哪里，我们就要回答：在于它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在于它越来越接近成熟和成人状态了。”过去人们“总是粉饰自然，把现实理想化，就是说，描写并不存在的东西，讲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如今则是“在生活和现实的真实性上复制着生活和现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正是越来越跟生活、跟现实有紧密的接近，真实地复制着生活和现实。 恩格斯认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指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极为关注细节的真实，它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它们关注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甚至到了极为琐碎的程度，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煤气水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上班下班、工资职称……。因此刘震云曾经说：“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人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们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的买豆腐、查水表，调工作、来客人，带孩子上医院、为孩子找幼儿园，排队买大白菜、代人看摊收帐，请假拉蜂窝煤、满城去买炭火，在对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主人公窘困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关注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池莉的《太阳出世》中的结婚迎娶、怀孕打胎，妊娠反应、胎动感受，疼痛的生产、烦恼的育儿，烦琐的上户口、欢乐的满月酒，在对人生历程中细节的真实描写中，展示出主人公真切的生命过程，表现出忠实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精神。方方的《风景》中的父亲的喝酒讲战史、七哥的拾破烂捡菜叶，母亲和邻居的调情、大哥与父亲的扭打，七哥的挨骂遭打、二哥的失恋自尽，五哥的发财经过、七哥的恋爱婚姻，在对生存挣扎中细节的生动描述中，坦现出主人公悲哀的奋斗历程，显现出讲究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对生活细节的真切关注和细致描写，常常被人认为带着浓郁的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它们与自然主义的着力表现人的生物本能、着重描写现实生活的非本质的琐碎细节、反对典型化不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的细节描 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真色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味。因此有人认为：“分析现有的‘新写实’作品，可以绝大多数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它也像自然主义那样热衷于生活的表象，热衷于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件和细节，注重人身上的感觉、本能，然而它并不排斥理性，并不拒绝透过生活现象往生活本质深人的努力。所以，它与自然主义其实是貌合神离，而与现实主义倒更多精神上的暗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特征，有相当部分是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细节真实中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追求生活的本真色彩，不作粉饰和拔高，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本色。 别林斯基在谈及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创作时说：“新作品的显著特色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在对姜芙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中，都努力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不描画生活的理想而突出生活的本身，不追求表面的美感而注重生活的真实，努力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 在对新写实小说的定位中，不少人认为新写实小说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甚至指出：新写实小说“……虽然在外在形态上，它和现实主义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但它在实际上既偏离了积极参与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放弃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手法，它和现实主义已是貌合神离”。这种说法脱离了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发展的实际，也与新写实小说本身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往往把典型形象等同于阶级性，并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典型人物仅视为代表着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的先进分子，并把典型环境仅看作是时代的、社会的环境。其实典型形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而非是一个阶级一种典型，只要人物个性的鲜明独特中可见出一定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的某些特质，就可以说是典型形象。“‘典型’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复杂的，正面的、反面的、伟大的、渺小的，形形色色，只要能反映人生社会某方面的本质特征的人物形象都可以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只是‘典型性’的强弱取决于其生活涵盖面的大小。’图典型环境也应该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除了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以外，还有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等等。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有许多作品刻画出了具有典型意味的典型形象：池莉的《烦恼人生》中为生活所累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印家厚，在不如人意的生存状态中所遇到的诸多烦恼，具有相当的典型色彩。作家自己也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工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工人，印家厚一天中不可能遇上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但这些事都是真的，所以武钢工人读后都说自己就是印家厚。”这种能够代表整个工人整体的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典型性。方方的《黑洞》中为拆迁所扰的平平常常的拆迁户陆建桥，在尴尬拥挤的借寓生活中所遭到的种种难堪，带着一定的典型意味。作家方方也说：“往深处想想，自认为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个个的陆建桥。”历这种代表了生活在都市知识阶层的陆建桥，就呈现出深刻的典型性。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为家庭琐事所困的小公务员小林，在无权震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权力的生活不得不是一出卑琐的滑稽剧。”小公务员小林这种没有权力的生活，就带着鲜明的典型色彩。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为粮食所苦的乡村妇女曹杏花，在穷困潦倒饥饿生涯中的悲哀人生，就充满了生动的典型意味。程德培指出：“我觉得，刘恒的小说总不让人好受，它们就是那一声声凄厉的呼喊，不同的只是这呼喊声是被历史和现实吸了去，被活生生大写的‘人’吸了去。’通过曹杏花的悲哀人生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不就具有深刻的典型特征吗？谈及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这说明作家并不排拒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但明显的事实是扬弃了那种急功近利地传达政治观念的所谓‘典型化’的原则，因而对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不作人为的净化处理，也不作结论性的指向，而是尽可能地呈示其复杂态势和原生本相，使文学对现实形态的涵盖或观照更趋全面、整体、本真，以引发读者的体验和思考。’历这是切中肯綮的。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因此，有人指出：“‘新写实’在这两点上与现实主义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也要反映生活本质，也要进行典型化，当然，也包含着它的新发展。’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显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在工作负责，生活枯据的高人云身上，可见到当代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方方《行云流水》）；在晋升为地区副专员的金全礼身上，可看到现代官场升迁背后的种种内幕（刘震云《官场》）；在耿直率真的小百姓杨天臣身上，折射出自抗战直至文化革命的坎坷历史（刘恒《力气》）；在开朗勤快的售货员猫子身上，坦现出下层市民平平常常的真实人生（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至于曾镇南认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那对恋人，似乎是有些放肆有些无聊的，但他们仍然是尽职而本分的劳动者，他们是懂得关照别人、想到社会和国家的，他们活得劳累、苦涩，但绝不是阴郁的恨世者。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芙会众生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此，有人认为：“实际上，‘新写实’并没有放弃‘典型化’原则，它所放弃的只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黑白分明、两极对立的‘简单化’原则。” 倡导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刊物《钟山》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就指出：“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确实，新写实小说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它可以归人现实主义创作的范畴之中，但它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它在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第二节  新体验小说 一、概述 1993年9月25日《北京文学》编辑部邀请陈建功、赵大年、母国政、刘庆邦、许谋清、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决意联合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大联展。1993年11月9日《北京文学》又邀请在京的毕淑敏、徐小斌、刘毅然、齐庚林、王愈奇等10位青年作家举行组稿会。以后《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期起，开始接连推出“新体验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94年4月7日《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新体验小说”座谈会，陈建功、赵大年、刘恒等对于“新体验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文学报》却接连在1994年3月3日发表《迎合的悲哀  世俗的胜利》、在1994年3月24日发表《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两篇上海部分作家、评论家的谈话录，对“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新体验小说”的“亲历性’等主张背后隐匿的是迎合世俗的倾向，并对陈建功的《半日追踪》、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这两篇作品作了否定，提出扯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究竟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的质疑。 阅读了发表在1994年至1995年《北京文学》上的全部40余篇“新体验小说”，我觉得《文学报》对“新体验小说飞作之初发表的作品的评价，似乎有过于仓促和片面之处。现在回头细细地全面审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总结“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得失成败，这对发展当代文学的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曾说：“‘新体验小说’之提出，是在1993年岁末的事。新年将至，《北京文学》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于是便有了北京一批小说家们以研究文学现象为话题的一次聚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北京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的感慨是，我们怎么好像成为试管里的一团蚯蚓？我们只能互相吸吮着对方身上的养分，吸吮着别人书中的养分，顶多了，我们还吸吮着翻译家们咀嚼过的外国文学的养分……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苍白。文学呢，文学也因为情感的苍白而苍白。……我们相约去写一种带有个人亲历色彩和传递个人鲜活体验的小说。”陈建功道出了“新体验小说”缘起的过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明显存在着脱离生活的倾向：“寻根文学”将目光投向远古时代，去寻觅文学与文化之根；“先锋文学”把视角放在文学形式上，在形式的追求中玩味个人隐秘的情感；被称为“后现代派作家”的创作常常以荒诞色彩的故事，突出生存的无奈和无望，表现出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文学创作的“向内转”使文学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民众，作家只是在书斋中寻找养分，缺少对生活的真切体验，缺少对民众丰富而平常生活的了解。“新体验小说”的倡导者对文坛的这种现状深感不满，从而倡导一种具有亲历性、可读性的“新体验小说”的创作。  二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1．亲历性：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基点。 陈建功说：“在我看来，所谓‘新体验小说’，首先是叙事者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要把亲历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亲历性将是这类作品的勉力所在。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新体验小说”的作者都走出书斋、走出沙龙，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赵大年指出：“为了实现亲历性，作家必须亲身参与。不是旁观者，不是记者采访新闻，更不是高高在上当社会的评判员。也不是作家式的深人生活，‘走马观花’，‘下马观花’都不行。最好隐姓埋名，亲手去干你要写的事，去当一段你要写的那种人。”《北京文学》在1994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说：“新年伊始，本刊希冀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于是，便有了对本刊坚持‘二为’和‘双百’办刊方针的重申，有了此次联合上一批著名作家，共同发起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为读者奉上一批‘新体验小说’的举措。”深人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可以说没有亲历性就没有新体验小说。在“新体验小说”的这种倡导下，许多作家真正隐姓埋名投人生活，写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新体验小说”。毕淑敏以晚期肝癌病人的身份住进了北京某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临终病人的生活和感受，写出了探索死亡的《预约死亡》。袁一强租借了一辆三轮车，他说：“真刀真枪的当了一把‘板爷儿’，实实足足地出了十天臭汗。这才有了我这篇用汗水泡出来的小说《“祥子”的后人》。”王愈奇蹲了近一年的换房站，亲历了换房的过程和了解了换房的内幕，写出了生活气息浓郁的《房主》。王样夫光顾湖北桃花冲，寻访民办小学教师和学生，落实被村支书移花接木的助学款，写出了生动真实的《破译桃花冲》。关仁山在海滩与捞尸老人相处，写出捞尸老人生存的尴尬和心灵的沉浮（《落魂天》）。张洋下舞厅学跳舞，表现老年人的生活与心态（《舞星族》）。母国政去酒馆与酒客们对饮聊天，摹画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在小酒馆里》）。李功达请枯坐街头的木工上门打厨具，描述打工仔的坎坷人生（《枯坐街头》）。齐林庚去殡仪馆观察生活，描写丧葬工的故事和情感（《殡仪馆里的故事》）。如此种种，这种亲历性的追求，正如陈建功在《新体验小说选·序》中所说：“正是在这样相互的启发下，北京作家们进行着并且正在继续进行着‘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实践；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医院’和濒死者共处，到街头的民工中探访，到儿时生活过的山乡寻旧……”由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亲历他们过去陌生的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都市城镇、农村山乡，舞厅、酒馆，医院、病房，播音室、殡仪馆，法庭、股市，街头、小巷……，给我们展示了多么丰富的现实生活，为我们录写了多么生动的真实人生。 母国政认为新体验小说创作应该回避深刻。他说：“对我说来，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我就心满意足。普通人的遭际，他们的欢乐和不幸，特殊时刻心灵的颤栗，都是我愿意关注的。……至于《在小酒馆里》，更是摹画普通人生活形态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真人真事，我只是把两个小酒馆里的人物集中在一起了。这样的东西当然与‘深刻’无缘，但我心安理得，这就够了。”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成为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本内容，“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大多反映变幻的时代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有些作品写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知识者的生存状态：流浪古都文人的人不敷出卖稿为生（古清生《流浪古都》）；怀着作家梦的青年闯荡都市却难以安身（陈银《一样的天空》）；受到发财诱惑的主治医师却在手术台上遭到失败（毕淑敏《预约财富》）。在写出知识者尴尬的生存状态时，透露出作家们对脑体倒挂分配不均的现实的不满。有些作品写出在社会变革中劳力者的生存状态：由于出租车多了以后，古都板爷儿们每况愈下的生活（袁一强《“祥子”的后人》）；由于到海滩游泳的游客增多以后，捞尸老人以捞尸为业的人生（关仁山《落魂天》）；由于经济发展以后，民工们进城打工的坎坷遭际（李功达《枯坐街头》）。在写出劳力者以血汗换钱的生存状态时，表达体验了他们生活的作家们的理解和同情。有些作品写出在社会走向老龄化途中老年人的生存状态：退休老人学步舞场，以充实退休后孤寂的生活（张洋《舞星族》）；离休干部的门庭冷落经济措据，写出世道的冷暖人情的凉薄（刘庆邦《家道》）；退休老人在小酒馆饮酒聊天，发泄对社会现状的牢骚和不满（母国政《小酒馆》）。在写出老人们历经人生沧桑退休后的生存状态时，也含蓄地道出作家们对社会老人问题的思考。有些作品写出在商业大潮的起伏中老板经理们的生存状态：柯子江从手无分文惜机下蛋办合资小厂开始，九年后成为年产突破2亿的企业家（许谋清《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中越自卫反击战场上下来的谭伟德，成了香港颐指气使挥金如土的大富豪（杨屏《战友在香港重逢》）；原来是村团支书的尹思源，当上厂长后却花天酒地嫖妓女找情人最后被押上法庭（王祥夫《审判》）。在写出他们走向富裕之路的同时，也道出了必须注重精神财富追求的思索。新体验小说的创作，以其丰富生动社会生活的展示，以其对普通人生活形态的录写，再现了当代社会真实生动的人生，新体验小说不在意于创作的深刻深速，而关注作品的真实与生动。由于新体验小说创作的亲历性特征，它们的取材具有鲜明的纪实性色彩，无论是小酒馆里酒客们的饮酒晤谈，还是大街上板爷儿们的拉车聊天；无论是医院里病人们走向死亡的过程，还是舞厅里舞客们寻欢作乐的场景，在新体验小说中都以亲历者的视角写来，带着鲜明的纪实性色彩，富于生活的真实性。 2．现时性：新体验小说的叙事方式。 由于新体验小说强调创作的亲历性，这使他们的创作具有现时性的特征。兴安在谈及新体验小说的艺术表征时认为，新体验小说的“现实性似乎用现时性更为确切，因为它严格限定了作品题材的时间范围，即所写应该为现时态所发生的事物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体验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血缘关系”。这是切中肯镇的。作家们隐姓埋名跻身于他们所体验生活的人们中间，努力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录写他们的生活和故事，瞩目于他们的经历与情感，以平实的笔触真实地记下他所了解他们的生活与人生。现时性，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 新体验小说在关注现时态的芸芸众生生存状态的同时，常常揭示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具有现时性状态的问题，显示了创作新体验小说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创作中触及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都市人对乡下来的民工的欺凌与歧视（李功达《枯坐街头》），富起来的乡民们却仍然充满着狭隘的宗族意识（许谋清《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乡村干部对乡民的任意捆绑欺凌（刘庆邦《泥沼》），用公款高消费导致人们的走向犯罪（王祥夫《审判》）；为了获取金钱却导致人性的沉沦（关仁山《落魂天》），乡村支书的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王榨夫《破译桃花冲》）；高干子女的以权谋私仗权盈利（母国政《在小酒馆里》），由于定指标而酿成了人生悲剧（杨屏《战友重逢在香港》）……这些种种具有现时性状态的社会问题，揭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间滋生的必须引起人们重视的弊病和问题，虽然作家们并未在作品中直指这些问题，但是在作品对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录写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露了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现时性作为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首先表现在他们常常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写故事，以第一人称的所见所历叙写作家所亲历的生活，描绘“我”所接触的人和事，有时以作家的化名为作品的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这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它现时性的特征。王稼夫的《审判》以第一人称王祥夫的视角，以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对尹思源案件的审判，叙写尹思源的犯罪过程。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以第一人称穆同志的化名，在小酒馆里与酒客们饮酒聊天，录下在小酒馆的所见所闻。李功达的《枯坐街头》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雇佣枯坐街头的木匠严志勤，从他的嘴中掏出民工的悲哀故事。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用严以祥的化名，叙写自己拉三轮车的生活体验和板爷儿们的人生故事。徐小斌的《缅甸玉》用参加临沧笔会后去中缅边境小镇看玉的作家“我”的见闻，写出发生在中缅边境怄族女儿和缅甸玉石商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故事。刘庆邦的《家道》以回乡探望卧病岳父的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描写岳父在位和下台后退异的生存状态。王祥夫的《破译桃花冲》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写去大别山桃花冲将被村支书私下挪动的助学金，又恢复给原来确定的8个救助对象的经过。齐庚林的《殡仪馆里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发生在殡仪馆丧葬工中间的故事。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读来令人感到真实而亲切，读者如跟随着作家一起去观察感受各种生活和人生。有人指出：“细细品读这些作品时，我发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新体验小说’过多地强调了叙述者‘我’的因素。这个叙述者与传统小说中的‘我’是不尽相同的，它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东西。有时读者甚至会把‘我’与作家自身叠合在一起。”这种把作品中的叙事者“我”与作家自身叠合在一起的理解，与新体验小说的亲历性相关。虽然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以许谋清和“我’作为叙事者，刘湘的《黑凤冠》用第三人称“连枢”视角叙事，储福金的《放松》以作家方周益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徐坤的《从此越来越明亮》用姓徐的作家的第三人称视角描述故事，但读者仍然会将这些叙事者与作家本人联系起来，把这些作品中的叙事者称为准第一人称叙事大概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新体验小说强调创作的亲历性，因此作家们常常以亲历者的亲历过程，构成作品顺时序的叙事结构。他们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而重视亲历过程的真实生动，不追求作品结构的精巧严谨，而看重作品构架的自然流畅。陈建功谈及新体验小说的特点时说：“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亲历’就成为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也就是说，叙事者将和被描述者一起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叙事者亲历线索，动作线索将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王梓夫的《破译桃花冲》以亲历者“我”去桃花冲的亲历过程构成作品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小说先写“我”未进桃花冲遇到原大学同学现任区长司徒秋雨，他为处理一桩镇党支部书记嫖妓案而怒气横生。再写司徒秋雨陪“我”去桃花冲路遇受“我”资助读书却又失学的女孩方固固，插叙“我”来桃花冲的原因——“我们救助的8个孩子，6个失了学。原因是党支部书记冯土地偷猎换狗，把我们的救助款重新分配给了别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是冯土地的亲枝近脉，或者是给他送礼的马屁精”。接着写进村遇见一个补栽玉米的老汉，问及村小学的事他一问三不知。“我”与司徒来到桃花冲小学，得知冯支书辞退了胡老师却聘用了他的白字连篇的毛脚女婿田大山。我们找到胡老师，他正想离开桃花冲出外打工。我们找到冯土地，司徒区长按“我”的要求处理了事情，司徒另给桃花冲6个“希望工程”指标、并将田大山送进县师范学校进修两年。小说以“我”去桃花冲的亲历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形成该作品自然流畅的结构，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为非作歹、司徒区长的为官之道，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揭示。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以许谋清回乡求证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问题的过程，形成作品的顺时序叙事结构。刘庆邦的《家道》用“我”回乡探望卧病的岳父的经历，交代岳父一家衰败的经过。王梓夫的《审判》以“我”参加对罪犯审判过程顺时序的录写，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关仁山的《落魂天》用“我”与措尸老人的交往经历，叙写捞尸老人的生活和人生。这些新体验小说，大多有着一个主要事件，作品往往以一条比较明晰的亲历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展开叙事，而另一些作品常常却没有一个主要的事件，虽然作家也常常以第一人称的顺时序方式展开叙事，但是作品大多呈现出把空间的转换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的情节也常常带着片断性的色彩：如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以先后的三次载客。与板爷儿们的几次聊天形成作品的主要内容；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以不同的人物面对死亡的态度构成内容，“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我’”。母国政的《在小酒馆里》以“我”与酒客们在小酒馆里的几次饮酒聊天，形成作品的主要内容。王愈奇的《房主》用“我”在换房站换房的几次经历，叙写发生在“房虫”和换房人之间的故事。这些几乎无故事的人生，在作家们第一人称的顺时序的叙写中，显得生动而真切、丰富而传神，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3．体验性：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 新体验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小说创作不同，它除了强调创作取材的亲历性以外，还注重作家叙写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正是这种体验性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将艺术创作的体验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体验概念对确定艺术的立足点来说，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由此，艺术作品就被理解为生命之完美的象征性再现，每一种体验似乎正走向这种再现，因此艺术作品本身就被表明为审美经历的对象，这便得出了一个美学结论：所谓的体验艺术是真正的艺术。”虽然伽达默尔过于看重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体验，但是体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确实是不能低估的。许谋清谈到新体验小说创作时说：“我的新体验小说，重点写我，面对客体把我立体化，也就是解剖面对客体的我，把我的体验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这种把自己对新的生活的体验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使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具有真挚平实的情感内涵。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大多选取自己相对比较陌生的生活领域，作深人的生活体验，这种亲历性的生活体验带着十分新鲜的感受和色彩，作家们不再以传统的启蒙者或代言人的俯视视角观照生活，而是以平视的眼光观察生活，在录写其所亲历的生活与人生时，突出地叙写自己对这些生活与人生的独特体验，这构成了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袁一强在谈到他的《“祥子”的后人》时，他以《体验板爷儿的酸甜苦辣》为题诉说了他的生活体验：“‘打的烧的是汽油，我们烧的是人血！’我从心里喜欢我的同行们常用来反击的这句话，并从亲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内涵，体验中的苦、辣、酸、甜就像令人回味无穷的怪味豆，让你忘不掉它。”“如谈感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体验不体验不一样。”《“祥子”的后人》在叙写了板爷儿们的人生时，在勾勒了板爷儿老苏头、龙井鱼、大鼻子的影时，在生动地刻画了坦诚老练的板爷儿大组长郭长林、憨热情的板爷儿时永和的形象时，突出的描述了体验生活的严以祥先后拉两个北京妞、一对老外、一个嘴损的瘦子的的经历和感受，那种暑热中大汗淋漓踩三轮的体验，那种没有向老外要高价被同伴奚落为“大屎”的感觉，那种被嘴损的乘客“当马赶了一回”的窝事囊感受，在作家的笔下都一一真实地描出。季红真在谈到新体验小说时认为：“‘新体验小说’在实际上理解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主要内涵之一。